赵启正: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沟通,刚才说过是跨文化的沟通,才有好的效果。中国人需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西方人也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都不要另眼看待另一种文化,这样就容易了解对方的真实的情况,包括真实的心理、真实的思想。
要逐步减少跨文化交流的困难,就得克服思维的惯性。比如说对中国的看法,由于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因此许多西方政治家摆脱不了冷战思维,这个思维的衰减确实是很慢的,甚至会以当初观察斯大林和杜鲁门时代的观点来观察今天的中国,难免是错误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鸿沟会使人产生偏见。我曾经和一位美国著名的犹太人组织的领袖有过一次对话。我说,我很钦佩两个犹太人,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爱因斯坦。他回答我,您只说对了一半。也就是说,很多其他民族的人至少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作为同胞,却不承认马克思。这完全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否定了自己民族的杰出代表。
奈斯比特:这个故事很有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多丽丝:我们的讨论已经渐入佳境,已经逐渐深入,我还想回到我前面提到的邻居的例子。一个邻居搬入一个新的街区的时候,周边的邻居就会散布很多关于这个新邻居的种种谣言,也许有很多邻居先入为主地接受这些谣言,日后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而这个新搬入的邻居可能也有一些历史包袱,应该如何来面对?我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当然是报喜不报忧,你只说你光彩的一面,不说你过去的那些事情。还有一种是坦诚面对:我有很多有光彩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当然了,这样做也并不容易。比如说奥地利,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历史中走出来,整整花了50年的时间,才坦然地面对了它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现在周边的邻居就要求这个新邻居立刻坦白一切,而这个新邻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自己家庭内部的历史。
赵:这使我想起了孔夫子的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语出《论语·里仁》。)中国人相信如果自己品行好,就一定能得到邻居的理解,有好的邻里关系。
奥地利人很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那段历史之后,会给奥地利带来新的荣誉。中国有一句话叫“放下包袱,继续前进”。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有时也会幽默地说:希特勒不是我们国家的,而贝多芬是我们国家的。
您喜欢用邻居的例子,我把它再发挥一下。在一个社区内,某一个家庭有内部矛盾,也许要离婚了。这时候,让这个家庭团结起来的办法就是去和邻居吵架。当和邻居有冲突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内部矛盾就消失了。在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有两位金融界重要的人物说,都怨中国人,因为他们买了美国太多的国债,让美国人觉得自己有钱,因此无度地花钱。因此,当家庭内部有了矛盾的时候,就去骂邻居,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奈大笑)
多: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就失去了他们过去的敌人,就没有靶子了。
奈:我曾经私下里会见过一个俄罗斯官员,他提到,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曾经对一位美国人说:“我们将对你们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拿掉你们的敌人,我们会让你们失去靶子,失去敌人。”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没有它既定的敌人了。你就不能再把你的错误推卸到苏联的头上了,失去了替罪羊,没有靶子了。
摘自《对话中国模式》(中)赵启正、(美)约翰·奈斯比特、(奥)多丽丝·奈斯比特著 新世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