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

    一

    根据梁涛先生的看法(见2009年12月7日本报《国学版》之《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传统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既成之物,是现实生活之当然的依据和标准。他的论据有两个：1、轴心时代的智者奠定了民族自我理解的基本框架;2、文化的连续性和超越性决定了传统对现实、对未来具有永久性的价值。

    我的观点是,即便存在一个轴心时代,它也不能一劳永逸地穷尽真理。固然,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而把目光投向永恒,那不过是他们从自己寄身的洞穴里对万物的真相和人类的本质提出的愿望与设想。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真理是,人没有本质而只有历史,人的本质只能历史地呈现并向未来敞开,所以不会有哪个既往的时代会成为不可超越的顶峰———那样的看法违背了我们的生活实践的经验和常识,也不符合我们作为自由主体的自我期许。

    文化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却并不具备超越性。文化不是带有魔力的历史的遗留物,而是人类生存的形式与方式。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进行文化建构和解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种种制度和观念遗存,为历史赋予一种可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便是传统。传统不是超越性的既在,因为人就生活在传统之中,时刻为传统所生成并生成着传统。

    人们认为传统值得弘扬是因为它耦合了现实的需要,触发了社会大众的欲求———我们所弘扬的内容其实是生成于我们生活实践中的东西,只不过借用了传统的形式而已。然而,传统一旦被“弘扬”,它便被固化、被切割了,就像被供奉在庙里的神灵,剩下的只是一堆木石泥胎。这样“弘扬”的结果很容易走向反面：对现实的误导和遮蔽———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现实的真问题而迷失在故纸陈堆里。一个自信的、开放的民族是不需要乞灵于传统的,因为对任何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他都能兼收并蓄。

    梁涛先生“国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将传统从历史中抽取出来并分解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不同成分,然后“从正面去积极地加以弘扬”。

    撇开历史的、现实的内容,将传统的“积极方面”抽取出来,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事实上,人们所能从传统中抽取出来的“积极的”东西,只是一些有待发挥的价值信条和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而已。固然,它们曾经内涵着鲜活的现实内容,但这些“精华”的文化种子只有扎根于人们生产和生存斗争的社会实践并接受了现代价值的灌注,才会重新获得生机。人们可以拿这些传统的东西去“转化”,去“返本开新”,只是不要忘了那是“旧瓶装新酒”,因而没有必要对瓶子顶礼膜拜。

    梁涛先生还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同时“提倡、弘扬正面的价值观”本身,也就是对传统消极内容的批判和否定”。

    那么,我们要问：一个医生,不去研究病人致病的机理以根除病因,却致力于赞美病人体质“积极的”方面,表达对细菌和病毒的“抗议和控诉”,病人会康复起来吗?尤其是“积极的方面”的认定并不是经过对病人生理机制的剖析得出的结论、而只是根据想象和愿望贴下的标签时,这种纸面上的念念有辞就只能算巫师行施的交感法术了。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积极的”、“消极的”因素本来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

    二

    梁涛先生对刘先生的批评,一是认为刘先生的“阴阳组合论”是“执其一偏不计其余”的“一分法”,而他自己那种“着力于对传统优秀部分的弘扬”的方法是“二分法”;“一分法”强调传统中消极的一面,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将后者化约到前者”。

    刘先生用“阴阳组合结构”描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点：每一个命题都是由一阳一阴两个方面构成的,其中阳的一面是主导性的,阴”则是对“阳”的必要反制和补充。如“君本”与“民本”构成一个组合命题,两者相须而在,“民本”是“君本”理念的题内应有之义。这种方法是基于对事物内在矛盾样态的结构性描述,同时关注两面而抓其根本。试问这样一种具有丰富辩证法内涵又切实有效的、对思维对象的把握方式,怎么成了不管青红皂白的“一分法”?难道抛开适用的环境条件、剔除具体的历史现实内容,想当然地把传统中的“积极成分”普适化,反倒成了“二分法”?当那些“不积极”的成分被悬置、被虚化的时候,所谓“二分”跟“一分”还有什么实质的区别?

    至于批判刘先生“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则实在是悬鹄以射,中而不肯。刘先生一直强调在历史的环境条件下认识问题,反对抽空了现实生活内容而无限发挥,并没有用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来否定文化和道德理想的价值;他主张“在分析、再创造中汲取”传统文化的“某些养分”(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反对无条件无原则地对传统予以“认同”;他主张任何文化传统都有优秀的成分值得认真汲取,而现代文化只有在追求现代理想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创造出来。总之,他只是强调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和评判文化价值,而从来没有将两者混同起来。

    三

    二是批评刘先生延续了以简单进步论和阶级分析为特征的“左倾”思想,强调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而忽略其连续性和超越性。

    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而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因而文化没有超越性。至于对其连续性的把握,恐怕要以对其阶段性、时代性的认识为前提。刘先生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判断,如“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以及“(儒学)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更多是阻力”,等等,建立在对历史、对现实的严肃考究上,决不是在套用某种过时的简单学说。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建设有赖于以公民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的创造,而创造现代文化所需要的思想资源是传统所无法提供的。如果说这样的社会历史观是一种“简单的进步论”,则梁涛先生那种把现实生活的依据和标准寄托于过去、一定要“返本”才能“开新”的主张,岂不成了“简单的退步论”?至于说阶级分析方法,尽管由于曾经被滥用而名声扫地,迄今为止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分析工具。倘若要指责刘先生“在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作简单对应”,只是着眼于“深挖古人思想的阶级属性”,恐怕需要拿出事实依据来。

    四

    三是批评刘先生“对古代王权做了无限的夸大,将历史中的部分现象、事实当作了历史的整体甚至全部,又将复杂的文化现象还原到王权上来,想用王权主义对其一一进行说明”。

    刘先生强调古代社会“政治支配经济”,王权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只是在强调王权对社会的笼罩性,他从来没有说古代社会除了专制主义思想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具体表述中,刘先生用的是“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或‘主旨’是王权主义”这样的字眼。王权大一统思想当然是要支配一切的———从生产、生活资料到人的情感和欲望,但主观志向并不等于实际能力,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空缺和缝隙。任何统治体系都不可能彻底控制所有人的思想、情感和欲望,这应当是无须论证的常识,所以,用“历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诗宋词,有四大名著,有玄学、理学,有一批思想家的涌现”来否定王权的支配性和笼罩性,实在是没什么道理的。

    梁涛先生还以“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只到县一级,且人数有限,往往只有两三人,王权以下是地方自治传统”论证王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这是把王权政治固有的支配性和中央体制的实际控制能力混为一谈。王权主义是一个价值系统,它不仅通过国家机器贯彻自己的意志,还通过种种形式的“教化”把自己的理念播植于人心。大一统的专制王权建构的是一个向心式的有机秩序网络,有控制力薄弱的边缘,但不存在一个自主、自治的地方：且不说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建立的严密的保甲联防制度,通过乡绅将地方牢牢归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就是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穷乡僻壤,也是王权的天然盟军———父家长权———在实施控制。所谓地方长老,不过是具体而微的国王,他的统治可能是温情的,但绝对不会是民主的。

    至于王权积极的一面,刘先生从来没有否认过。刘先生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生产资料的分配入手,落实到授田制与军功制结合的历史实际,他分析了专制王权产生、强化的途径与过程;从“道”、“圣”、“中”、“和”、“君臣”等核心概念和“天王合一与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君本与民本”等阴阳组合命题的解剖入手,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要素和结构;从“臣民意识”的培育、“明君清官神话”的产生、“尊君崇圣”理念的贯彻,谏议制度的实行、朋党政策的调谐等权力机制入手,分析了王权主义政治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方式及其种种表现形态。刘先生的最终结论是,专制王权是传统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和资源运作与分配体系;而作为其政治文化之精魂的“王权主义”或者说“君主专制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也是社会正义的源泉和依据。

    从梁涛先生一句“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可以看出,他把专制仅仅看作人为创设的一种负面的政治体制。显然,刘先生没有对“专制王权”进行“善”或者“恶”之类定性评价,而是从本质上把它归结为一种原发性的社会秩序,承认它的文化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

    大致翻一下刘先生的著作,就会明白,他强调现代价值必须从解决当前问题的生活实践中成长起来,却从来没有片面否定传统特别是儒学对于当前和未来的意义。早在1962年,他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孔子的富民思想》一文,对孔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现代学术史有所了解的人或许记得,文革后最先从正面评价儒学与孔子并形诸文字的,首推刘先生和庞朴先生两人(见刘泽华《砸碎枷锁,解放史学》,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在其代表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刘先生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春秋时期“从面向神明而转向人世”的社会思潮的“集大成者”。总之,刘先生绝不是否定一切的文化虚无论者,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而与时俱进的,从中找不到激于意气的偏执之论。梁涛先生批评刘先生“过多地把道德义愤带到学术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权,结果把古代社会说得一片漆黑,将传统文化彻底妖魔化”,不客气地说是无的放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去想象别人的感受。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