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青年有责。巴黎和会上中国主权受辱的消息传回国内，“五四”青年愤怒了；日军蚕食中国，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则有抗战青年挺身而出。从“五四”到抗战，青年向来是爱国救亡的先锋，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浇灌着少年中国的梦想。进入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建设目标，青年的责任尤为重大。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世纪的青年要勇敢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就要不断地锤炼自己，以百年来青年的热血浇筑自己，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这也正是我们纪念“一二•九”运动的真义所在。齐同、杨沫都是“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他们的小说创作不仅留下了历史现场的记录，更细腻地叙述了一代抗战青年的成长，这是专门的历史著作所不能呈现的。今天，重读有关“一二•九”运动的文学作品，通过语言文字触摸历史，捕捉历史的面影，感受其中跳动着的青年的爱国心，这是一种纪念。纪念是为了传承，是为了不忘初心，完成先驱们未曾完成的历史使命。
——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后仅仅一天半，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就销售了500多本，之后更是赢得了从文艺界到普通读者的普遍赞誉之声。与国内出版传播的情形相似，《青春之歌》很快就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介绍到国外，成为很多国家青年人喜爱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之一。《青春之歌》借助于以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人在革命洪流中改造与成长的心理变迁，告诉读者改造和成长是青年人的天职，《青春之歌》唱响了革命青年成长的序曲，诠释了青年人成长的渐进，理想的多样，信仰的坚定等人类发展的共同理念。
/壹/
在详细阅读《青春之歌》之前，读者的阅读视野都应存有耳熟能详的文学史对此部小说的阐述：它主要通过对小知识分子林道静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个人反抗到最后投入时代洪流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的“苦难历程”生动叙述，形象地展现了“九•一八”到“一二•九”（1931—1935）这一时期爱国学生运动的历史风云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田中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因此，《青春之歌》不可避免地被归结到社会政治小说之列。那么实际情况如何？《青春之歌》是最后出版时杨沫所使用的作品名称。其实在此之前，该小说先后有从《千锤百炼》到《烧不尽的野火》的名称变更。这部小说是杨沫在生病之际，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有关抗战时期故事的前提下，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所构思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孕育期在1951年9月25日，杨沫草拟了全书的提纲，并初拟定名为《千锤百炼》。到了1955年4月底，这部书稿的初稿终于完成，共计35万余字，书稿的名字也由《千锤百炼》更改为《烧不尽的野火》。该书的出版非常不顺利，既有出版社的原因，也有书稿本身的问题，故此杨沫对此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直至1956年6月20日才修改完成，最后将书名定为《青春之歌》。如果仅仅从书名变更的纵向演变来看，从《千锤百炼》到《烧不尽的野火》，再到《青春之歌》，可以凸显出杨沫对作品情感阐述和主题表现的变化。《千锤百炼》和《烧不尽的野火》从词语的感情色彩上来讲，更加具有鲜明的情感诉求和时代烙印，表达了作者希冀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历史事件的描述，表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年轻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坚韧执着的思想品格。这两个作品名字的出现，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民众的心理特征，反映了作者创作时，新中国自上而下高涨的革命热情和作者明确的写作动机。而《青春之歌》则更加具有中性词语的色彩，它突出的是青春歌者的形象。“青春”说明了作品中所表现的对象年龄的界定，这是一个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青春故事，“歌”则表现了作品创作的情感基调，即是用一种轻松愉悦的歌者情感娓娓道来一段青春成长之曲。从50年代后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横向角度来比较，《青春之歌》的命名具有超越时代的鲜明艺术特色。《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1月，此时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高涨的革命情绪和激越的建设热情，使得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表现过往艰难的革命抗战岁月，以此歌颂新中国的小说创作成为主潮。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文艺界迎来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高潮，特别是反映革命斗争年代和新社会建设的小说，更是成为创作的主潮。在《青春之歌》出版的同时，先后有《红旗谱》《红日》《红岩》《山乡巨变》等一大批相同题材的长篇小说问世，相较于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长篇小说，仅仅只是从命名上《青春之歌》就显得与众不同。从语言特性上来讲，《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等长篇小说的命名具有鲜明的能指与所指统一性的特征，无论是“红”和“创业”等词的发音，以及由此反映的主题都具有确定性，带给读者的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感觉，而《青春之歌》的能指与所指就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特别是青春一词，具有更多寓意的空间和想象的可能。无论是《青春之歌》本身命名的横向更迭，还是与同时代同题材同命题的长篇小说名字的异同，都展示出此部作品对青年成长与改造的基本规律揭示，那便是：改造与成长应是渐进性的，不是直线性；也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异于常规的。
/贰/
青年人改造与成长的合情性是《青春之歌》故事情节构思的叙事策略。该长篇小说刚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轰动既指它引起了读者竞相购买的热情，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也指由它所引发的批评界不同的争论之声。特别是《中国青年》在1959年第2期开辟专栏首发读者郭开的《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一文，对《青春之歌》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主要指责此小说“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由此，在全国范围内便展开了对《青春之歌》的热烈讨论。这场讨论不但没有削弱《青春之歌》的艺术魅力，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和传播域界，正如何其芳在《〈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一文中所说的：对于《青春之歌》的吸引读者的程度我还是估计不足的。这次，《中国青年》发起了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我才重又读了它一遍，这一次是一气读完的。读完以后，我好像更多地感到了它的优点，因而也就好像更明确地了解它广泛流行的原因了。由于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何其芳的话语中充满了太多不确定的词句，两个“好像”的使用，使他的评价带有了更多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之感。那么，是什么引起了如此范围之广的讨论？又是什么使何其芳闪烁其词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青春之歌》中对以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人爱情的描写。不可否认，爱情的发展变化是《青春之歌》主要情节推动的线索。通读作品后，你便会感觉到杨沫其实给读者讲述了一个有关青年人的情感变迁的感人爱情故事。《青春之歌》主人公是18岁的林道静，这是一个年轻、善良、单纯的青年人，她为了抗议养母的包办婚姻，便逃离了封建家庭，在北戴河投亲未果、走投无路之际，得到北大学生余永泽的帮助。同样年轻的余永泽通过简单而浪漫的爱情言语叩开了林道静年轻纯洁的心灵。但是，林道静婚后却陷入百无聊赖，在遇到有着坚定信仰和人生理想的卢嘉川后，不觉间，林道静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充满“正能量”的男性，卢嘉川被捕后她便毅然决然地与余永泽决裂。后来，和卢嘉川一样具有坚定人生信念的江华出现在林道静面前，促使她从迷茫中醒悟过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携手江华一起走上自己人生新的征途。从外在的主题来看，这的确是一部有关青春爱情的故事书写。在这样一个全民歌颂新生活，建设新社会热情饱满的特殊历史时期，单纯的爱情书写，便显得有不合时宜之感了。但《青春之歌》不自觉间却充当了青年如何改造与成长这一历史命题诠释者的角色。青年如何成长是“五四”留下的历史命题。郁达夫曾说，“五四”最大的发现便是“人的发现”，而往后历史的演进，进一步证明“人的发现”更多指的是“青年人”性格的独立成长和思想的成熟定型。鲁迅借助《狂人日记》为“五四”文学注入了青春反抗的基调，郭沫若通过《凤凰涅槃》吹响了“五四”文学青春创造革新的战斗号角。此后一篇篇有关青春成长主题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共同的主题多是青年人恋爱的自由与歌颂。这里有《伤逝》中子君、涓生式迷茫失落的爱情，也有《韦护》里韦护、丽嘉式无疾而终的爱情，还有《冲出云围的月亮》中张曼、英式革命恋爱的爱情。总之，这些爱情主题都将感情与时代作为对立面来描写，因此大多数的爱情最终沦为时代的牺牲品。而林道静的出现便解决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即爱情能融入时代的发展，爱情观念的改造才是青年人情感成长的基础和纽带。杨沫在对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构思时，曾认为她是“用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有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有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定的基础”。（《青春之歌•再版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通览全书，这个基础便是爱情观演进变化的过程。因此，《青春之歌》不是着重去描写林道静获得爱情后生活的细节，而主要是刻画了林道静在不同境遇下自己对恋爱对象理念的冲突转变和情感的波折起伏，也就是说，《青春之歌》的爱情描写不在于写“事”，而在于写“情”。在穷困潦倒之际，林道静遇到了年轻的余永泽，余永泽的热情、干练都使初涉世事的林道静感到无与伦比的踏实和依靠，因此她“除了有着感恩，知己的激情，还加上了志同道合的钦佩，短短的一天时间，她简直把他看作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这种情感的产生更多的是人在孤苦无依状态下情感的自然流露，在此情感状态下的爱情归属必然是本能的和自然的。当林道静进入婚姻的围城后，便失去了本有的奋斗方向，也出现了和子君一样的“婚姻围城”：“她的生活整天是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等琐细的家务，读书的时间少了；海阔天空遥想将来的梦想也渐渐衰退下去。”正在沉沦之际，充满信仰的卢嘉川出现在林道静的面前，她“好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什么都倾心告诉了他”，而且“总想靠近卢嘉川，靠近他就觉得安心，好像有保障似的”。卢嘉川的出现更多是在林道静的梦中，因此卢嘉川像一个火种一样，点燃了处于休眠状态的林道静，以后每当林道静处于矛盾苦闷之际，卢嘉川就会浮现在她的眼前，给她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卢嘉川更像是个幻化的力量，林道静对他的爱情应该是崇拜偶像式的情感，在此情感状态下形成的爱情必然是崇高的和脱俗的。林道静在具体的革命实践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另外一位革命者江华便出现在她的生活之中，江华的出现无异于给处于徘徊犹豫中的林道静现实的依托和方向。因此，当江华表达了对林道静的爱意之时：“她突然害羞地伏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并且用力抱住了他的颈脖。”江华是一盏指路的明灯，林道静对他的爱情最终开花结果，获得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更是现实的和真实的。通过林道静爱情心理的不断变化直至成熟的描写，《青春之歌》告诉读者，成长必然伴随着思想的改造和意识的进步。而思想的改造和意识的进步，更主要是通过青年人爱情观的改变来外化体现出来的。林道静的三段情感的经历，恰恰就是她三次思想的递进过程，使她由朴素的崇拜与依附，转变为社会价值的认同与皈依，更使她由民主启蒙主义者，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爱情是青春的主题，而改造和成长必然伴随情感认知的变迁，林道静同样也借助于三次爱情的经历，完成了青春的永恒命题，也就是改造和成长是青年人人生的必然之途，是合乎人类情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
/叁/
阐述青年人改造和成长的合理性，更是《青春之歌》叙述话语蕴含的寓意所在。爱情虽是青春的永恒主题，但是并不是唯一主题，爱情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社会历史境遇的变迁。《青春之歌》便是将以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人情感波动纳入到社会变革的大潮之中，在历史交替的当口展示出合乎理性的人生抉择。《青春之歌》与林道静爱情观的改造和成长，并行的另外一条情节发展的线索便是林道静从一名青年学生转换为社会青年的过程中，如何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最终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形成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都与实际生活中的青年学生运动有着密切关联。在小说中同林道静的爱情发展三部曲一样，她与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由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组织者的三次进变，使她由历史事件的边缘走向了社会舞台的中心。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青年人一直是各类文学作品着重表现的对象，青年学生的命运也经常作为文学作品主要的阐释对象。但这些青年学生大多还处于新旧思想碰撞的矛盾期，还没有找到合理的出口，退又不甘于沉沦的运命，青年人如何在社会转型期更主动地进行自我的改造和成长，便成为此类作品创作需要突破的难题。从青年学生文学形象角色塑造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青春之歌》将林道静个人情感生活与广阔的生活社会结合在一起进行了综合的描述。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的社会角色都是青年学生，林道静、余永泽、王晓燕、许宁、白莉萍、罗大方等，他们都是时代的青年，都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他们也共同经历着由学校走向社会的人生历程。相对于以往对青年学生角色的塑造，《青春之歌》最大的成功便是将青年学生的人生命运和思想转型与重大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在历史交汇的时间点上展现青年学生融入社会的情感变迁和人生抉择，特别是《青春之歌》并非仅仅只是拘泥于学生这一身份，而是展示了作为学生的青年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如何实现这一动态演变的过程呢？为此，《青春之歌》便将叙述的历史背景放置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历史时段之内。特别是作品的落脚点放置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正是在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青春之歌》中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有了合理的归宿，经过了各种考验，以林道静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学生由幕后转向前台，由彷徨转向坚定，完成了一个青年人本有的历史使命。与学生运动同时叙述的另外一条隐性线索便是，林道静在改造与成长道路上与不同的阻碍青年成长力量抗争的过程。林道静之所以能够如此坚定地走向“一二•九”运动的前台，还与她完成了对身边的各种不同的反动社会力量的抗争有着密切关联。她的父亲和养母是地主阶级代表，初恋的余永泽是自由知识分子代表，逼婚的胡梦安是反动阶级代表，叛变的戴愉则是立场信仰软弱阶级代表，林道静与这些人物不断发生关联，她逃离父亲安排的命运、离开余永泽的爱情小屋，拒绝胡梦安的荣华诱惑、揭露戴愉的无耻面目，她每一次的抗战都表明了自己无产阶级信仰更加坚定了一步。抵御了“恶”势力对肌体和灵魂的侵蚀，林道静等进步青年坚毅地走上“一二•九”的历史舞台自然就是顺理成章了。《青春之歌》借助于青年学生在历史大潮中道路的抉择，完成社会角色转变的动态流程，更深一步地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贯通，以此阐述了青年学生改造与成长的无限可能性和合理性，揭示着自古不变的真理命题：改造与成长是青年的天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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