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12月8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国传统的节气——“大雪”。在北平、上海等大都市，政府部门、各级学校逢周日休息，在当时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这一年的“大雪”，却在“休息日”中酝酿着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9日，星期一，是各政府机关正常上班的日子，也是敌伪“冀察政务委员会”预期成立的日期。这天早晨，寒冷的北平街头，涌出数千青年学生，他们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坚决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壹/
新西兰的门罗•贝特兰在《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中写道：
博览群书 2017/12北平当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而中国学生则是该国最活跃的政治因素之一。对日本搞“自治”运动的唯一真正反对者，几乎都来自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团体。正是他们组织了12月9日和16日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充分表明：华北人民并不稀罕日本人包揽下的所谓“自治”。贝特兰的观察基本正确，所谓“一二•九”运动，指的是从12月9日开始的系列青年救亡运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多有叙及“一二•九”运动者。其中，《新生代》是最早专门写“一二•九”运动的长篇小说。迄今为止，这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专门写“一二•九”运动的长篇小说。齐同谈到自己创作《新生代》的因由时说：“人间最值得记忆的，也只有历史；假若我们没有历史，便不能进步。”作为“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齐同更倾向于将《新生代》视为“历史”，他的创作便是对那段历史的纪念。《新生代》开篇叙述两个青年沿着郊外的公路向北平城中走去。他们绕过了H大学的南墙，转过Y大学的西北角，就看见了海淀。隔着Y大学的校墙，他们看到的是未名湖上的塔。小说中叙述的Y大学，就是北京大学。那时，路上铺满了夜里下的大雪，两个青年在“半尺深的雪路”上艰难地走着。大雪，寒冷，是那一年12月份的天气特征。将自然环境的描写与社会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细腻地使用对比、象征、衬托、渲染诸种手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一代青年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斗争不断进步的精神面貌呈现在国人面前，是小说《新生代》主要的艺术特色。“大雪”节气前后，地处北中国的北平寒冷且有大雪都是正常的天气现象。小说中的大雪与寒风，既是当时天气状况的真实描述，也是蕴藉深沉的文学象征。但是，让人感到寒冷的，不仅仅是飘着大雪的冬天，还有日军嚣张的侵略气焰，政府的不抵抗及汉奸阴谋家们的卖国行为。此外，白色的雪花，在小说中也与青年的纯洁和牺牲精神联系起来。小说中写道：在那个寒冷的飘着大雪的冬天，有一群终日到处奔走的青年人，不是为了私人的生计，不是为了个人的恋爱，而是在酝酿着一项的伟大的事业，即“一二•九”运动。《新生代》满怀激情地描绘了这样的一群青年人：在12月9日朗然的阳光下，他们“要在白雪上面去铺红血”，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人们宣告着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无耻！
/贰/
1939年5月，齐同为《新生代》撰写了“发刊小引”，觉得自己在小说中“所要写出的人物，几乎都是属于第四代的”。齐同想要通过小说呈现的，是从“一二•九”到“七七”中国北方青年们的思想变动，齐同所说的“第四代”，指的就是“第四代”的中国青年。青年这个字眼，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当时社会对特定人生阶段的称呼，与当下社会对青年这一概念的使用大不相同。齐同将自己小说中描述的青年称之为“第四代”，且没有任何相关的解释和说明，表明“第四代”这个称呼不是齐同自己创造的，而是已经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的一种称呼，已经流行且众所周知的代际划分，自然无须详加解释。从代际的角度看现代中国青年，辛亥青年是第一代，“五四”青年是第二代，“大革命”青年是第三代，抗战青年是第四代。齐同描写的就是第四代青年，也就是抗战青年。从1911年到1935年，共计25个年头，将这中间的青年划分为四个代际，每个代际平均只有六七年的时间，真的只是各领风骚数年。代际的快速转换，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快速变迁，以及向着现代化进军的焦虑与迫切。有意思的是，早年曾在北平求学且亲身经历了“一二•九”运动的齐同，却说“自己并不属于这一代”，即第四代抗战青年。考其原因，应是“一二•九”运动发生时，已经32岁的齐同觉得自己不再属于朝气蓬勃的青年行列了。齐同在小说中所描述的第四代青年，主要是20岁左右在校的青年学生。齐同为自己的小说取名《新生代》，就是要写新出现的“第四代”中国青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有一批青年学子觉醒了，走出了埋头苦读的书斋，改变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习惯，开始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努力积极地为国家社会的命运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被抗战的惊雷警醒的一代，也是甘愿为抗战奋斗牺牲的一代。这个青年代际的划分，依据的不仅是青年的生理年龄，更是青年们的思想。新生代就是为抗战而生的一代，新就新在青年们将救亡视为自身应该肩负起来的新的责任和使命。
/叁/
1935年寒风凛冽的北平城里，在投降卖国氛围日渐浓郁的严峻形势下，在日本鬼子的刺刀和汉奸组织的大刀棍棒下，一群普通的青年勇敢地站了出来，发出了“反对汉奸组织”“反抗日本侵略”的吼声。“华北虽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新生代》叙述的，就是一个原本老实安分的青年学生，如何被逼离开“平静的书桌”，逐渐走上抗日救亡道路的过程，并通过这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视角，描述了“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经过。“一二•九”运动前夕，陈学海是T大化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从来不闻窗外事，一心读书求学，考试总是第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在哈尔滨读中学的陈学海，目睹家国时局的剧变，对“安分守己”的读书生活产生了怀疑。1932年秋天，陈学海离开哈尔滨来到北平，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摩登都市里，吸引他的不是灯红酒绿的摩登生活，却是更为高深的学问。他重进中学，又回到了埋头读书的生活中。日军侵占东北，虽然震荡了他的思想，他却还是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因为觉得纵使关心也是白费力气，学生怎能管得了政府呢？陈学海的理想是将来能够出国学习国防化学工业，为国家的国防事业作点贡献，尽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然而，他的人生理想遭到了好友魏玲的批评。魏玲和她的男朋友郭用都是地下党，他们认为有理想的青年在读书之外，“也应该留心国事”。中国人本身并不弱，“但是他们没有自由，不弱又怎样呢？”魏玲劝陈学海不要只会死读书，要他不能盲目地信赖不负责任的国民党政府。“不能代表民意的政府当然要反对！我们要把民意组织起来，大家不能一起等着死！”陈学海并没有轻易地被魏玲的一番话说服。两人分开后，陈学海的思想中充满了种种矛盾，魏玲的革命激情与父亲安分守己的要求，使他难以做出选择。可是在陈学海的思想里，有一点是坚信不疑的，那就是魏玲等革命青年都是“纯洁的人”。和魏玲接近的过程中，陈学海觉得她是那样勇敢、认真和细心。真正吸引陈学海的，不是魏玲先进的思想，不是她的革命激情，而是从以魏玲为代表的革命青年身上体现出来的纯洁、勇敢、认真和细心等高贵的品质。齐同没有将青年们的爱国运动写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模样，而是着重写出了时代青年群体中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在对比中写人，这是《新生代》塑造第四代抗战青年最熟稔的使用手法。来自哈尔滨的穷困病弱的刘时与来自广东的富裕健康的陆飞、夸夸其谈却虚有其表的革命者郭用与知行合一又富有热情的魏玲、没有灵魂的革命家杨立君教授与冷静坚毅的革命青年谷静以及积极上进的青年一代与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父辈，这些对比性的叙述和描写，呈现了时代风潮下各种人生的丰富面相。对比不是小说的目的，对比也不是为了给人物贴标签，而是在对比中让迷茫的青年发现真正值得学习的榜样和人生追求的目标，进而写出普通青年真实的成长历程。从做汉奸的堂叔到空谈革命理论的青年郭用、从郭用到真正的革命青年魏玲，陈学海通过自己非常有限的人际关系摸索前进的道路，慢慢找到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路标。然而，当魏玲催促陈学海参加救国运动时，陈学海觉得自己没有入党，对于是否有资格参加心怀顾虑。魏玲告诉他：“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情！”他们发起的救国运动，就是要号召“爱国的人起来”，“用呐喊和力量和血表示不甘屈服的民意”。此后，陈学海参加了学生自治会，担任纠察队主任。但这并不意味着陈学海思想上已经成熟、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了。12月9日，陈学海在学校阅报室将旗子等分发给参加游行的人，然后等候还未到来的人。等到他和刘天鹗、廖希威三人走出校门，在西直门大街等处却没有看到游行的队伍，在二条口上看到对面走来的游行队伍被国民党警察和大刀队挡住了。看到水箭扫射的人群，陈学海犹豫着是继续站在那里还是逃走。这时，另一位同学任可中来到陈学海身边，要他一起去夺警察手里的水龙。陈学海鼓起勇气和任可中从警察的身后打上去，成功地夺走了水龙，成了游行队伍里的英雄。受伤的陈学海掉了队，其间一度感到害怕和危险，战胜内心的恐惧后，才重新跟上了游行的大队伍。事后，陈学海生了一场大病，面对前来探望的魏玲，陈学海坦承自己的动摇和怯懦，魏玲肯定了他的诚实与认错的勇气。在魏玲等人的帮助下，陈学海不断地克服自身的软弱与缺陷，慢慢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青年。真实地叙述普通青年成长的心路历程，不拔高，不虚饰，既写出了青春的冲动和斗志，也叙述了人性中的卑微与怯懦；对于认识第四代青年即抗战青年来说，齐同的《新生代》是不可多得的书写“一二•九”的小说创作，也是一份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
/肆/
小说中，游行时短暂脱离队伍的陈学海在路边碰见了一件小事，这段叙事让小说对“一二•九”运动当天青年和警察的激烈冲突的叙述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延宕。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学生，一个12岁的女学生，眼睛直勾勾地张望着铺子，掌柜知道他们是饿了，于是让小徒弟拿出两个馒头交给那个大学生。男学生让女学生吃，女学生让男学生吃，两个饥饿的学生固执地推让着，路边的人都来围观。一个警察以为这里又在聚会，要来驱散人群。本应对立的双方，随后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男学生和女学生决定把馒头送给警察吃，并说：“他也辛苦大半天了。”这让旁观的陈学海感慨：“人类真是善良的动物呵！”这个细节的出现，并不能够抹杀青年学生和警察之间存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冲突也并不意味着两方就是敌人。青年学生下乡宣传抗日时，武装警察守住县城门不让进城。守城的警察虽然被青年学生们宣传得激动了良心，却还是不敢放青年学生进城。“老实讲，混饭吃，不混就得挨饿呀！我也是老百姓呀！”最后，青年学生不再要求进城，警察则指点他们去旁边村子一个朋友家住宿。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现代青年，首先应该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以及富有民主精神的人。《新生代》以“一二•九”运动为叙事对象，但作者眼中的“一二•九”显然并不专指12月9日这一天，而是青年为抗战进行的持续的艰苦卓绝的系列斗争。《新生代》中的陈学海，曾经听从家长和政府的劝导，只知道埋头读书、钻研学问，不问国事；可是在国家危亡之际，他渐渐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分子。后来，他更是和同学们一起走出北平，到乡村去宣传抗战，为可以预见的中日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一二•九”的游行示威是北平城内的抗战宣传，接下来小说叙述青年们下乡宣传抗战，则证明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绝不只限于上街游行喊口号，他们也是实干家，要用自己薄弱的力量烧起反帝抗日的烽火。贝特兰对北平的学生似乎特别有好感，对他们的抗日活动大加称赞：正如稍后不久事态所显示的那样，当时在北平，唯有学生对形势持有现实主义的观点。他们在市内和周围农村，组织示威运动，呼吁建立“救国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军训和群众组织活动，以便为他们所预见到的，日益临近的战争积极做好准备。他们是主张对日本在华北的入侵实行抵抗的唯一倡导者。“五四”以来便倡导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的到民间（乡村）去的主张，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平的青年们切实地将其付诸实践。青年们的抗战救亡宣传，给民众灌输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这是一场自度度人的新启蒙，也是“五四”启蒙传统的延续。（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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