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废名对周作人只有“愚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周作人堪称“双峰并峙”。与鲁迅的阳刚相较，读者往往力赞周作人平实质朴的文字，雍容文雅的态度。实际上，在五四运动时期，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一系列理论文章的时候，他曾经是抨击社会、切中时弊的；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及国民党清党事件中，他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周作人有明显的前后期，在不少中外人士中，“周氏弟兄”的弟弟其实评价不低。

  虎将无弱兵，周作人弟子辈中贤者众多。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废名就是其中之一。

  废名，原名冯文炳，亦是现代文学上的“特立独行”的存在。当时周作人就认为学生辈的废名的文章是第一位难懂，似是“曲高和寡”，因为废名是在用写绝句的功夫、用象征的方法从事文学创作。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小说作家如林斤澜、阿城、贾平凹、何立伟，明显可以看出所受废名的影响。毫无疑问，周作人、废名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探究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1926年7月26日在《语丝》发表《无题之三》时，冯文炳第一次开始使用“废名”这个笔名（解放后的作品都是用本名冯文炳）。废名最早与周作人的交往是在1921年11月，他把自己的作品寄给周作人，并附信作自我介绍。1923年9月7日，废名第一次赴八道湾周作人寓所拜访久仰的老师。1924年11月，《语丝》创刊，由周作人任编辑。废名便开始在《语丝》发表小说，后来成为《语丝》的重要撰稿者。胡适与周作人都是废名心仪的名人。胡适与陈源主办的《现代评论》于1924年1月创刊，周作人编辑的《语丝》周刊于同年11月17日出版第1期。废名在《现代评论》上只登载过两部短篇小说，但却经常在《语丝》周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感及诗歌等作品，表明他与周作人的关系更为密切。

  1925年6月开始的“女师大事件”中，废名坚定地站在周作人一边。他在1925年12月28日发表于《京报》副刊上的《“偏见”》一文亮明自己的立场：“凡为周作人先生所恭维的一切都是行；反之，凡为他所斥驳的一切都是不行。”并且解释，其实自己的“偏”正是不偏。

  1927年封建保守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主政北京后，立即下令解散北京大学，改回京师大学堂之名，并且没有续聘周作人。废名因此愤而退学，以示抗议。随后，张作霖查封北新书局，查禁《语丝》周刊。周作人和刘半农为躲避风头暂避北平菜场胡同友人家中一周。其间，废名为周作人接送物件、传递消息。

  1928年11月，京师大学堂改名北平大学，聘请周作人为北平大学国文系主任、日本文学系主任，周作人于是招废名复学。废名失学的一年多里，其经济状况一度非常窘迫。一日，他向周作人写信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周作人的一位好友正南下避难，两间小屋空着，周作人便通知废名来住，解了废名的燃眉之急。1929年夏，废名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周作人推荐废名在北大文学系任讲师，为废名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基础。

  在《知堂先生》一文里，废名说周作人是“唯物论者”，是“躬行君子”。废名觉得“渐进自然”四字大约最足以形容知堂先生。周作人给人的印象是真诚亲切、平易和蔼。废名具体举例谈道：“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我以前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时过境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废名说，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和他平时作文的习惯，一样令人感兴趣。周作人作文向来不打稿子，一遍写起来了，看一看有错误没有，便不再看，算是交卷。因为据他讲，起稿便不免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起也就算了。他对于自己是这样的宽容，对于自己外的一切也都是这样的宽容。废名认为中国现代的散文，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耐读的。

  1946年秋，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在俞平伯等人的斡旋下，废名得以返回北大中文系做副教授。由于行程关系，废名特绕道南京。因这时周作人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废名委托时任民国政府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设法，得以到狱中看望周作人。到北平后，废名得知周作人当时家中失去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就常常为周家买粮买煤。后来周作人长子周丰一找到在北京图书馆的工作，废名还为其添置新棉衣上班。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出狱，同年10月28日他回到家中。此时在北大任教的废名就经常去周家，并在经济上有所接济。由于废名这段时间频繁出入周家，与周作人生活上的交往明显密切，因此有同事认为废名立场错误，在北大中文系多次受批评，并让他写检查，承认反思错误。此后，为了自保，废名逐渐减少了与周作人的联系。

  1947年12月19日，中华民国政府最高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二审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利10年。在此情形下，废名仍然借小说流露对周作人的依依不舍。发表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第五章里，废名借莫须有先生的口吻说道，自己在少年时也是因循苟且，同时爱说大话，不求于事有益。这位老人最大的好处便是做事不苟且，总有一个有益于事的心。在同他相处的过程中，看他每逢接着人家寄给他的信件，总是拿剪子把信封剪开一缝口，然后抽出信页来，而一般人则是拿起信件直接撕破信封，抽出内容来看。莫须有先生认为，这绝不是小事，这样表示你不能把事情做好，表现你迫不及待。而且撕破信封对于寄信人也是没有礼貌的。自己的这把剪子便是为了剪信买的，学那老人的举动，练习把事做好，不匆忙。

  在废名眼里，周作人是一位爱智者，是一位可尊可敬的长者。

  在对待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态度上明显可以看到废名对周作人的认同。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在文坛上提倡“言志”文学，就必然要对历来为中国不少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的唐宋八大家，特别是唐代文豪韩愈给予毫不客气的批判，认为韩愈在“识”和“器”上均一无可取。周作人在《谈韩文》中说：

  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矫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谈到韩文我压根不能知道他的好处。朱子说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我想其文正亦如此。韩文则归纳赞美者的话也只是吴云伟岸奇纵，金云曲折荡漾，我却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正是策士之文也。

  周作人还认为，如有人想学滥调古文，韩愈自是上选，《东莱博议》更可普及，剃头诗亦不失为可读之课外读物。但是假如我们不赞成统制思想，不赞成青年写新八股，则韩退之暂时不能不挨骂，他认为韩愈实际上是“文以载道”的祖师，其势力至今尚弥漫于全国上下。探索八股文的病因，周作人在韩愈这里找到了源头。

  废名在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借莫须有先生的话说：“莫须有先生还想补充几句话，他是中国人，他的最大长处，同时也是最大短处，是他做不了八股，他作文总要有意思才做得下去。而他也总有意思，故他也总有文章，而八股则是没有意思而又文章。”废名认为，大约新文学家都不能深入民间，都摆架子。然而莫须有先生不能投朋友所好。他是新文学家，因为他观察余校长喜欢韩昌黎。新文学家别无定义，因为反抗古文而成为新文学家，则莫须有先生自认新文学家不讳。只要使得朋友们知道韩昌黎不行便行了。

  1926年6月，周作人在为刘半农诗集《扬鞭集》作的序中认为，当时的中国新诗已经走出初创期的稚嫩，开始由模仿走向独创。他写道：“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地叙事，更不必说唠叨地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可以说是象征。让我们说一句陈腐话，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我们上观国风，下察民谣，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作为周作人作品的忠实读者，废名对周作人的新诗创作及观念心领神会。因此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新诗创作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较早些作新诗的人，如果不是受了《尝试集》的影响，就是受了周作人的启发。而且我想，白话新诗运动，如果不是随着有周作人先生的新诗作一个先锋，这回的诗革命恐怕同《人境庐诗草》的作者黄遵宪在30年前所喊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百年后人，惊为古澜斑”一样，革不了旧诗的命了。黄遵宪所喊的口号就是一首旧诗。废名认为，新诗光是追求浅显明白的语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艺术手法上有所追求，勇于创新。他看到胡适提倡的新诗虽然是用白话作诗而不作旧诗了，然而骨子里还是旧诗，做出来的是白话长短调，是白话韵文。如果新诗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其结果不但革不了旧诗的命，新诗本身的命运恐怕也不容乐观。因此废名在《小河及其他》中说道：周作人的《小河》，其作为新诗第一首杰作事小，其能令人耳目一新，诗原来可以写这么些东西，却是关系白话新诗的成长甚大。这种观点明显受到周作人文学观念的影响。不过，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是把新文学的源头与晚明文学挂钩，循环论的色彩较浓。而废名则更进一步把新诗和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相联系，显示出神秘的玄学色彩，这一点却是废名擅长，周作人所缺乏的。

   20年代末30年代初，废名一方面保持了他在《竹林的故事》中的田园风格，执着进行艺术美的追求，比如《枣》《桃园》《菱荡》和《墓》等。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企图超越自我的努力，他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准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废名在周作人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文学是梦”的文学观。1927年，废名在《说梦》一文总结自己的创作心得时，发现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乡》，是自己过去的生命的结晶，现在还时常回顾它一下。这简直是一个梦，自己不知道这梦如何做起，因而感到不可思议。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表现人类的精神活动。它的重要目标是赋予语言生命的活力及其可能性的存在方式。在小说创作中，废名秉持一种创新性的反叛品质，追求一种与现实秩序永不妥协的先锋精神，让文学回到自我，呈现艺术的个性。1957年在为《废名小说选》写的序中，废名觉得自己写小说是用写绝句的方式写的，回首往事，仍然给予肯定，认为“运用语言不是容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

  废名小说中人物的符号化，是对人性、欲望以及人的本质的抽象，既象征现实存在又象征精神世界。他努力追求一种抽象性的象征，一种对人为的主观性的理想世界的观照。废名使用一种极端主观的方式看世界，如禅宗意识的引入。这表明废名独特的思维方式及切入现实存在的另类视角，以便使读者在这不完美的世界诗意地栖居。

  如果废名对周作人只有“愚忠”，只是限于跟着说，照着说，废名在文学上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了。不过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