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五篇文字都是围绕“名师”这一焦点而写的。“名人名作”延伸至此，似乎十分自然，而且还可以继续延伸。
师生之谊在人与人的关系里，算是特殊的一种。它同名人的成长，联系紧密：有时是夯实基础，有时是决定性关口的引领。在这方面，名师与父母的作用较为类似，但更多了知识学问、精神品质、社会人事上的个别影响罢了。这种师生的关联，在学界可成门派，在文学艺术领域可演化为流派。只要这个门派和流派实行公平竞争，不敌视派外的人，认为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不是宗派，是对学术的、艺术的发展大有益的。
师生的承传，一般都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表现为历史的代际流传脉络，有“继承传统不断革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意义深藏其内，所以是人类文化延续的方式之一，可以是正面的，也偶尔包含负面的因素。就像在我们中国的语词里，“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都不必照单全盘接受。因为“吾爱吾师”后面，还有“尤爱真理”呢。作者都是来自国内各大学文学专业的中青年教师。他们所选的“受教者”多为著名现代作家、艺术家，而“名师”则包括中外，师生类型多种多样的。正因此，这些师生之间那些事件、那些情感、那些文字，是耐得住寻味的。
除了冰心等不多的幸运儿之外，中国现代女作家大都命运多舛，其中尤以丁玲的一生最为曲折跌宕，充分表明造化捉弄人的不确定性。命运的顿挫起伏有时也呈现为某种传奇意味，从早年开始，丁玲就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有过这样那样的交往。而在这其中，瞿秋白与茅盾对其文学道路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过“五四”春潮的荡涤，到处漂浮着浪漫的幻想，似乎一切皆有可能。一个17岁的女学生，放着马上到手的、那个年代少有的、人人艳羡的高中文凭不拿，硬随着另一个稍大一点儿的女孩到陌生的都市闯世界，据说是要为自己寻找一条别样的生路。奇怪的是，她的母亲居然也支持她这种匪夷所思的想法。
这个女孩就是丁玲，大一点儿的女孩是她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友王剑虹。这是“五四”大潮中涌现出的一对儿精灵，在最热烈的那两个月份，她俩都走上街头游行过呐喊过，也跟保守的老一代有过激烈的辩论。现在，“五四”大潮渐行渐远，但丁玲的叛逆性格并未收敛。离家前夕，她必须挣脱外婆指定的她与表哥（三舅的儿子）的姻缘，为此，在王剑虹的支持下，她在报刊上发文章把三舅（化名）的斑斑劣迹公之于世。她收获到反抗的成果，挣脱了婚约的羁绊。
1922年年初，她们来到上海，进入实际是中共创办的女子学校就读。该校教师主要由中共早期领导人担任，办学意图是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他们都很忙，只是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余来此讲讲课，有时忙了一天，到晚上才赶过来，学生们只好从床上爬起来听课。缺课的事也并不少见。把人招了来，“又不好好教”，一个学期下来，这两个自视甚高的女孩再也不买他们的账了，干脆退学自修。
她们来到南京，在一所高校周边住下。说是自学，其实大部分时间在游山玩水，跑景点、逛书店，我行我素，蔑视凡俗，傲岸不群。实在寂寞了，她们就弄来一团毛线，打了拆，拆了再打。
彷徨复彷徨，她们就这样游学了一年时间。
这年秋天，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南京开会，有的在上海时就与她们认识，如今又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柯庆施、施存统，当然也有生人，这就是瞿秋白，但他很快以渊博的学识、传奇的经历、俊逸的气质与卓越的口才，打动了这两个迷惘中的女孩。在瞿秋白与施存统的劝说下，丁玲与王剑虹又回到上海，在中共主导的上海大学就读。这所大学虽校舍简陋，但名丁玲晚年生活照。师云集，吸引了不少像她们一样寻梦的青年：戴望舒、施蛰存、徐霞村、孔令境、杨之华、张琴秋等，所谓“南有黄埔军校北有上海大学”是也。
她俩进了文学系，这是上海大学教学最正规的一个院系，但这里的课堂仍然不能让她们满意。不过好在她俩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课程，王剑虹对俞平伯先生的《宋词》课颇有共鸣，课下也常常吟咏一番。另一位略显古板的教师给丁玲以很大的教益，这便是后来蜚声文坛的茅盾。他原来就曾在平民女子学校讲英语，采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英译本，让她们领略过俄罗斯文学的深邃。有意思的是，因为这位英语老师，她们有过一次近乎受辱的经历。一天，丁玲和几位女生抱着追星的好奇去拜访名震遐迩的郭沫若，坐定之后，郭询问谁教她们英语，当听说是没留过学的沈雁冰时，郭沫若大笑起来，这群小女生为她们英语老师作的辩解也被淹没在哂笑与戏谑中，她们只好在尴尬和局促的氛围里匆匆结束了这次“朝圣”之旅（李向东等：《丁玲传》，P24）。郭沫若的得意轻狂并非不可理喻，因为在这背后，晃动着刚刚跃出地平线的创造社与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文学研究会之间冲突的影子，但郭的轻率，还是造成了对这群女学生的一次伤害。现在，这个沈雁冰又来到上海大学文学系讲授古希腊神话了，“……《奥德赛》《伊利亚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丁玲作品精选》，P472），在谆谆课读之中培养了丁玲对西方文学的兴趣（《丁玲全集》卷6，P123）。课下，她读西方的历史、地理，也找来沈雁冰翻译的欧洲小说阅读，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不过，茅盾虽然给丁玲两度为师，但当时他俩在课下却几乎没啥交往，学生认为这位老师“不会接触学生。从来不讲课外的闲话，也不询问学生的功课。还是不打扰他为好”（同上）。而老师认为这位学生是“一个沉默的青年”（《茅盾全集•中国文论二集》，P492）。但这对课下很少接触的师生，却同在1927年下半年开始了小说创作，并且都关注新女性的苦闷、躁动与对时代的反抗。两人塑造的新女性系列将五四时代女性解放的话题引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大革命之后文坛上的一道亮丽风景。茅盾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不过他没刻意引导她们走向革命，而那时，丁玲也对中共的革命敬而远之。但风云际会，30年代初，这对师生又都成了左联的文化战士。在编辑《北斗》的过程中，丁玲多次向这位有丰富编辑经验的老师请教，并向他约稿，《北斗》杂志上刊载了不少茅盾撰写的文章。1933年夏，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吉凶未卜，茅盾接连写了《女作家丁玲》《丁玲的〈母亲〉》等文章为其呐喊。在《女作家丁玲》中，作者叙述了丁玲走上文坛的过程，评介了《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水》等小说，断言在左联中“她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的作家”，“她的被绑（或已经被害），不用说是中国左翼文坛一个严重的损失。”（《茅盾全集•中国文论二集》，P497）
其时，上海处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阴森，国民党左派人士杨杏佛被特务杀害，报纸上透露出了一份蓝衣社暗杀目标的黑名单，上面有茅盾的名字(《茅盾全集•回忆录一集》，P659 )。在这种严峻的氛围中，茅盾写作、发表关于丁玲的评论文字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这位一向老成持重的作家在义愤中却呈现出极大的勇气。
上海大学对丁玲影响最大的老师，是社会学系的主任瞿秋白。他原本不给丁、王二位授课，但因为是他把她俩引导回上海的，似乎应该继续关心一下。更有可能的是，这两位气质非凡、卓尔不群的女生也吸引了这位年轻的教授，使他产生了超乎其职责范围之外的热情。课余时间，他来到她们这里给她俩讲俄罗斯文学，教她们学俄语，渐渐地，大家成了知心知意的好朋友。他们三位都经历过不幸的早年，丁玲很早就失去了父亲，瞿秋白、王剑虹则都在未成年时便失去了母亲，同病相怜，几个人的心贴得很近。
他们的共同爱好与共同话语便是文学。学习俄语，主要目的也是为体味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普希金诗歌的美妙。瞿秋白这位上海大学“最好的老师”不仅使她俩初步掌握了俄语，也将其领进了文学之门。他确认只有文学才是这两位女孩的真正出路，尤其对丁玲身上体现出的突出才华给以充分肯定，认定她“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显然，这给了寻路中的丁玲极大鞭策与鼓励。除了周南女中的陈启明老师外，瞿秋白是又一位充分肯定她才华的恩师。尽管丁玲此后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仍有过彷徨，但内心里却已将文学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茅盾的神话教学、瞿秋白的诗歌赏析，像一粒粒种子，逐渐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个外表含蓄深沉但有一副傲骨的女孩将自己的追求埋在心底，悄悄积累着。随后的几年，在沈从文、胡也频等人的文学小圈子里，她更像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很少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文学志趣。而实际上，文学是她珍藏在心底的一块净土，牵扯着她一系列美好而又伤感的记忆。
这片记忆便来自上海大学周边的那间小屋，来自她的闺蜜王剑虹与亦师亦友的瞿秋白。然而，当王剑虹变为“完全只是秋白同志的爱人”时，丁玲便毅然离开了上海，打算接下来去北京求学。意想不到的是，她刚离开他们仅仅一个月后，“世上最珍贵的人”王剑虹便香消玉殒，丁玲将“如泉的泪水”洒在这位挚友的棺木上，从此在她不幸的人生中又添了一层厚厚的感伤。对于瞿秋白，她充满孩子气地怨愤：“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都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丁玲全集》，卷6）
应该说，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悲剧是丁玲文学创作生发的酵母。王剑虹在丁玲眼里是“世上最好的人”，也是她无话不谈、结伴同行两年多的闺蜜。当瞿秋白和王剑虹彼此产生了灼热的感情之后，是丁玲阻止了剑虹回四川老家，将他俩撮合在一起。王剑虹的遽然去世在丁玲心理上形成了一块郁结。在好朋友谭慕愚的开导鼓励下，她慢慢走出了那种伤感的心理状态，但她却“连谭慕愚也疏远了”。这种毫无道理的任性逻辑，恰恰表明了丁玲内在郁结的难以排遣。怀念王剑虹及咀嚼瞿秋白王剑虹的爱情悲剧，极大地丰富了丁玲的内心体验。当她对美术的兴趣渐渐远去之后，当她升学的幻梦破灭之后，丁玲逐渐将心思放在了文学创作方面。这期间，胡也频沈从文等人的创作尝试对她也有不小的促动作用。
她最初塑造的“梦珂”“莎菲”都带有王剑虹的影子，不过她开始投入创作时并没有足够的勇气直面瞿王爱情，只是到了1929年冬，王剑虹去世五年多之后，丁玲才终于打开她内心珍藏的那份独一无二的记忆，将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以《韦护》之名展示出来。这说明经过几年的沉淀，她理解了瞿秋白，也原谅了他在王剑虹尸骨未寒之际南下广州的行动。现在，她终于知道了老师是以“菩萨行”的心态践行自己的理想与信仰，像韦陀菩萨一样是为天下不平而生存的。
由于个人经验的缺失，丁玲没能充分表现韦护的革命活动，但她对韦护陷入情网后的描写仍然精彩动人。他动情时的狂躁、他对雯的失礼、他与丽嘉终日黏在一起的灼热，小说都表现得很真切很感人。不过，也许是急于发表没来得及修改，连载在《小说月报》上的《韦护》有多个别扭甚至是不通的句子。这表明，丁玲此时的创作心境远不如创作前几篇小说时那么从容、宁静。也许，回忆瞿王爱情，又使她陷入前几年失去王剑虹的伤感情绪中，她仍然无法冷静。
上海大学虽说是为培养年轻革命者而办的，但同茅盾一样，瞿秋白并没有刻意将丁玲与王剑虹向革命道路上引领。这有可能与瞿秋白处在革命与文学的两难中有关。但这并不是说，瞿秋白当年的影响对丁玲走上革命之路没有作用。他的俄语教学，他的俄国见闻乃至他的人格风范都刷新了丁玲对革命的印象，这是另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后来在北京的几年，丁玲越来越思念南方的那群革命党人，这与此前瞿秋白等人的引导很有关系。事实上，瞿秋白同向警予、冯雪峰、胡也频、茅盾等一起，在丁玲心中为革命阵营增添了永远鲜亮的革命色彩。
同茅盾相比，瞿秋白不仅是丁玲的良师，显然也是她的知友。这位在瞿秋白眼里有“小孩儿脾气”的女生，也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安琪儿。在她略带任性与傲气的行止中，在她沉默伤感的特立独行中，蓄积着一股向上的能量与勇往直前的韧劲儿。据此，他判定她“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对丁玲一生来说，这确是一个相当准确的预言。王剑虹过世之后，瞿秋白陷于极大的内疚之中。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断断续续给丁玲写了十几封信，向丁玲诉说内心的隐痛与苦闷。因为此时此刻，丁玲成了他与剑虹爱情的唯一见证者，在这件事上也许是世间最合适的一个倾听者。这十几封“谜一样的信”含糊、凄迷、感伤，在表达歉疚的同时，应该也触及了他一直不能忘怀的革命与文学之间的两难，在情调语气氛围上与他后来的《多余的话》相当接近。尽管当时丁玲不很懂这些信，但通过此事，瞿秋白疏通了自己的内在郁结，以后能以全新的姿态走向新的爱情与新的工作了。显而易见，丁玲也是为数极少真正理解瞿秋白的人之一。如果说1924年那个凄迷的秋天，她尚不能完全理解瞿秋白内心的隐痛与无奈的话，那么经过几年的咀嚼，丁玲逐渐体悟到瞿秋白的身不由己与舍己之举。随后，在自身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之后，她越来越深切地理解了瞿秋白的苦恼与困惑。1937年，当她面对那份议论纷纭的“我的自白”时，她马上认定这是瞿秋白的真迹，并坚定地认为这份材料丝毫无损于瞿秋白的伟大。这位也曾身陷囹圄、饱受磨难的革命者，特别能理解瞿秋白狱中的心境，她不也曾在狱中绝望过吗？不也曾长时间面对革命与文学的两难吗？作为有着独立意识并酷爱文学的作家，放下心爱的创作去从事琐碎的革命事务工作，她与瞿秋白一样心有不舍。此外，一时之间她也难以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当然，作为当时弱势的一方，中共要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并发展壮大，没有严格的纪律怎么能行？可对于瞿秋白、丁玲这样的“软心肠的革命者”而言，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但对文学的虔诚与痴迷则很难释怀。瞿秋白狱中的消沉更多的是对自己无法投入革命文学事业的一种追悔，他所说的不配称为“同志”云云，正反映了他极为复杂的一种心理状态。这与丁玲在那个绝望的境地中写下某些话语的心态极为相近，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软弱，而更可能的是远离战友之后的一种复杂反思，其中就包含着对文学事业的痴迷。在这一点上，丁玲可谓是这位老师的知音。逝者已去，生者当惜。临近耄耋之年，历尽劫波的丁玲又回到北京，在繁忙的应酬、演讲、会议、写作之余，她不止一次地抽时间去探访茅盾。岁月蹉跎，世事沧桑，这对师生相见很是亲切、融洽，洋溢着饱经风霜后的恬淡与温馨（参见《悼念茅盾同志》，《丁玲全集》，卷6）。
而对在“文革”中被挫骨扬灰、备受诬陷，其时仍未完全平反的瞿秋白，丁玲再也不能平静。她挥毫写出《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等文章，以少女般的赤诚回顾往昔，缅怀逝者，为她这位良师益友洗雪沉冤。在“回忆与随想”中，生者逝者似乎穿越了时空界限展开了一场场诚挚的对话，逼真的在场感与浓浓的真情直达读者的内心，让人久久难以平静。这篇至情散文，是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们师生情谊的历史回声，也是她对瞿秋白郑重的祭奠。当年那个任性、纯真的女孩子现在已届垂暮之年，但却依然怀抱一颗赤子之心。她不仅以一生的追求与坚守，而且最终以为他们的情谊树立文字纪念碑的方式，对这位给予她重大影响的老师以庄严的回馈。（作者系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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