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此成了“党的孩子”

   唐山地震已过去了40年，当时我是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地震时的恐慌、恐惧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那时候的一些事情我是长大后听人说、看媒体报道才知道的，但我记得我的成长。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毁灭了我的家，包括父母在内的5位亲人罹难，来到世上仅6个多月的我成了孤儿。是解放军把我从废墟中救出，和唐山1000多名孤儿一起被送到了石家庄当时专门为照顾地震孤儿而建的“育红学校”。当时一起来的其他孩子身上都有编号，有名有姓的，家庭住址也写得很清楚，唯独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孩子不知道真实姓名，也没有地址。学校的董爷爷和老师们就给我们三个以“党”为姓，分别取名党育新、党育苗和党育红，我们从此成了“党的孩子”。人们都称“党氏三姐妹”。但我们姓的这个“党”，并不是百家姓里的“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

   育红学校是一所孤儿生活、学习、游戏在一起，吃穿住全由国家供给的新型学校。校长董玉国是一位开滦矿工出身、新中国成立后上了大学的教育工作者。我们三姐妹成了育红学校的宠儿，阿姨们的心头肉，董校长也一天跑来几次看望我们。

   那时候，我们每天穿着一样的衣服，定时睡觉起床，一起吃饭玩耍，老师轮班照顾我们。这种生活，那时是很快乐的。当时以为都是这么生活嘛！好像也隐约地感到生活单调，所以特别盼望过年，过年了就会有人到育红学校来慰问，能见到学校外边的人是我们更快乐的事。

   由于年龄太小，在育红学校的8年里，很多事情我已经记不太清，能记得的最早的是两岁后的一张照片。那上面，我胖乎乎的，和两个姐妹站在一起。

   我5岁那年，中澳友好协会的会员奥地利的苏珊•施耐德来中国参加活动，便和她的丈夫汉斯•施耐德一起来到育红学校看望我们，并收养了没有任何亲人的育红。当时我们仨在一个屋，育红走了，我们还以为是探亲呢。那时候有好多人去石家庄找，也有大一点的孩子记事了，知道自己家里还有亲人，所以每年暑假都有回家探亲的。以后育红总不回来才知道她被收养了，并且到了国外。直到唐山地震20周年聚会的时候我们才见面。她因为从小就离开了中文的语言环境，已经不会说中国话了，但她见到我们时马上就叫出了我们俩的名字：育新、育苗！

   我还在育红学校的时候，我大爷在家里看到了唐山的地震纪实片，就去石家庄找我，我才知道我还有亲人。

   到1984年9月，唐山已经建设得很好，我们也大了，育红学校完成使命解散了，我们被送回了唐山。老师送我们，给我们打行李，裹衣服，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裹好，然后送我们去车站，我们不知道是学校解散了，也不知道是告别。大一点懂事的，在火车站就拽着老师，说啥也不放手，有的抱成一团，哭成一片。当时我还想呢：哭啥，不是探亲后还回来嘛！他们为什么难过呀，老师为什么那么舍不得我们呀？真没想到那次就是跟老师分别了。坐火车回到了唐山，先来到唐山宾馆，我当时就被我大爷接走了。后来听说大家在一起合影了，就差我，想起来，特别遗憾。老师还找我呢，说新新呢？当时自己太小了，不太懂得那些。

   回唐山后，其实是有两种选择的。可以留在亲戚、亲属家里，也可以留在唐山福利院。

   育苗住进了福利院。1990年，中央电视台举办“心连心”军民联欢晚会，育苗作为唐山市社会福利院的孤儿代表登台演出。晚会邀请到了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唐山抗震救灾模范红二连”光荣称号的代表、北京军区某部原政委吴兰恩。当年，就是吴兰恩从废墟中亲手救出了我们。这样机缘的巧合， 唐山空军机场架起抢救生命和抢运物资的空中通道使育苗也被领养。

   关于我的去处，我大爷曾找我姥姥商量，最终我留在了姥姥家里。回到亲人身边，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既有渴盼与亲人团聚终成现实的喜悦，也有新奇的陌生。其实在我心里时刻都幻想着有父母，但这只能永远是幻想。在福利院时还小，我的生活里只有阿姨的和蔼，那儿的孩子都一样。但回家后就不同了，尤其是长大后，很羡慕人家有父母的唠叨，自己没这个唠叨，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没有一点依靠，恐惧，总感觉自己随时会碰壁。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的概念，对我好的人给我一种真实踏实的感觉，所以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有人说我们孤儿任性，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当我知道我的身世后我并没有改回我的原姓名，我不能忘了党的恩情，我就姓党，永不改姓。

   原来在育红学校，不用为生计发愁。找到了姥姥、哥哥、姐姐，身边有了亲人，生活却没有了保障，地震中姥爷没了，姥姥也砸伤了腿。那时候大舅和二舅结婚了，这样没有工作的姥姥就成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要自己操持未成家的儿子结婚成家，还要拉扯我们一帮小孩子。

   在我的印象中，在姥姥家冬天就吃白菜，夏天就吃土豆。姥姥也不爱说话，不跟我说长大会怎么样，我也就不跟姥姥说话。其实我很希望姥姥跟我说话，讲讲以前的故事，说说我妈妈长什么样儿，但她就是不说，就是整天干活。

   所以那一段时间很苦闷，非常怀念在育红学校那难忘的时光，怀念老校长、老师和阿姨们。以前在育红学校，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孤儿，都没有父母，都有阿姨。可回家后才知道，和自己一般大的孩子都是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尤其是开家长会时更感觉孤单！

   于是，我给育红学校的阿姨写信，说很想回去，希望她们来接我。我不知道育红学校在送我们回唐山的时候已经解散了。等了许久，也没有阿姨来接，我第一次真实地感觉到与那个集体分开了。

   我在唐山读完了小学和初中，费用都是国家负担。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国家和家庭负担，也为了早点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报考了唐山纺织技校，在那里学习了3年。1994年，我从纺织技校毕业，唐山市民政局、劳动局的领导又为我的就业问题操心。最后，在当时的两位副市长冯国安叔叔和王玉梅阿姨的关照下，我被安排到引进外资兴建的新型医院——唐山康复医疗中心，穿上白大褂，当上了一名化验员。

   1999年5月16日，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日子——那天我结婚了！

   结婚，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呀。但我却是喜忧参半。别人结婚都有父母操办、证婚、祝福……能得到父母祝福的婚姻是幸福的，我的父母在哪里？在哪里？

   我不是姓党么？对呀！我是党的女儿啊！党就是我的父母啊！在结婚的前几天，我提笔给唐山市委书记白润璋写了一封信，邀请白伯伯参加我的婚礼：“我是党养大的孩子，现在要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很想让‘娘家人’知道……”

   5月16日婚礼举行的那天，白润璋书记不仅专程赶来，还担任了我的主婚人。一直关心我成长的唐山市原副市长王玉梅为我主持婚礼，全国各地前来采访报道的媒体达到数十家，婚礼场面非常热闹。白伯伯说他是代表我的“娘家人”来参加婚礼的！我的心里五味杂陈，眼含热泪，我说自己虽是一名孤儿，但我是党的孩子，不会辜负各级领导和好心人，今后一定要多做贡献。

   2000年，我的儿子龙龙出生，孩子让我得到了生活的幸福，让我从一个孤儿变成了一个幸运、幸福的母亲。幸福的生活为我诠释了什么是天伦之乐！最幸福的事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快乐、健康地成长。

   父母的教育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虽然我自己是缺失的，但是我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在孩子身上注意这一点，特别关注孩子成长。现在我儿子已经在丰南一中读高中了，阳光开朗，思想活跃，积极上进。

   2006年6月2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一天，我站在鲜艳的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我终于真正成为了党的人！

   那一刻我想了很多，我想到30年来，从我嗷嗷待哺到成长、成才、成家立业，一路走来，是党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是党和国家给了我现在的美好生活，入党也一直是我的梦想。

   成为一名党员，我再一次告诫自己，一定要把对党的感恩之情付诸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平凡与不平凡之间，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今天是我成长的新起点，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工作，立足本岗，奋发进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用一流的工作业绩来回报党。

   地震的阴影，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因地震，我的家没了；因地震，我的父母没了。地震的直接伤害太大，但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就是次生灾害，那就是心理的创伤。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不断传来的灾区报道一次次强烈震撼着我的心。5月15日，接到团市委派我赴汶川担任心理救援工作的通知，我简单收拾了行装就连夜启程，不顾路途危险，于16日上午赶到了灾情最为严重的北川中学。在灾区的3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和志愿者们一起，冒着余震的危险，白天奔走于学校、医院，晚上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我的心愿只有一个：就是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安抚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孤儿。我告诉他们，虽然我们失去了父母，但有党就会有爱，有党就会有美好的生活，党就是我们的亲人！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设立的受灾群众接待安置中心，我和许多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志愿者一起，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并以自己的爱心和关怀抚慰受灾群众。在这里，我遇到的有大人，但更多的是儿童。

   5月19日下午，我在绵阳市中心医院一间外科病房里，遇到了一个5岁的小姑娘。“我爸爸妈妈都死了，我不想他们！”她的话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但她只说了这一句话，就再不言语了。小女孩的姨妈告诉我，孩子的父母双双遇难，而孩子有幸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原来爱说爱笑的小姑娘，地震发生后变得非常沉默，总是自己画画，觉也睡不踏实。

   我睡觉也不踏实了。20日下午，我再次来到绵阳市中心医院。由于害怕发生余震，那个小女孩已被转移到楼下的帐篷里。尚未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小姑娘，惊恐地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并不时摸摸打着石膏托板的右腿。当她看到我时，忽然高兴起来，和我玩起了拍手游戏。我既高兴又心疼，高兴的是孩子终于说话了，心疼的是小女孩链接了我童年的记忆，也触动了我心底最敏感的地方——母亲。于是，接下来几天的时间我都尽可能地多来看望这位小姑娘，当几天“临时妈妈”，相同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把她搂在怀里，就像搂着我6岁的儿子龙龙。把她搂在怀里，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我知道其中的分量。

   在汶川期间，我还遇到一个由于下肢在废墟中挤压坏死而截肢的小姑娘。她一时接受不了，不吃不喝。我耐心地跟她说我的经历，说党、国家，还有叔叔、阿姨都会关心她。她慢慢地安静了，慢慢地有了笑容。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尤其是噩梦中失去父母的儿童，是那么需要心灵上的抚慰。

   2013年雅安地震，4月28日，我到唐山市红十字会四川雅安地震捐款接收现场捐了5000元，虽然我是个工薪阶层，没有多少钱，也不能亲赴救灾一线，但我希望能为灾区人民尽点微薄之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我的成长经历时刻提醒我，我是党的女儿，要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报答党恩。现在，我资助着10个春蕾女童，她们有了开心事，考试成绩优异，都会给我打电话，表达她们的感激、感动。春风化雨，情暖心间。我得到了社会给我的温暖，我也愿意把温暖传递出去，回馈社会。

   …… ……

   地震四十年的时候，唐山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岁月已抚平了地震的裂痕，走在街头，处处焕发着生机。高楼鳞次栉比，马路通达宽阔……世园会更将成为唐山文明建设的新起点和世人瞩目的焦点，未来的唐山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不想再过多地回忆过去，我更愿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明天。我有我的憧憬，有我的人生规划，那就是彻底走出地震的阴影，搬开那些压在心头的石头。我告诫自己，更告诉儿子：哪怕遇到阴天，都要努力寻找太阳，太阳就在乌云后面，终将会一跃而出，以后的路一定会阳光普照，如同这座涅槃后的城市。

   （党育新，女，1976年1月生，中共党员。现在唐山工人医院集团康复医院工作。采访整理 张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