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7月26日，当时我正在河北师院政教系学习，这一天为了配合中共党史教学，集体组织在北京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军事博物馆，整整一天，然后就是放暑假，各自回家。我订的是当晚十点到唐山市的火车票，当时我的家在遵化，只是因为几个唐山的同学约我去唐山玩两天，一位男同学上学前当过工厂的采购员，和唐山市啤酒厂很熟，他说给弄一铁桶散啤酒，够我喝两天的。一位女同学的父亲当时任唐山市罐头厂厂长，她说给我弄来些罐头产品。当时副食紧张，买什么都要票，能够吃到许多罐头应该是一种殊遇。于是我就决定先去唐山玩两天。晚上七点，我在北京叔叔家，正准备吃了饭上站，大院里传呼电话来人叫我，说有我的电话。我去接，是一位遵化的司机，家在北京，他说他今天到北京拉货，明天回遵化，奶奶让他务必把我拉回去，不许回唐山，她想我了。我真不知道奶奶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唐山，怎么会知道此刻我在叔叔家。奶奶的命令不可违，于是我便骑上自行车到北京站，告诉同学们，我不能去唐山了。第二天坐上大货车到了遵化，是下午两三点钟到的，和奶奶待了一会儿，晚饭后就去我原来的工作单位遵化农业机械厂看望老领导和工友们，很晚才回家。奶奶和母亲先睡了，我等父亲，父亲12点以后才到家，没吃饭，我又弄了几个菜，陪他喝了点酒，将近两点钟才睡下。那天很热，还没睡着，地震就发生了。幸好遵化的地震不是很严重，房子没倒，我们都跑了出来。父亲母亲穿起衣服就去了单位。我和奶奶则在院子里坐到天亮。天亮了，就听说县医院来了大批地震伤员，我赶忙跑到县医院后门外的广场上，那里的伤员已经躺满了，医务人员在露天忙着为他们洗伤换药。我挨个寻找，没有我的同学和亲人。第二天，我放心不下，便和一位朋友一起搭了一辆去唐山抗震救灾的货车，去了唐山。我生在唐山，长在唐山，15岁离开唐山，唐山是我实际上的故乡，那里有太多的人让我挂念。下车之后，我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道身处何地，到处是废墟，到处是死尸，到处是互救的人们。虽然事前听说过唐山的惨状，但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心里是一片麻木，只是凭着直觉往前走，一直走到已经倒塌的大黄楼，才辨别出方向。由路北区走到路南区，道路越来越狭窄，两边是山坡似的废墟，中间一条窄窄的道路，解放军的军车正往里开，极其缓慢，大量的受灾群众背着抱着伤员往车上挤，还时不时地有人喊：“解放军同志，这里还有活的。”于是便会有一队解放军跑过去抢救。两旁则是一个挨一个的尸体和伤员，我无路可走，只能踩着尸体和伤员的空隙往前走。那一种惨状，简直难以形容。这些东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影视资料，据说当时河北省已经有了电视摄像机，而且派到了唐山，可是我多年后偶然遇见过当初扛机子的一位老同志，我问他当时的惨状是否留有资料，他说没有，当时有明确规定，不许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如果能留下来，至少可以提高人们对于地震灾害的防范意识。我要找的人一个也没有找到，在建国路地道桥，我遇到一位旧日邻居，他说你不用再去了，同院的人死了有一半，没死的也都走了，他也是要到滦县姥姥家待几天。于是我便没有到我的老院子去。我最担心的还是我那几个在北京刚刚分手的同学，虽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家，但是我想，他们也许都还活着，只是到了外地。直到开学到了学校，才知道几个唐山的同学死了大半，那位答应给我弄酒的男同学死了，答应给我弄罐头的女同学也死了。那位女同学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长得很漂亮，跳舞也很好，死讯传来，全班一片唏嘘。最让人想不到的是，过了几天，收到了北京颐和园摄影部给那位女同学寄来的照片，她穿着花裙子，倚在湖边的栏杆上照的，日期是1976年7月26日。那一天几乎全部是集体活动，自由活动的时间很短暂，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跑到颐和园照了这样一张照片。那个时候女孩子不许穿花裙子，不带花的裙子也不许穿，工农兵学员要保持工农兵本色，而工农兵不穿裙子。她在临死前穿了一次花裙子，把最漂亮的容貌留给了人间。我拿着那一张照片半天没有上课，躺在床上处于半昏迷状态。那个时候我就想，生命为什么这样脆弱，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脆弱的生命。如果没有奶奶的一句话，我此刻怕是也和他们一起死了。此刻我们是否还在一起？我们是在天国还是在地狱？人是否有灵魂？如果有灵魂，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如果没有，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从那以后，大地震就成为一个可怕的梦魇，挥之不去。我不敢想起它，可是它却顽固地时时出现。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它居然决定了我以后的生命进程。
二
毕业后，我先是从事理论工作，不久转行搞文学。1996年是唐山大地震20周年，唐山市政协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就组织作者采写稿件，准备出版《唐山大地震百人亲历记》一书。我采写了丰润县几位老领导，集中写了丰润县医院在地震中如何救治唐山伤员的事迹。在唐山大地震中，丰润县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苦苦坚持了三天，救治了不知道多少伤员。当时的药品都用尽了，手术器械没法消毒，就用盐水煮一煮，输血没有血源，就把伤员的腹部积血抽出来再输进血管，居然成活了几例。非常的时期，常常创造非常的奇迹。这本书后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1996年，唐山市民进又组织了一本书《唐山地震孤儿今日》，全书58篇文章，收入了我采写的三篇。我采访了五六位地震孤儿，毫不夸张地说，整个采访过程我的眼睛时时浸满泪水。
在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几位地震孤儿对我述说着他们的经历。唐山地震过后，唐厂将二百多名地震孤儿接进厂里，成为正式工人。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人啊，大的16岁，小的才9岁。厂里把他们安排进“五七学校”，他们开始读书，也就是说，他们拿着全部工资和除夜班费之外的全部补助，免费读书。不仅学杂费是全免的，就连衣服都是厂子统一给做。他们当中好些人由小学三年级读到大学毕业，有的还到法国留学，人在法国，工资由厂里开。这样的工人和这样的学生，在全世界都是首例吧？
这些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又都父母双亡，淘起气来有些匪夷所思。他们在上课时就敢跑回宿舍打扑克，怕老师来找，把电线接在白铁皮的门上。果然老师来叫上课了，一敲门就被电了一个跟斗。可是老师丝毫脾气也没有，依然隔着门和颜悦色地叫他们去上课。星期天，孩子们打篮球，老师们一人一个大铁盆，一个搓板，坐在球场周围，边给孩子们洗衣服边看着他们打篮球。放假了，孩子们要去探望亲人，老师亲手把车票、饭票、粮票用皮筋扎成小捆，放进他们的挎包，怕的是他们乱塞乱放找不着头绪。他们开的工资，老师们一针一线地缝在他们衣服里面，怕的是半路丢了。亲生父母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像亲生父母那样扬手打孩子一下，厉声骂孩子几句，因为厂领导给这些老师下了死命令：不许让我们的孩子受一点委屈。
然而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些老师大都经历了地震，有的失去了孩子，有的失去了丈夫，有的失去了妻子，有的失去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几乎每一个家庭都破碎了，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创伤，淌着血，发出阵阵疼痛。他们是把对死去亲人的思念与爱都倾注到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身上，是在用自己的心血平复孩子们心灵的创伤。
在一家药店，一位已经做了副经理的地震孤儿对我讲，他是开滦矿工的后代，在石家庄育红学校长大，毕业后就到开滦上了班。他永远忘不了上班之后第一个春节，那一天矿上没有放假，他傍晚下班回来，简易房显得格外空旷，听着窗外逐渐密集的鞭炮声，他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只有手里攥着的两个烧饼和一袋海带丝，这是他下班后买的，是他的年夜饭。此时，他实在难以抑制眼泪的奔涌。就在这个时候，有敲门声，打开门，是住对门的大妈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饺子，大妈说：“孩子，今儿是年三十，大娘没别的，就给你煮一碗饺子吧。”他知道大娘的儿子工伤死了，儿媳改嫁走了，就他们老两口拉扯着孙子过，日子也很艰难。看着那一碗饺子，他只有泪水喷涌，实在吃不下去。此时又有敲门声，是矿工会的领导来了，拉着他来到矿工会，他一看，全体孤儿都到齐了，矿工会的全体干部也都没有回家，他们和这些孤儿一起包饺子，一起过的年三十。从那以后，这成了惯例，每年的春节，都是矿工会的干部们和他们一起过，直到他结婚。
地震后的唐山人，用他们的大爱，筑起了世界上最雄伟最壮丽的新城。
后来，一家影视公司以这本书为素材，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唐山孤儿》，播映后，摄制组全体成员回访唐山，搞了一个仪式。在那个仪式上，我作为嘉宾接受主持人的采访。我对他们讲了以上的故事，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哭了，连饭店的服务员都哭了。讲完后，影视公司的老板双手掩面大哭着对我说：“王老师，谢谢您。我只想问您一句话，我能不能有幸接一个您的本子？”
1998年，我与关仁山一起接下了电视连续剧《唐山大地震》的创作。当时我们对于电视剧不是很熟悉，连提纲都做不好，光提纲就改了六稿，折腾了一年多。当时我们也有些气馁，想撤退不干了。但是我想，如果这个题材唐山哥儿俩干不了跑了，让外地人干出来，我们丢不起这个人，唐山也丢不起这个人。于是便硬着头皮顶了下来，经过六年的反复修改，终于摄制成功，在南京和成都的卫视同时首播，几集下来就创造了当地最高的收视率。后来的汶川地震当中，一位女士因为看过电视剧《唐山大地震》，地震发生时她运用电视剧中的地震自救方法，成功地保住了生命。我是在《文摘报》上看到这篇文章的，心中倍感欣慰。一部电视剧能够挽救一个生命，值。
我们在这个本子的基础上写成长篇小说《唐山绝恋》，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书出来，唐山市新华书店搞了一个签名售书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我说，也许这本书写得有些沉重，但是面对24万亡灵，我无法轻松。《唐山劳动日报》也约我写了文章，我说，唐山大地震应该成为唐山作家的母题，就像二战题材那样，一代一代写下去，也许最好的作品出自我们之后的作家。
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我作为撰稿跟随唐山电视台的摄制组奔赴洛阳、沈阳等几个城市，采访那些地震当中参加过抢险救灾的医护人员。我不仅要担当撰稿，还要作为主持人手持话筒采访那些当事者。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惨烈的回忆，使我的心情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在沈阳一家医院，采访的人太多了，从上午一直干到中午12点还没有结束。医院送来盒饭，别人边吃边干，我却不敢吃饭，怕吃了饭犯困，无法采访，便一直饿着肚子挺着，一直干到下午三四点钟才结束。
采访结束，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去了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搞的一个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节目《震撼》。这个节目开篇就隆重推出了我们的长篇小说《唐山绝恋》，我作为作者，对于唐山地震幸存者的回忆一一点评。我在节目中说：唐山大地震是灾难年代最后的灾难，是新时代最初的曙光。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大地震发生的年代，是一个人性、人情、爱情这些东西被漠视、被压抑的时代，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口号淹没一切的时代，是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当作敌人整治的时代。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地震发生了，唐山人在大片废墟上面展开了惨烈的自救与互救，全中国的人民也伸出了救援之手，对唐山展开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仅见的大救援。在这样一场大救援中，我没有听说谁问过被救者的家庭出身与本人成分，人们把每一个唐山人当作一个单纯的人来救治。我听到过这样的例子，在那些收治唐山伤员的外地医院，严重对立的两派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捐弃前嫌，携手赴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那种纯粹的生命对生命的垂顾、人对人的关切，是确实存在的。当那样一种真诚的、善良的、美丽的、纯粹的人类之爱，在同一个瞬间，以爆发的形式，大面积地出现，一个充满爱意的、和谐的、崭新的时代的到来，还会很远吗？事实也确实如此，仅仅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三个月之后，中国历史就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中国人民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绝不是一种偶然。
这个节目在当年的7月28日黄金时段播出。
后来，我又把这次即兴的谈话整理成文章，发表于2010年7月24日的天津《渤海早报》。
2010年，我与关仁山又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小说出版后，在北京南锣鼓巷一家书店里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环境很幽雅，四面是书，每一个茶几上都摆着我们的书，北京十几家媒体派来记者参加，我们边喝茶边聊。那些年轻的记者提问极其敏锐，反复追问作为一个唐山人，我如何看待汶川人。我几次都回避了这个问题，反复讲唐山人的伟大，唐山人的情感之浓烈、高贵，唐山人在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说到动情之处，眼睛不免湿润。散会之后，有一位中央美院的女研究生正利用假期在这家书店打工，她也眼睛湿润着对我说：“我们这一代没有您这一代的激情，您讲得真好。”
这部长篇小说也被当年的浙江《长篇小说报》全文刊载。
作为一个唐山人，我亲眼看到一座城市的毁灭与新生，亲眼看到无数美丽的灵魂飘然而去，亲眼看到无数挂满伤痕的血肉之躯在大片废墟之上挺立、搏斗。我无法不为这座城市感到骄傲，无法不为每一个唐山人感到骄傲。
前几年，已经难以确定究竟是哪一年了，唐山南湖国际作家写作营开营仪式上，来了几位外国作家，其中一位这样问我：“作为一个唐山作家，你怎样看待眼前的新唐山？”我说：“作为一个唐山人，一个唐山作家，面对眼前的新唐山，我只有自豪，只有骄傲。因为新唐山恢复建设的资金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我们唐山人自己筹集的，每一个唐山人都参加了清理废墟的义务劳动，我们是用双手搬走了一座旧城市，建起了一座新城市。我无法不骄傲。”
三
2013年，唐山市召开首届防震减灾文化研讨会，我向会议递交了论文《信仰的力量——论毛泽东思想在唐山抗震救灾中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这可能是唯一一篇论述这个题目的文章。我在文中运用亲历亲见亲闻的大量事例，论述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在唐山大地震当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论述了当下信仰缺失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论述了重建信仰的可能性和操作路径。理论是枯燥的，我这里只想举出几个我所亲历的例子。
我的家当时在遵化县，地震中我家的房子没倒，大家出来后，父亲和母亲穿好衣服就去了单位。当时父亲是遵化县委的主要领导，母亲是县针织厂的党总支书记。父亲到县委之后，听说了唐山的灾情很重，便果断下令全县工业系统各个厂矿的干部职工紧急集合，开赴唐山地委机关、地委招待处等几处重点目标抢险。母亲也在工厂自己组织了一支抢险队伍，开赴唐山某针织厂救援，那个厂和他们是长年的关系户。剩下来的职工则在院子里搭起芦棚，接待唐山伤员，每个人都当起了护理人员。
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父亲一直担任遵化县抗震救灾工作的全面指挥，经手的抗震物资不计其数，母亲的工厂也自有许多建筑材料可以利用，可是他们都不管家里，我 火车转移伤病员家里竟然连一个像样的帐篷都搭不起。当时我20岁，家里只有我和奶奶。白天还好办，找个背阴的地方待着即可，晚上下雨，就不好办了。几个朋友帮助我在地上竖起四根木棍子，上面绑一张塑料薄膜，就算帐篷了。放进一张竹榻，让奶奶搬进去，我们则围着竹榻席地而坐，身子在帐篷里面，两条腿却露在外面被雨浇着。这样还不能睡觉，要时不时地站起来把棚子顶上的积水捅出去，稍一耽搁，就会压出一个鼓包，把顶棚压破。这样过了有两三天的样子，同院的一位大叔在县供销社工作，由单位借来一块帆布，才搭起一张比较像样的帐篷，两家搬了进去。
当时我的哥哥在迁安大化工作，地震后他徒步走回家中，脚都走肿了。可是没等他喝一口水，正好父亲来家换衣服，见到他就怒了，问：“你回来干什么？”哥哥说不放心家里。父亲说：“家里用不着你惦记，你马上给我回去，去参加抗震救灾，你这是逃兵，你知道吗？”哥哥说找不到车。父亲说：“你怎么走回来的，怎么走回去，现在就走。”幸亏我的奶奶说了话，说就是走，也得吃了饭再走啊。父亲才没再说话，换了衣服就匆匆走了。可是过了没有一会儿，母亲也回了家，见到哥哥也是一惊。哥哥对她哭，说他的恋人当时在唐山，也没个人去看一看。母亲当时也是大发其火，说：“唐山那么多阶级弟兄都死了，你不哭，单为你的对象哭，你还有脸？你马上回去，去单位参加抗震救灾。”幸亏妈妈也是由家里拿了什么东西就匆匆走了。奶奶把哥哥留下来待了几天。这几天里哥哥始终躲着父母，他们回家的时候他就躲出去，不让他们看见。
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此，对待那些老同志的孩子则是另一种态度。父母自唐山解放就在唐山市工作，唐山市有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双双亡故，他们的孩子无处可去，就往我们家跑。有的吃一顿饭，换一件衣服，再去投亲靠友。有的连亲友都没有，就在家里住下来，等唐山稍许安定了再返回唐山。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楚地震当中究竟有多少孩子来过我家，有多少人在我家吃过饭，睡过觉。反正是川流不息，接连不断，把一个家搞成了接待站、公共食堂。还有几位在遵化下乡的北京知识青年，也都是老同志的孩子，他们无处可去，也都住到了我家，家里就每天人满为患。没有粮食吃，母亲找了县粮食局长批条子，买了好多打稻谷筛下来的碎米，那个东西可以不要粮票，属于紧俏物资，需要走后门才能买到，我们就用那个东西弄饭吃。没有菜吃，几个下乡青年就到城外的生产队去买，弄了好些茄子西红柿之类。后来我才想明白，那些嘎小子才不会花钱去买菜吃，肯定是到生产队的菜园子里偷来的，后来他们也承认了确实是偷的。没有衣服穿，母亲就从厂子里买来一些碎布头，把同院的几位大婶动员起来，把缝纫机搬到院子里为这些孩子轧背心裤衩。对于一些实在没人管的孩子，父亲母亲是负责到底的，地震后安排工作，找对象，结婚，分家，都是他们来处理。这样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是在今天，就很罕见了。
我在文章中说：“信仰的力量是强大的，尤其是在危难时刻，它的作用远远胜过所有物质的东西，这一点已经在唐山的抗震救灾中得到很好的诠释。一个人不能没有信仰，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信仰，信仰是文化的核心，没有信仰的文化只是一具空壳，是没有灵魂的文化。”
唐山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于为了某种信仰牺牲一切，坚定不移。远古时代的伯夷叔齐就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树立了第一个坚守信仰的楷模。这种精神一直在唐山大地绵绵不绝。到了当代，唐山成为当代中国精神的最重要苗圃。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的大钊精神，开滦工人“特别能战斗”的开滦精神，遵化西铺的“穷棒子精神”，沙石峪的“当代愚公精神”，都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发挥过无法替代的作用。唐山大地震发生，这许多精神汇聚成唐山抗震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唐山最重要的特色。
唐山又是一个有着大情大爱的情爱之城，大地震中无数感人事例，时时诠释着这种人间挚爱，怎么写也难以写尽，怎么写也难以写全。
唐山因之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唐山大地震因之成为文学创作一个最具优势的“母题”，唐山的作家应该一代一代地写下去，也许能够最深刻反映唐山大地震真貌的作品会出自那些根本没有经过大地震的后代作家之手。就像苏联文学界写二战，直到第六代根本没经过战争的作家出现，才写出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高度人性化的战争作品。
当年奶奶的一句话使我在大地震中逃生，我怎么想怎么像一种宿命，也许上天把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让我写这样一场大地震，记录这样一场大地震。我的命运与大地震紧密联系在一起，过去不能分，今后也不能分开了。
因此我说，唐山大地震深刻进我的每一道年轮。
（作者为作家、红学家，曹雪芹祖籍“新丰润说”主要代表人物,现任唐山市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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