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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6年05月01日 星期日

    苏轼的君子小人论

    孙君恒 孙宇辰 《 博览群书 》( 2016年05月01日)

        苏轼的论说文里,几乎每篇都有“君子”字眼,一篇简短的论文中,甚至有多个“君子”词汇出现。例如,他的《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总字数为846字,“君子”出现4次;《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仅仅697字,就出现“君子”一词7次;《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981字,“君子”一词出现了8次;《大臣论》有1442个字,出现“君子”的地方有13处。学术界对苏轼的文学思想研究比较多,但是对其作品中的君子思想,进行文学、伦理、哲学和政治的关联综合研究,值得进一步加以挖掘和扩展。

     

        “君子”一词的用法

     

        苏轼眼中的“君子”,继承儒家的传统见解,基本上是道德高尚的含义。君子的称呼,是对道德高尚的赞誉。例如,他的《顺济王庙新获石记》指出:“轼不敢私有,而留之庙中,与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但是,实际的运用也有多种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君”是对人的尊称。苏轼的《墨君堂记》里指出称呼中“公、君、尔、汝”,都有分别: “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

     

        “先君子”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苏轼的《灵壁张氏园亭记》说:“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后有君子” 是对未来贤达的称呼。苏轼的《陈公弼传》:“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而独为此文,后有君子得以考览焉。”

     

        “隐君子”的说法,苏轼特指那些隐居的贤良之士,他们离群索居,行踪不定,是值得寻觅的资源。他在《超然台记》指出:“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苏轼在《盖公堂记》里说:“胶西东并海,南放于九仙,北属之牢山,其中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

     

        “古之君子”“后之君子”和“后世君子”,苏轼指出“古之君子”是恪守儒家伦理的典范,“后之君子”“后世君子”则偏离了儒家正统的君子之道,实质上是小人、伪君子。苏轼的《伊尹论》指出:“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

     

        君子的涵养和风范

     

        君子追求仁义,仁义为君子之本。苏轼认为君子之善在于仁义,不能见利忘义,应该立场坚定,不能动摇。他在《思堂记》指出:“君子之于善也……临义而思利。”仁义的主张,在于坚持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苏轼的《刘恺丁鸿孰贤论》强调:“君子之为善,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

     

        仁义道德应该落实到君子行为和性格之中。苏轼的《屈到嗜芰论》认为君子之本在于仁义:“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 

     

        无论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官,心存仁义是不能缺少的。苏轼在《灵壁张氏园亭记》里指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个人的性格,可以看出仁义的遵守情况。苏轼充分发挥了孔子“刚毅木讷, 近仁”之说,特作《刚说》提到:“所好夫刚者,非好其刚也,好其仁也。……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君子严守礼仪。君子的修养在于他们能够认真执行儒家的礼仪规范,表现得文质彬彬,行为得体。苏轼在《礼义信足以成德论》指出:“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君子以信天下之惑……此三者足以成德矣。”

     

        君子之所以能够外表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就在于内心有道德责任感、使命感、羞耻感。苏轼《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强调:“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对当时不读圣贤书籍十分惋惜,强调君子知书达礼,“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苏轼对君子有很高的期望,他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指出:“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尝一日不学礼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乱臣强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纪纲条目,以遗后世之君子。”

     

        苏轼追寻君子足迹,效法君子行为。苏轼在《南行前集叙》里描述了他对古代君子的怀念和崇敬:“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里发思古之幽情,表达对古代君子的敬仰,“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同时,对范仲淹的君子行为进行了高度赞扬,认为范仲淹是当时人们应该学习的楷模:“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

     

        君子效忠国家。苏轼以一个宋代官员的身份,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了君子兼臣子应该忠诚服务国家的理念。作为社会成员,君子应该奉献于社稷,以实现为国家利益的远大抱负,个人的升迁、境遇,都不应该加以过多思虑。虽然君主不一定能够采纳进谏,但是忠臣为了国家的安危,仍应当直率建议,表达赤胆忠心。君子应该为国家建功立业,造福民众。作为社会管理阶层的士大夫,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为官一地,造福一方。苏轼的《既醉备五福论》指出:“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强能行之也。以其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而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富贵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独享焉,享之而安。”

     

        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上,应该首先考虑国家利益。苏轼的《滕县公堂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君子为官应该实践儒家的君子之道,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舍弃个人贪图享乐的私欲:“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养也。才有大小,故养有厚薄。苟有益于人,虽厉民以自养不为泰。是故饮食必丰,车服必安,宫室必壮,使令之人必给,则人轻去其家而重去其国。”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一开始就以天下为己任,雄心勃勃,兢兢业业,坚定个人的正确选择。苏轼的《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认为:“君子之欲有为于天下,莫重乎其始进也。始进以正,犹且以不正继之,况以不正进者乎!”

     

        君子敢于直言不讳。在奸臣当道的情况下,一个君子官员心地坦荡,忠于国家,主动上谏,不顾个人利害甚至身家性命。苏轼在《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为则。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谋身必忠,而况于谋国。然而言之虽易,听之实难,论者虽切,闻者多惑。”苏轼的文章,多次谈到一个君子、士大夫、读书人,应该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不忘为国忧虑的情怀,主张君子是志士仁人,应该至死不渝地为社稷贡献,他的《田表圣奏议叙》里就充满这样的见解:“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夫有绝人之资,必轻其臣。无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惧也……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当如是也。”

     

        君子逆境坚定。君子往往身处逆境,仍然洁身自爱,受到小人排斥,仍然坚定信念。苏轼寻访了屈原庙,触景生情,万分感慨,对君子的遭遇进行了深入思索。苏轼在《屈原庙赋》中指出:“呜呼!君子之道,岂必全兮。”

     

        历史上往往出现小人得势的局面,让君子备受排挤,十分尴尬、难受。苏轼仔细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为客,小人为主。主未发而客先焉,则小人之词直,而君子之势近于不顺。直则可以欺众,而不顺则难以令其下。故昔之举事者,常以中道而众散,以至于败,则其理岂不甚明哉? 

     

        ”(苏轼《大臣论》)小人结党营私,唯利是图,形成了顽固势力,往往在朝政上占据上风,以致小人屡屡受宠:“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

     

        尽管君子备受排挤,经受磨难,但是出于道义和责任,君子坚定信心,一定能够战胜小人。苏轼认为:“今夫小人急之则合,宽之则散,是从古以然也。见利不能不争,见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诈,无礼不能不相渎,是故其交易间,其党易破也。而君子不务宽之以待其变,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过矣。君子小人,杂居而未决,为君子之计者,莫若深交而无为。”(苏轼《大臣论》)

     

        君子知足常乐,超然世外。生活之中处处可以发现快乐,超然于物外才能成就美好的人生。苏轼的《超然台记》主张:“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心境愉悦,不依赖外物琐事,才能真正开心,例如宴饮中有忘乎所以的快乐,就有道家老庄的情怀,苏轼《醉白堂记》:“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

     

        自然美景欣赏有乐。苏轼的《放鹤亭记》记载了自然山水、四季更替的快乐美景:“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在大自然的怀抱下,饮酒作乐,自我陶醉,岂不快哉?郡守苏轼,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苏轼《放鹤亭记》)

     

        社会生活中开心常乐。人生的理想与现实往往并不一致,主观愿望常常因为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得到满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和规律。因此应该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苏轼《超然台记》)作为官员士大夫的君子,应该先苦后乐,与民同乐。苏轼在《凤鸣驿记》里指出:“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

     

        乐在超脱。如果个人不依赖财富、名利、外物,快乐就到来了。苏轼在《宝绘堂记》指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佛教能够解脱烦恼,苏轼《黄州安国寺记》指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私窃乐之。”

     

        君子小人之别

     

        自古至今君子和小人有根本差别。即使有君子的称号,也是形形色色,有的是真正的君子,有的是假冒的君子、虚伪的君子,对此需要仔细辨别。君子与小人泾渭分明,不能混淆。苏轼紧密联系实际,花费了大量笔墨,对当时朝政里出现的乱臣贼子十分痛恶,揭露了他们假冒君子的小人行径,认为小人当道是国家的灾难,规劝皇帝能够加以辨别。

     

        对孔子的继承。苏轼作为儒家文人,钟情于孔子的君子之道,基本思想如出一辙。其中包括:一是仁人之道。君子与小人的最大差别在于君子实行仁道。苏轼的《论会于澶渊宋灾故》:“见邻国之灾,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约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书其始之为君子仁人之心,而后可以见后之为委巷小人之事。”二是中庸之道。苏轼的《中庸论》强调中庸之道,为君子所应该遵守:“君子之所以为时中,而小人之所以为无忌惮。”三是美德之道。君子是各种各样丰富美德的化身和综合。苏轼的《论好德锡之福》:“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极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协于极,而犹受之。至于待君子之道,何其责之深也。”四是典型人物。历史上典型的君子如颜渊、小人如桀跖。苏轼的《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指出:“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为君子者皆如颜渊,凡为小人者皆如桀跖,虽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

     

        苏轼对君子小人问题的认识,有自我的体悟,不乏个人独到的新看法。他把道德善恶具体化、政治化、形象化,以此区分君子和小人,使此问题更好理解和识别。其中,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君子如嘉禾也,小人如恶草。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里强调:“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难,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恶草也,不种而生,去之复蕃。”二是廉贞为君子,贪狠为小人。苏轼的《续养生论》指出:“廉贞故为君子,贪狠故为小人。” 

     

        苏轼在《醉白堂记》中同样强调:“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三是今昔对比,联系实际。苏轼赞扬古代的君子恪守仁义道德,为国无私奉献,是真正的志士仁人。而后来的君子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背离了儒家之道,自私自利,贪图享乐,已经成为小人、伪君子了。苏轼面对当时境遇,发思古之幽情,大力讴歌古代真正的圣贤君子,严厉痛斥当时小人当道,祸国殃民,不注重修身,而在乎个人仕途,一旦未能如愿,就怨天尤人,诽谤国君,这样的所谓君子是万万要不得的。苏轼的《大臣论》指出:“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

     

        小结

     

        苏轼是典型的文人,其君子思想属于儒家主流观念。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历史上地位显赫,千古流芳。他所谈论的君子人格,长期地、深刻地影响了祖国千年文人和文脉。由于苏轼在文学上的高超造诣,广大读书人潜移默化深受其君子之风熏陶,在老百姓身上发挥的人文教化普及和流传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里,明确将苏轼列举为追随欧阳修的宋儒学派。苏轼的文学作品,超越了个人情感的缠绵,注重政治、社会和人生的思索,具有博大的胸怀、历史的厚重,对君子小人问题的探讨,就是突出的一个方面。苏轼的文学,“在内容与题材上进一步扩大了词的创作视野,使词从花前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苏轼作为传统儒家的信奉者和传承人,毕竟是文学家、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哲学家。他的君子论述,联系实际,运用广泛,更多地侧重经世致用,解决时政弊端,警示小人的危险,告诫人们应该有君子的理想、情操、气节等,但是未免星星点点,浅尝辄止。这是研究苏轼君子思想时,不能回避的。正因为如此,著名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里,无苏轼的踪影;一般通行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对苏轼也往往是一笔带过。

     

        总之,苏轼从“君子之本”“君子之德”“君子之忠”“君子之乐”等方面,分别对君子品性进行了具体说明和实际运用,试图在当时发扬光大仁人志士的君子之道。他根据宋代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注释了君子的丰富内涵,具有君子思想鲜明的时代性、文化性、独到性、体验性,为儒家君子学说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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