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在书上描改

    影印是传播古籍、保护古籍、整理古籍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孤本、珍本，作为珍贵文物，必须得到妥善的保护；而作为文献资料，又应该加以充分的利用。如果要兼顾保护和利用两方面的需要，最好的办法就是影印。清代版本学和校勘学家顾广圻在《艺芸精舍宋元本书目序》中就曾提出：“然则为宋元本计当奈何？曰：举断不可少之书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幸其间更生同志焉，而所谓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寻而无穷，计无过于此者矣。”今天印刷技术的新发展，更为复制古籍提供了有利条件。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就开始了有计划的古籍影印工作。最著名的是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从1954年到1958年，就出版了四集，缩印线装，共480册。这是由专家学者策划的专题古籍丛书，影响很大。接着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分社）影印了一批比较罕见或文献价值较高的古籍，如宋版的《诗集传》《乐府诗集》《白氏长庆集》等。继而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弘治本西厢记》和宋本《杜工部集》；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了《古本董解元西厢记》。1958年中华书局影印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是注重实用价值的资料性总集，并非珍本古本，但在书上加了断句和校语，就成为一个便于使用的新版了；1959年影印了残存730卷的《永乐大典》，朱墨套印，线装202册，那就属于特别珍贵的重印古籍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影印了宋版的《艺文类聚》等书。这一时期的影印书不少，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直到1966年中华书局印出了宋版残卷和明版配合的《文苑英华》，却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压了十年之后才公开发行。

    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纷纷建立了古籍出版社，包括一些非专业的出版社，也积极参加了古籍影印的工作。最专业的要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自1979年建立以来，已影印出版了两万四千余种历史文献，成为影印书的大户。其中如《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等，都是大型的珍贵文献丛刊。最近，又主动承担了续印《古本戏曲丛刊》的任务，正好能发挥他们的独到的优势。

    这些书的公开问世，确是嘉惠学林，功垂后代。对于古籍整理工作者来说，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底本和校本，也就大大提高了古籍整理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古籍整理的效率。以前我们要用古本书来做校勘，上一次图书馆要化费许多时间，还只能用铅笔抄录，回来后再用毛笔或钢笔重写一遍。外地的读者要来北京看善本书，更是所费不赀，更重要的是时间，耗费的就是人的生命啊。加以在阅览室内看书时间匆促，偶有疏忽，错了漏了一个字，或者发生了疑问，是不是再上图书馆麻烦一次管理员呢？我就常常为此而困惑、犹豫。凡是我们整理古籍的同行者，差不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现在一大批善本书已有了影印本，就方便多了。如点校本“二十四史”暨《清史稿》的修订工作，质量的提高一半就是靠着许多影印的善本史籍才有保证的。近年还有更多的出版社影印了域外所藏的中国古籍，又扩展了古籍整理的资源。

    另一类是专题的文献资料丛书，选题更多，实用性更强。如《古本小说集成》《国家图书馆藏〈西厢记〉善本丛刊》《三国志演义丛刊》之类，对专业工作者提供了很大方便。至于一些近代历史文献的专题丛刊，其现实意义就更强了。

    当然，目前影印书的利用，还有它的局限。不少读者在赞叹之余，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期望。

    一是影印书大多是大型丛书，不少还是综合性的。收书很多，可以满足各学科读者的需要。但一般专业读者只利用其中某一专题的资料，因此希望更多注重编印专题性的文献，更切于实用。不少读者希望能买到单行本。在丛书中抽印单行本，可以采取预约优惠的方式少量加印。影印书除了供应公共图书馆的收藏之外，也要尽可能满足广大学者个人的需求。再说，豪华的仿真本成本太高，印数自然也不会多，在有些图书馆里还是作为新善本保藏，利用率也不高。许多专业的学者希望某些古籍能多印些单行本和简装本，以利更多的读者。

    二是开本太大。整套丛书一般学者不仅买不起，就是有钱买也没有地方可放，连中小图书馆也买不起、藏不下。像中华书局的图书馆，虽然买了一套《中华再造善本》，至今还没有上架呢。因此有些读者提出了缩印本的建议。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的《四库全书》缩印本，就成了价廉物美的普及版。当然，缩印也要保证字迹清楚，四比一还是一比一，可根据原书版面的大小而定。按现在的技术条件，少量添印的成本已经不是太高，加印缩印本、抽印本都要有计划，可以在预约征订后再加印。以前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等丛书，也是预约征订后再重印的。除少数珍本确需印原大仿真本，一般的古籍在保证清晰可读的前提下可以缩印。其实在分色复制方面，图版纸的效果比宣纸更好，但纸的寿命却不及宣纸。精装本的分册不宜太厚，不要厚得翻不开，打开了还要用镇纸压住了才能读，那就不便使用了。

    三是影印书希望尽可能地多做些加工。在选书上从严从精，保真保全，写好提要或前言，说清楚每一本书的特点、优点和可能存在的缺点。资料性的古籍一定要编好索引。某些书有残缺或模糊的地方，尽可能作些配补和校订的工作。例如《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里的某些书，胶卷已有损坏或缺失的叶子，不妨用同一版本或其它版本来配补，最好是把配补的叶子附在每卷之后，加以说明，便于对照。必要时也可附加校勘记，就像《四部丛刊续编》里的一部分书，在影印本的后面附有排印的校勘记。这是一种兼存异本、两全其美的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某些实用性较强的文献资料书上，对一些明显的错字写出校记，用铅字印了贴在天头上一起影印，还可以加上断句，如中华书局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就是一种简要的整理本了。当然，影印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专业学者，一般说都能直接阅览白文本的。（如果为了作进一步研究，还需要深度加工的点校本。但点校本的完成一时还不会很多，有的书还不必要做深度加工。）读者在使用影印本时，有一些辅助功能就更好了。

    这里特别要提出，影印书千万不要在书上描改。影印古籍而加以描改，往往是好心而干了蠢事。这种败笔在古本小说里更为突出，如影印本《三国志平话》描改的失真，《清平山堂话本》描改的谬误，已有好多人指出了。最近看到黄霖先生《关于〈金瓶梅〉词话本的几个问题》一文，指出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的《金瓶梅词话》“却未恪守忠于原著的影印原则”，曾刊落了近三分之二的批语；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重印的原大本《金瓶梅词话》，不仅又妄加描改，而且还号称是“比对‘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万历丁巳本，整理后影印”，实际上是谎言欺人。这真是出版界的“奇迹”秘闻。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四是期望能加强影印和数字化的结合，除大容量的数据库，还能提供小容量的光盘和U盘，为更多的读者服务。

    这只是一个读者对出版者提出的一点不无奢望的期望，我们更能理解出版者面临的难处和压力，但愿古籍影印的条件能越来越好。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