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影印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百年来古籍影印经历了的清季、民国、新中国三个发展时期，特别是与后两个时期的传统学术繁荣形影相随，厥功至伟。而古籍的影印与排印，孰优孰劣，见仁见智，争议纷杂，不绝于史。
【百年古籍影印历史与学术的繁荣】
古籍影印技术基于石印技术和照相技术的发明。石印技术由奥地利人施纳费尔特1796年发明,1835年传入中国。照相技术由19世纪30年代法国画家达盖尔发明，40年代传入中国，时值清光绪初年，点石斋和同文书局率先采用照相石印技术，影印出版一些以资料性实用性为主要内容的古籍，如《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尤其是点石斋影印的工具书《康熙字典》，一年销售数万余册，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比起千百年来的刻印古籍，显示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和实用性。
如何使影印的古籍善本更加逼真，沿着明末汲古阁的古籍影抄及古籍的影刻或覆刻之路，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以数年之力搜辑影刻了《古逸丛书》。之后，珂罗版（玻璃板）印刷开始应用于善本古籍影印。珂罗版的长处是印刷逼真，但成本较高，非一般读者所能购买，故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罗振玉则用珂罗版影印古器物拓本和敦煌流出的古写卷子本，效果很好。日本的几家文化单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采用珂罗版技术，印刷了不少中国古籍，尤其古代山水画作品，堪称精美，现在国家图书馆有收藏。早期的商务印书馆也有制作珂罗版的设备，但主要用于影印旧拓碑帖，影印善本古籍则用石印，这样不仅印数可以多些，售价也低廉。
可以说，清末的古籍影印初具规模，奠定了后世古籍影印的基本格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古籍影印出版的高峰和辉煌时期。前后两版销售5000部的《四部丛刊》，足以说明昔日古籍影印的盛况。国故整理思潮，引领社会对古籍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而新图书馆运动推动了馆藏建设力度，加上民国时期古籍出版资源之丰厚，文言文的阅读水准，都给那一时期的古籍出版注入了有利的条件。据刘洪权博士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古籍26859种（未包括《说郛》100卷、《续藏经》7140卷）。但民国前期古籍出版未能成气候，到后期则受到抗战和国内战争的影响，绝大部分古籍出版其实是集中在抗战前的20年时间内完成的。
当时的古籍影印有几大特点：
其一，出版机构的多元化，主要有四部分力量组成：一是藏书家，如罗振玉、董康、傅增湘、张寿镛等，他们以刊布古籍为己任；二是图书馆，以浙江省立图书馆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为最；三是旧书业，如扫叶山房、千顷堂书局、中国书店等古旧书店；四是新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均是古籍影印的主力军和大有贡献者。
其二，出版形式的灵活性，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
以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为例，首印成功后，再更换少数不够理想的底本，出了《四部丛刊》的重印本。第三次将《四部丛刊》的四页缩并成一页，改线装为平装、精装，用白报纸印了更廉价的《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最后又选择稀见的善本影印了《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可谓将此选题做足做精做到位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三，出版内容的多样性。
二三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以善本古籍的影印为主，中华书局的古籍影印则重视资料性实用性，如《古今图书集成》的影印。开明书店将殿本《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缩印为《二十五史》九大册，世界书局将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胡克家刻本《资治通鉴》各缩印为两大册，重在普及。结果是各得其所，各收其利。
其四，一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代表人物有张元济和罗振玉等。张元济将一生的主要精力全部用于古籍影印事业。他在弥留之际，仍惦记著古书《册府元龟》的影印出版。罗振玉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明清档案等大量古物陆续被发现，顷毕生之力广泛收集新发现的各类文物资料，加以整理、影印与研究，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仅对敦煌文书及海外藏卷伯希和提供的遗书照片的影印出版，就有《鸣沙石室佚书》等十余种。罗振玉还将日本及国内大量新发现的古代钞本及宋、明版本秘笈影印传留，如《云窗丛刻》《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
我们认为，民国时期学术的繁荣离不开文献的整理与披露，而古籍影印正是能最为快、多、准提供文献的最佳出版方式。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时的各种思潮均能从古代史找到源头，从古籍文献中找到依据。同时，著名学者梁启超、胡适都留下了使用影印古籍研究学术的记载。
再如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繁荣，我们认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相结合，大大拓宽了古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但如果没有罗振玉持之以恒的坚持整理影印出土古器物资料，很难想像学者们都能看到出土的实物。正如前述，罗振玉大量编集影印了各类器物图录，如《殷墟古器物图录》《贞松堂吉金图》等。此外，他还广泛编集了古器物范、明器、古镜、瓦当、玺印、封泥、符牌、钞币、刑徒砖、买地券等专集。其中不少文物已佚，藉罗氏集录得以保存图像及铭文。他与王国维重新整理、印行汉晋简牍资料和古代秘笈，成为近代研究简牍学的发端。其他如敦煌文献的影印披露与相关问题研究等也为后来敦煌学的建立提供了文献资料保障。
可以说，没有当时古籍影印的辉煌成就，就难有民国学术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古籍影印数量和影响远逊于后30年，《中国古代版画丛刊》1956-57年由郑振铎先生编辑，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接手就郑先生的丛刊初编重新编辑计18种，于1961年出版发行，一部分版权页等内容未加更改，只有赠送日本首相的《楚辞集注》的影印在出版界乃至社会上画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改革开放之初，台湾地区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迅速覆盖了大陆大、中型图书馆，连西北地区的一省也有十套的销量。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底本缩印本也销售了上千套。之后的几年间，大陆地区陆续推出四种“后四库全书”古籍丛书系列，被戏称为“四条裤子”。同时，堪称最大善本古籍影印工程的“中华再造善本”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向海内发行。另外，注重资料性、实用性古籍专题丛书的编辑和影印出版，也得到长足发展。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十余年间共出版古籍影印专题丛书400余部，子目13000馀余种，受到各界专家的广泛欢迎。
总之，新中国60多年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大约有近30000种中国历代典籍得以影印行世，大大促进了古籍经典的普及和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繁荣。
【关于古籍的影印与排印】
一般来说，影印和排印各有所长，各有适用的范围。珍本秘笈和档案史料，影印则可保持原貌，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资料；排印则适宜古籍常见本，可以对古籍加以注释或翻译，降低价格，使古籍适于现代读者的需要，有利传统文化的普及。
著名学者郑振铎曾论及影印和排印的优劣，以为：“石印法不改变原书行列款式，不会有什么错字，这是其便利、妥善处。然卷帙过于繁重，费工费时过多，售价过高，非一般人所能有，此是其弊。铅印法，比较的省篇幅省纸张，定价可以便宜些，此是其利。然其弊，则在校对疏忽，错字太多。”张元济主持的古籍整理方法是中国固有的版本校雠之学，基本採用影印，不赞成王云五排印《学生国学丛书》。
从历史来看，民国时商务印书馆的影印《四部丛刊》与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的双赢之争，值得今人借鉴和学习。《四部丛刊》广泛商借公私藏家善本图书，影印出版，使罕见版本“继绝存真”，近乎原汁原味了。《四部备要》因为是排印，竟在报纸上大张旗鼓登出“一字千金”（一字一元）悬赏找错字的广告，虽然意在宣传，但这份敢拍胸脯的自信，令人肃然起敬。《四部备要》排印出版，同时还在字体、纸张和装订上做足了文章。建国后，古籍排印则以国家组织的《二十四史》校点工程为最佳。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译、今译、白话了一批古籍经典，其中不乏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
古籍影印的意义和优势，在于“使珍稀的孤本、善本化身千百，分藏于各地，确保珍贵文献的传承安全”和“扩大流通，促进古籍善本最大限度的传播和利用”。（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前言）。另外，影印古籍还有有三个优势值得一提：其一，影印古籍出版的效率比排印古籍高得多。据粗略统计，仅我社近几年影印出版的古籍，数量就大大超过了建国以来全部排印古籍的总和。显然，仅仅依靠后者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其二，影印古籍在准确反映原书文献内容的同时，还可以逼真地再现原书的外貌。我们知道，古籍不仅具有文献资料价值，还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如宋元刻本中的字体就体现出了唐宋时期的多种书法风格；通过仿真影印，亦可作为古籍版本鉴定的参考依据。其三，对于大规模资料性的古籍书稿，影印有其独到之处。因为这类资料性古籍的使用者，多半为中高级专业人员，古籍是否经过标点和繁改简，对他们并不重要。他们关注的是重印古籍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影印古籍可以避免排印古籍在整理与排版两个环节中出现的差错。不少学者在著述中引用古籍时，仍要千方百计地去核对原书或影印古籍。
从历史上看，古籍排印出版的成功.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有一批学术水平高，古籍整理工作能力强的学者；相关出版社有一批高水准的古籍专业编校人员，以保证图书的编辑和排版品质；古籍整理学者和编校人员能够大量使用古籍善本进行校勘工作。如标点本《二十四史》，就是国家有关部门亲自组织实施，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古籍专家和最高水准的古籍编校者，采用了最好的底本，历时多年才完成的。但目前古籍整理者和编校者的状况实在堪忧。这一点，从近二十年来所出版的大量品质低下的古籍点校、评注、白话本图书中，即可见其一斑。古籍专业人才的匮乏和日益减少，是大势所趋，难以人为逆转的。所以，古籍专业人才的严重缺失，致使高品质排印古籍的数量每况愈下。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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