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月底到8月16日，由62位评委组成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一共进行了6轮投票。最终选出了5部获奖作品。这5部作品凭什么脱颖而出？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请看茅奖评委如何“解密”。
评奖是对作家和作品的综合考量
为什么在252部作品中最终选出了这5部作品？胡平认为，茅盾文学奖的宗旨是评作品，也评作家，现在形成了“好作家+好作品”这样一种评奖标准，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评委们不是光看重作家的资历和总的创作量，也看重具体候选作品的质量。”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朱向前认为，由原来的侧重单篇作品，到现在要综合考量作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是近两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重大转向，评奖是对作家和作品的综合考量。
“评出的这几部作品能够集中代表四年来中国文学的整体成就。当然，评委最终选择哪部作品，作家的影响力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可以说，作品和作家的综合考量是能够胜出的最重要的原因。”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说。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包明德说：“我比较深刻的感受是评委有一种责任心，秉持着一种公道正派的文学精神，怀着‘宁可得罪朋友，也不能得罪文学’的姿态。我们都在考虑怎样把这届茅奖评好，评选出让全社会能够信任的一个获奖阵容，确实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5部作品表征了当代小说的深度和广度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5部作品各有特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认为，从综合的层面上来说,获奖作品反映了近年长篇小说发展的一个总体水准，尽管它们风格各异，却符合长篇叙事作品发展的总体要求。
“我个人认为5部获奖作品非常好地表征了当代小说创作的文学的广度和深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认为，“长篇小说创作能够特别好地传达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获奖的5部作品，从题材领域、从作家的年龄跨度、从手法上都表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
对于5部作品好在哪里，参会专家也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从20世纪90年代就动念书写的时代三部曲。陈福民认为这个“动念”很了不起，它符合一个大时代对整个历史时代的把握，格非用自己的方法传达了对中国现代史、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变迁的理解。作品从创作时间的跨度到时代内容的跨度都非常大，是多卷本长篇小说创作的榜样。同时，格非也关注中国古典传统，《江南三部曲》带有古典文化韵味，这种讲究和追求表达了一种非常健康的、建设性的文化姿态和自我认同感。
王蒙的《这边风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勇气和叙事自觉向读者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新疆的故事。包明德认为，王蒙以一个独特的视角艺术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热情歌颂了诚实的劳动、正直的品格、民族的团结和美好的爱情。“这部作品以深入的体验和精确的呈现，把读者带入到那个时代。作品人物和民族繁多，但是人物都有积极的人生姿态，作品呼唤一种健康的民族关系，歌颂真正的民族团结。作品所呈现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那种风俗画、风景画，特别优美，特别光亮。”
对于金宇澄的《繁花》，陈晓明认为用“旧瓶装新酒”来评价是不够的，小说虽然以传统说书人的讲述方式，却还原了每个人物的声音，具有现代小说的品格。胡平认为《繁花》把作家一辈子的生活经验，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体验写进了一本书里，信息量特别大。同时，作品在对方言的运用上具有特别的文学价值。
孟繁华认为，中国新文学百年来最成熟的、最有成就的就是乡土文学。《生命册》是近年乡土文学的代表作，获奖实至名归。“《生命册》是一个册子。‘册’在古代是将一根根竹简用绳子串起来，《生命册》的‘绳子’是那两个人物，‘竹简’是村子里的一个个生命，构思巧妙。”胡平评价道。
陈晓明认为苏童的《黄雀记》是一部“标准的”或者说“典型的”现代小说，“作品有故事核和完整的结构，有非常明晰的小说叙事逻辑。虽然并非鸿篇巨制，但对历史有一种准确的把握和表现。”
继承传统经验，讲好中国故事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认为，5部获奖作品反映了中国人的中国经验，抒写了中国人近百年来所经历的进取、挣扎和磨难，是真正的中国故事。“这些作品体现了作家在艺术探索方面的经历，无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他们对文学精神的坚守方面一直在推进，没有懈怠。由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的精神底色和文学品格。”
陈晓明认为，中国文学肯定会有传统、民族和本土的问题，肯定会有中国经验。“中国传统小说经验确实和西方现代小说经验相差很大。”陈晓明说，“今天的中国小说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与现代小说丰富的艺术经验结合在一起，是作家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从整体来看，中国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作家仍有很大的可为性。”
（宋潇，北京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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