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生态文学领域，一些耀眼的主题与一些经典之作合一，构成生态文学理论体系的一座座高峰。如“敬畏生命”与施韦泽的《对于生命的敬畏》、“土地伦理”与的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动物权利”与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可持续发展”与丹尼斯·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等。这些主题对生态问题的把握如此精准，这些经典文本对相关理念的阐发如此完美和震撼人心，以至于正是这些高峰推动了人类总体生态观念向好的方面的转变，正是这些高峰引领着生态经济时代和生态生活时代的到来。
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生态文学领域，耀眼主题与经典之作完美结合的范例也不少。但在生态批评和文学思潮范畴，把真正经典文本中的重要主题予以阐释和传播，关涉到的文本不够广泛，梳理的系统性不够，表达的清晰度不足，给社会人生的正面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拓宽。我相信，“草原生态伦理”是一个重要的生态文学主题，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星光下的乌拉金》是一部全面阐发草原生态伦理的经典杰作。应该说，在生态问题依然严峻的当下中国，系统传达草原生态伦理观念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什么是“草原生态伦理”？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伦，辈也。”通常意义上的“伦理”就指人与人之间的辈分关系。根据西方传统说法，“伦理”和“道德”一词常常连用，强调的是人的社会规范和品质修养。所以说，“草原生态伦理”观念首先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正如R.F.纳什所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应该被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调节或制约的关系——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当代思想史中最不寻常的发展之一。”所以说，“草原生态伦理”应该是自然伦理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在我看来，“草原生态伦理”就是在既作为完整独立生态系统又作为宇宙生态环节的草原所蕴含、所秉承、所传达的天然的天地秩序和道德法理。
让我们看一看，“草原生态伦理”之花如何在铁穆尔《星光下的乌拉金》中绽放。
天定的伦理秩序
草原生态伦理基于天然的草原生态关系，土壤、水、阳光、空气、昆虫、鸟类、草木、牛羊、人类等所有草原生命元素形成一个有形无形的秩序体系，沉浸在不能悖逆的天定伦理之中。《星光下的乌拉金》陈述了尧熬尔人敬畏自然、顺从天理秩序的生活状态。在传统习俗中，牧人们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好坏，首先看其是否符合自然的秩序伦理。他们认为，挖地和乱砍树木是莫大的罪过。半狩猎半游牧的尧熬尔人，一般不在春季大规模狩猎。根据天定秩序伦理，他们认为，春天是大地怀孕的季节，是百兽举行婚礼的季节，人们不能惊动山灵，影响大地的胎气。古代尧熬尔人狩猎有很细的限定，有严格的禁忌，“决不允许滥杀，甚至禁止射杀母狼”。日常生活中，给孩子们很多禁忌，“忌孩子们去拔一根青草和一朵花，忌孩子们去掏鸟窝或捣毁蚂蚁窝”。实际上，不同的草原民族在各自的历史长河和不同地域坚守了共同的草原伦理。传统的印第安人也严格奉行一整套道德行为准则，“正是这种道德行为使得狩猎者总是与动物们保护着和谐关系”。在这里，草原民族坚守的，是草原的“宇宙伦理”，是“天定的伦理”。
铁穆尔认为，草原的天伦之理，人人当存敬畏之心。只能顺从，不能悖逆。一系列的禁忌和不允许，都是为了帮助人们把行为规范在天理之下，都是为了提醒人们切勿僭越天定的伦理，都是为了防止人们在草原生活中犯错，都是为了让草原生态系统得到守护。
天理秩序是一种客观存在，正如哲人舍勒所说：“天理是一种不能被设立而只能被认识的东西。”你不能制造一个天理出来，你只能认识和遵从原初的那一个。舍勒认为，良性秩序是永恒的，但也是脆弱的。当生态的规律在自然而然起作用时，如果我们不是积极回应，那么，良性生态秩序会弱化或褪去，生态系统会陷入无序。在美丽富饶的草原，只有完全顺从天理秩序，人们才会“以不占有任何东西的方式拥有万物”。
生物共存体伦理
铁穆尔说：“草原是天下人遥远的家园，辽阔无比的草原原来是一个整体。”尧熬尔人认为，所有草原生命都是“苍天之子”。在丰饶的草原，铁穆尔感受到了万种生命的互相关联，大地与生命的关联，草原与动植物的关联，民族与民族的关联，生态与天理的关联。生态共存体伦理强调的是草原生命系统相互依存的客观必然性和道德应然性。“苍天之子”的伦理原则下，众小民族都是整个天地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和动植物共享草原的整体恩赐。
草原人一代代传下教训，要人们和所有生命相互怜恤、相互顾念、相互帮扶。那位质朴的马头琴手给子孙们留下遗嘱：“永远不许伤害白马母亲的后代， 要善待白马、尊重白马。他还嘱咐人们，不仅地上所有的人们都应该亲如姐妹兄弟，而且两条腿的和四条腿的住在一起也要像亲戚一样。”铁穆尔说，在纯粹的草原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自然而然知道对草原所有生命的尊重与呵护，知道如何保护人内心深处的纯洁，知道如何以温柔的心对待大自然中的生命，避免用残忍手段对待动植物。
边沁、彼得·辛格等认为，平等对待动物，最低限度保障动物的基本权利，一个起码的原因是，动物有感知快乐、幸福和痛苦的能力。因而，不让生命痛苦，不恶意摧残生物，是人在生物共存体中应有的起码的伦理意识。草原共存体生态伦理与施韦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是一致的。施韦泽认为，“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利奥波德也有近似的理解：“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的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
在西方，生态共存体伦理实践的人类典范可能是被尊为“生态守护圣徒”的法兰西斯，他终生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他把大地叫母亲和姐妹（Sister Mother Earth），把水称为姐妹(Sister Water)，把火叫兄弟（Brother Fire）,把太阳叫大哥先生（Sir Brother Sun）,把虫子、草木、鸟兽都看为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手足。《星光下的乌拉金》中一个个衣着老旧的牧民，那个像旱獭一样生活在悬崖下的老人，那个在布尔汗温都尔山下牧羊的小孤女，那个唱了她最后一支《阿尔泰杭盖》之后就死去的夏日塔拉的老奶奶札西兰姆等，都是把自己完全融汇于草原共存体生态伦理的淳朴的生命个体，都是把一草一木看为自己兄弟姐妹的“苍天之子”。
爱的伦理
铁穆尔说：“我在母族中最强烈地感受到的，首先就是他们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温情和爱。”尧熬尔人认为：“爱能赶走恶魔，爱也能使人摆脱死神。”在更高精神层面讲，草原生态伦理是爱的伦理、道义的伦理、心灵的伦理，贯穿在超越性圣神领域，用心感应，用爱守望。
尧熬尔人心中有神，灵魂中有信仰，这是他们敬天悯人的前提。因为相信爱，因为相信灵魂，所以他们很看重永恒真理对自己的保守和带领，所以他们常常祷告，以使得自己的心怀意念与上天的道理相符合。尧熬尔人不仅相信人有灵魂，也相信所有生命都有灵魂，“我相信高山、丘陵、江河、湖泊、草木和鲜花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
草原生态伦理体系中的爱的伦理包涵人类，又超越人类，涉及草原所有的生命。这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更臻完美的爱的伦理。“爱所有的生命体”，将非人类动物和自然看作主体，不是被看为事物，而是被看为关爱、怜恤、尊重和热爱的生命，其伦理层面的意义是显著的。
处理人与草原的关系，处理草原生命之间的关系，使美丽草原和谐永续，是草原生态伦理的起点和归宿。草原之所以永远富饶美丽，就是因为人们“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但是，《星光下的乌拉金》同时陈说了悖逆之子酿造的草原生态灾难。悖逆草原生态伦理的结果是良性生态秩序和良性生态消失，混乱无序出现，沙漠大面积扩展。另外，悖逆者自己也随着草原的消失而被流放于沙漠。因而，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系统阐发草原生态伦理是有意义的。在实践和期望层面，正确生态理念规范下的正面生态行动更显珍贵。
（作者为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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