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喜俊的文艺作品形式多样，有曲艺，有故事，有戏剧，有小说，有电视剧本等。尽管艺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这些作品都呈现出一以贯之的鲜明特色：主题清晰、明确，主人公泼辣能干，富有鲜明的道德指向，洋溢着昂扬向上的精神，产生的是一种引人向真、向善的艺术力量。
周喜俊的文艺创作观念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从哪里来”，二是“文艺为谁而写”。对于第一个问题，周喜俊的回答简洁明确：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纵观周喜俊的所有创作，从写作素材的搜求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乃至于作品主题的确立，无不来源于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她笔下的辣椒嫂、当家的女人菊香、当家的男人时涌泉，无一不是从她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中，从她最亲近的身边人中选取而来，集中而成。周喜俊始终坚信并践行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理念，她说过：“我固执地坚守着‘扎根生活沃土，面向人民大众’的创作理念。”深入生活成为她文艺创作的不二选择。当她在生活中遇到让她感动的人和事，她不可遏制地要用文艺作品将这些人和事表现出来；当她感觉到艺术灵感匮乏的时候，她坚定不移地到农村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而这样表现出来的人无一不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无一不渗透着真正的人的精神。我想，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坚定不移的生活信念，使她的作品中那种鲜明的道德指向、昂扬向上的精神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有了鲜活的血肉筋脉，从而避免了作品的概念化和简单的政治化，而能够成功地将道德倾向、意识形态导向与丰富生动的人情、人性，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共同生成昂扬俊朗且又富有生机的风格。从这个角度看，周喜俊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以来，文学长期存在的导向性和艺术性不能有机统一的问题，或者说，周喜俊的作品让我们确信，唯有真正地深入生活，才能写出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因此，真正的而不是虚飘的、脚踏实地的而不是三心二意的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从生活深处发掘艺术的宝藏，是周喜俊风格形成的根源。
而同时，真正从丰富的生活中提取出来的艺术作品，必然会被真正的生活者所喜欢，所接受。因此，针对“文艺为谁而写”的问题，周喜俊的回答很明确：文艺是为老百姓而写的。“为谁而写”，在周喜俊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理论问题，而是她所实践的文艺创作之路自然达到的一个终点：在这个终点，迎接着她的就是她最熟悉的辣椒嫂们、菊香们，以及熟悉和喜欢辣椒嫂和菊香们的所有的生活者，即人民。
昂扬俊朗的周喜俊风格还来自于周喜俊坚定和明确的责任感。在周喜俊看来，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肩负着用文字记录时代生活、传达崇高情感、履行社会使命的天然责任。这种责任意识，使她的写作始终直面正在发生着巨大历史变革的现实社会，引导着她始终思考这个社会健康和良性发展所需要的精神、情操，促使她将当下现实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昂扬的精神用文字记录下来，用艺术呈现出来，并让这种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昂扬的精神繁衍开来，盛开起来。《文艺工作者不能辜负伟大的时代》《担当起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时代需要有责任感的作家》，这些文章的题目将她自觉承担的为社会立言、为时代立言的责任感表达得酣畅淋漓，《当家的女人》《当家的男人》这些作品的题目将她的主人翁情怀表达得异常彻底。
坚定和明确的责任感使她始终面对生活当下进行思考，并从当下生活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以来自于生活的艺术形象将这些问题和途径呈现出来，正是坚定和明确的责任感使得周喜俊的作品成为不只是呈现问题的艺术，更成为富有解决方案的艺术。比如，《当家的女人》是周喜俊面对七八十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现的问题、所给出的答案、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当家的男人》则是她面对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社会所出现的问题、所作出的思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两部作品合起来，是周喜俊对40年来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的整体观照，是她对农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革的根源的总结。或者说，周喜俊用这两部作品，总结了40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家的男人》结尾，主人公经过艰苦的努力，乡村的物质和环境、村民的精神和心灵乃至于某些体制因素，终于都得到了全面更新和改善。这个结尾让我们看到，周喜俊不独是始终面对生活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她也是富有实践精神的社会改革家，她用自己的方式——文学为乡村社会提供了或许可资借鉴的方案。这一点，也是周喜俊区别于当下众多知识分子型作家的一个重要特点。用普遍的文学观念来看，文学重要的不是提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办法，而是呈现矛盾和问题本身。以此来观照周喜俊的作品，她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为现实社会提出解决乡村问题的可能途径，甚至还要表达出对这种可能性途径的强大的信心和希望。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种“反其道而行之”中感受到一种比较强烈的精神力量呢？一言以蔽之，仍然是由于她的作品完完全全从生活而来的，她写的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事，她思考的是真问题，动的是真感情，因而，打动人的亦是真性情。从这一点说，周喜俊的文艺创作又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启发。
昂扬俊朗的周喜俊风格当然还与周喜俊积极健康的人格特征密不可分。追究周喜俊作品“向善”的根源，可能有几个方面的成因：周喜俊所具有的强烈而自觉的历史担当意识给了她正义和善良的信心；她长期扎根乡村的经历使她对乡村人的优缺点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她自身所具有的积极的心态。偶然闯进周喜俊的博客，看到她写下的诗句：“我愿所有朋友，把心灵之窗打开。热情拥抱生活，保持阳光心态。即便置身黄土高坡，心中也有百花盛开。”我豁然明白，让她的作品如此温暖和激越的，还有她所秉承的“阳光心态”。亚里士多德说，风格是思想的外衣；布封说，风格即人；曹丕说，文以气为主；刘勰说：“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他们所说的，其实都是人格与风格统一的问题。这一点，在周喜俊这里表现更为突出：她只管前行从不抱怨，她勇往直前从不畏难，一如辣椒嫂，一如菊香，一如一飞冲天的鹰鹞，一如破云而出的朝阳。
当然，如果继续分析周喜俊及其小说的艺术承继，我们就需要发掘民间艺术尤其是曲艺传统，所给予周喜俊小说的特殊韵味。大俗进而大雅，这可能是周喜俊与赵树理风格相似的一个重要根源。卢卡契在《小说的理论》中说：“在集体意识的精神结构和艺术作品的美学结构之间有着本质的关系。”也就是说，周喜俊小说之所以呈现我们前文中所探讨的美学特征，其根源在于她所承袭的民间文化艺术精神。
乡村历来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历来是作家的生活和精神源泉。作家对于乡村的书写有多种姿态：膜拜的、揭露的、旁观的、建构的。周喜俊显然属于建构类型，她不只是反映现实，更致力于引导现实；她不只是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更重要地在于要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这个层面上说，《当家的男人》等作品的意义也许不只在于刻画了一个或几个成功的艺术形象，甚至也不仅在于描绘了一幅当代农村变化的画卷，还在于给当下的中国勾画了解决乡村问题的可能途径，以及所表达出来的对可能性途径的信心和希望。因此，我愿意把如《当家的男人》一样的作品看作预言未来乡村图景的“预言性文学”，是引导人前行信心的“引导性文学”。同时，也正是在这种预言和引导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的双重代言身份：她是农民的代言人，把农民对新生活的期待和想象编织进文学作品中；同时，她又是国家的代言人，把政府对农村生活的蓝图和理想描绘成了可感可见的艺术画卷。双重代言身份，其实正是像周喜俊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自我认同角色，而对这种双重代言身份的认同恰恰彰显出周喜俊鲜明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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