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转型，何以如此困难

    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中，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拉吉罗多次引用了斯塔尔夫人的名言：“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中华帝国经历两三千年的皇权宗法专制之后，专制已经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而自由则变得陌生。中国和俄罗斯，在历史上都是专制传统悠久，专制文化基础深厚的国家。时间维度上的长期专制，以及空间维度上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两个大国的现代转型成为一个难题。左凤荣、沈志华著作《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版），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版），以及在大陆绝迹数十年、新近出版的陈恭禄著作《中国近代史》（工人出版社2012年1月版），当可为这一话题提供新的思考。

    几次反复，丧尽先机

    在《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中所呈现的俄国现代化进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俄罗斯几乎所有的政治变革，都是在政治强人的主导下进行，从斯托雷平、列宁、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再到普京，莫不如此。其政治线路图乃是君主专制→政党专制→威权统治→准民主的逐步递进。然而，这一递进过程并非线性。虽然该书作者没有强调，但在我看来，改革过程中因素复杂的几次反复，导致了俄罗斯现代转型先机尽失。

    按照左凤荣的定义，“一般认为，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在俄语中，现代化一词与‘时髦’、‘时兴’是同根词。现代化的本义是，追求最时兴的东西，走在时代的前列。在社会意义上，则是从封闭、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向文明、开放的现代社会演进。”

    显然，现代化包括了政治制度、经济形式、社会组织、思想观念等各个层面和领域。俄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独特性，其进程往往由国家权力主导和强力推动，并与战争和革命紧密相联。在对外关系方面，从1283年建立俄罗斯公国开始，无论统治者怎样变换，俄罗斯一直奉行对外扩张领土的政策，这使得俄罗斯成为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帝国。但是，领土最大并不意味着就能发展得最好，一旦发现自己不如西方现代国家，俄罗斯人就迈开了追赶的脚步。其过程正如左凤荣在书中所说，“北方战争的失败使彼得一世学习西方，为了使俄国强大，他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把一切西方先进的技术都学到手；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促使亚历山大进行了一系列促进现代化的改革；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危机感促使斯大林不顾一切地加速进行工业化。”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二世都想通过改革，推进俄罗斯的现代化，但是进程极其缓慢。尽管如此，如果这一进程能够持续发展，俄国的现代化指日可待。该书没有提及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在任期间，对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861年下诏废除了农奴制，为俄罗斯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他还主持了多项政治改革，制定了把俄罗斯君主制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改革计划。

    然而，十二月党人之后的民意党，学习了西方的革命传统。他们在号召农民起来造反失败的情况下，采取了极端手段，于1881年3月13日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使得俄国的许多改革措施被中断。亚历山大二世的命运，使得俄国的改革出现了倒退，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显而易见的是，民意党不相信改良，也不愿意看到改革的继续，使得人民对自己的号召进一步离弃。从改革倒退到专制，这种反复显然为俄罗斯后来的走向埋下了一层阴影。

    到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惨败之后，于8月14日颁布了《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17日正式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由此开始了1906年到1917年的“杜马君主制”。其间，共经历了四届杜马。根据秦晖的研究，铁腕人物斯托雷平登台之后，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陷于瘫痪。斯托雷平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经济持续高涨。由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俄罗斯人对政治冷淡，只关心钞票，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之后派系林立，在老百姓那里也没有了威望，而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

    但是，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俄国社会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他们在1911年暗杀了斯托雷平。但是，继任者科夫佐夫继续着与杜马的合作。“杜马君主制”与传统的君主独裁还是有着明显区别，但是，财富分配不公最终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

    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由农民组成，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而率先哗变。七天之后，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列宁利用从德国沙皇那里获得巨额资金（5000万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1917年11月（俄历十月）发动了被俄罗斯当下教科书所称的政变（即“十月革命”），最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从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那里夺取了政权。

    列宁上台后，很快开始建立一套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并稳固了政权。但是，其经济政策，引发了曾经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多次起义。这一事实使列宁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自由耕种土地和自由支配自己劳动成果，允许私人办中小企业。新经济政策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也随之发展起来。然而，随着列宁在1924年的去世，夺得权力的斯大林加强了以集体化为主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彻底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且开始以盘剥农民来实现重工业的迅猛发展，这使得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而他个人则保持专权，在政治上实施残酷镇压，仅“大清洗”高潮的1937-1938年，共逮捕157.53万人，其中枪毙68.17万人。根据1991年内务部向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提供的材料，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数目达5011.43万人（包括二次被捕）。

    一味求“稳”，走近衰亡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苏联的政策开始变得缓和。他从改革农业政策入手，使得苏联1954-1958年的农业增长了50%，苏联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在政治上，赫鲁晓夫停止了大规模镇压，进行了大规模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工作，批判个人崇拜，加强了地方与中央分权，建立了干部更新制度，实行干部轮换和任期制，打破了苏联长期实行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苏联出现了“解冻”。然而，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勃列日涅夫的登台，使得苏联社会陷入停滞，而干部终身制的恢复，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以官僚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这种有组织，“合法”的体制性腐败，导致苏联政权民心尽失。勃列日涅夫的这次反复，埋下了苏联最后崩溃、解体的祸根。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实施赫鲁晓夫后期的经济改革试验，到70年代初，苏联经济发展较快，核武器和美国持平。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倒退，到70年代初，苏联的GDP开始下降。对外政策的扩张，对内的党政不分和个人独裁，导致了经济的停滞。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终身制的恢复，则导致了50-70万人的特权阶层，使得政治和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这个特权阶层抵制改革，一心只想维持现状。

    实际上，苏联的特权阶层制度形成于斯大林时期。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从上到下，每一级都有一套相对应的优厚特权：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医疗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等。掌握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权，成为了实现特权的基础。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享受贵族待遇，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有四五十人。

    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特权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一阶层享受的特权也更多。叶利钦1976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5年任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根据他的回忆，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如同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适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

    由于勃列日涅夫实行了干部领导职务的任命制和终身制，这一特权阶层比斯大林时期更为稳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各种实质性改革，成为抵制和反对改革的主要阻碍。而苏联对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又为政治体制的倒退提供了“合法性”，最后导致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陆南泉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半途而废和政治体制倒退，致使苏联在勃涅日涅夫时期全面停滞，随后走向衰亡。

    国家转型，不能拔苗助长

    以学术研究和写作而论，《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和《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的研究较为粗略，其中尤以后者为甚。两书基本上都偏重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上层描述，对于俄罗斯社会下层民众和上层的互动，几乎没有涉及。但是，我相信两书作者的观点，建立在长期对俄罗斯历史的研究之上，其结论大体不错，至少也是“虽不中亦不远矣”。显然，这是受限于档案和史料运用不足所致。然而，两书所面对的问题却是严肃的：国家转型，何以如此困难？

    纵观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几次反复可以看出，俄罗斯有着追赶先进国家的强烈欲望，但往往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怪圈：统治者主宰的经济改革，往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配合，最后民心尽失；革命者想越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建立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其激进的制度和政策造就了更大的社会灾难，对人民实施了更为残酷的压迫并使得数以千万计的民众丧命。富国强兵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基本追求，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被忽略，甚至仅仅只是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目标的工具和牺牲品。

    俄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以及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中国人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中国，清朝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们，一开始只是认识到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几代知识精英反复探索之后，终于发现了器物背后的政治文明和先进文化。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和民主宪政建设已有成效，但是，苏联向中国输出了革命，帮助孙文和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崛起，并使蒋介石1927年建立了一个统一和弱势独裁的政权，中国的现代进程出现了大大的后退。按照沈志华的研究，赫鲁晓夫的改革，在外部环境上也受到了中国的阻碍。 

    在陈恭禄写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中，作者认为：

    中国对外，本于固有之思想，应付新环境之问题，徒供外人侵略之口实，造成现时国际间之局势；内则政治上积弊深痼，改革多为名词形式之更改，政府反为虐民榨取之机关。民间生产事业向不发达，人民多度马牛生活，而士大夫往往利用其弱点，瘠人以自奉。要而言之，国内问题，一由于生产事业不发达，人浮于事，钻营奔走，无所不用其极。一则知识浅陋，无由认识新时代之问题，而有彻底之改革。

    一个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意味着这个国家需要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保持社会的开放，经济的自由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同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民主宪政的制度设计，对国家权力（统治者）的有效约束又是核心。要创造这些现代转型的条件，需要充足的时间，同时不出现大的反复。历史学家黄永年曾云，西方国家从黑暗的中世纪，蜕变为现代文明国家，花了约二三百年的时间，而中国从鸦片战争至今，转型时间也仅有大约150年。历史的发展可能并无“经验”可言，以西方国家的转型时间与俄罗斯、中国的现代转型进行类比可能也并不准确。但是，中俄两国都曾经想“走捷径”——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激进的心态，往往欲速而不达——由国家权力主导，让人民被动服从的国家现代化之旅，很容易走入死胡同。

    显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或一两个政治强人的领导来主导即可完成。普京以非常手段二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尽管不会让俄罗斯再开倒车，但其统治更近于威权主义，或者说只是“准民主制”。而他的改革方向显然无法避开宪政和民主。在我看来，只有让民众参与到改革进程之中，而不是仅仅把他们当做一个可以被宰制的客体，并实现国家权力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够产生于建嵘所说的韧性稳定，而非危险的“刚性稳定”。而中俄两国现代转型的曲折进程又可证明，从传统的皇权专制转变为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并非可以一蹴而就，或多快好省、短平快所能完成——或许，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