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的解答取得了一些进展却未能被破解
李约瑟博士（1900—1995）早年是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1937年开始接触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转而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了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李博士于1943—1946年出任英国驻中国使馆的科学参赞。在这三年中，他参观、访问了296个中国的学会、大学和研究机构，搜集了不少中国古籍和学术文献资料，与众多著名学者座谈交流，收获颇丰。
李约瑟博士返回剑桥大学后，于1948年5月撰写出版《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即国内翻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从1954年第1卷出版，至1995年李博士逝世，该书已出版7卷18分册。该书不仅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极高评价与赞赏，也使李博士在1992年得到了英国女王颁授的最高荣誉奖，更使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杰出成就为世界所知晓。
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之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到唐宋时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领先于世界各国，但为什么在明清时期却走下坡路，逐渐地落后于西方？换言之，也就是说在明清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科学？中外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李约瑟之谜”。
这个问题提出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中外学者加以研究，纷纷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企图破解“李约瑟之谜”。1982年10月，“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讨论会”在成都举办召开，与会者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水平。1989年，《自然杂志》面向大众，举办了一次“李约瑟之谜”征答活动，参加者众多。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应彪科学哲学论坛还专门设立了“李约瑟之谜研究基金”，一时间热闹非凡。海外也为此举办一些学术研讨会或座谈会，涌现了不少高论卓识。
经过中外学者数十年的努力研究与争论，“李约瑟之谜”的解答取得了一些进展与成果。总括起来，大概有中国古代体制、地理环境、人口资源、思想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科举制度等十余种说法，各有所据，言之成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各种说法均是次要因素，而非最重要的主因，所以未能破解李约瑟之谜。
当然，李约瑟博士也有其自己的说法，他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影响下，中国人重实用而轻分析；二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维护“重农抑商”，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没有把工匠技艺与学者发现之数理逻辑方法结合在一起，因而未能实现向近代科学过渡。此说法言之成理，似乎具有说服力，但却经不起辨析推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源于诸子百家，内含十分丰富，因此创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辉煌的成就，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即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难道仅仅是实用经验的总结而不是思辨分析的结果？有论者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确实与欧洲人有差别，但这种差别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近代科学的形成比工业革命至少晚了100年，即工业革命并非是科学革命。至于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其实与近代西方的官僚体制极为相似，说它阻碍商业的发展与进步，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根据全汉升先生《中国经济史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年版）一书的考证研究，中国古代商业源远流长，唐宋时期商业已经繁荣发达，特别是宋代商业税收已占朝廷财政的比重甚大。纺织、印刷、矿产、航海等行业也十分发达，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因此，日本学术界将宋代以后称为“近世”。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退休后，热衷于思考研究中国思想文化问题。2004年9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先生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发表演讲。其中涉及到李约瑟之谜，他的说法是：“《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易经》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上是归纳法，而非推演法，所以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
一石激起千层浪，杨先生的“《易经》说”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支持与反对者皆有之。总的说来，反对者居多。反对者认为，《易经》不仅有归纳法，而且有推演法。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而演化成六十四卦，从逻辑上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演法。《周易·系辞传》云：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这里将“制器者尚其象”列入圣人使用《易经》四个方面之一，可见其重要性。正因为在《易经》的影响之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才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领先于世界各国。倘若不是其他因素的阻碍，那么在宋代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近代之路。
中外学术界研究探索了数十年，学者们绞尽了脑汁，迄今未能够破解李约瑟之谜。有论者干脆采取否定的方法，认为李约瑟之谜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发展上走的是两条不同道路，根本无法加以比较研究。甚至更有甚者，认为李约瑟之谜是在为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寻找原因，任何结论说法都不可能返回到历史当中再去接受检验，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面对这样的局面，姚洋《地域、制度与李约瑟之谜》（见《读书》2003年第1期）一文中云：
至于李约瑟之谜的答案，还需要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或许，只有等到下一个千年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们才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姚先生虽然提出了“综合研究”的建议，但他对当前国内学术界的状况有所失望，所以对破解李约瑟之谜持悲观态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方正先生近年撰写出版了《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年版）一书，从另一角度研究问题，诠释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背景和原因，论证精辟，确实是一部力著。但它仍然未能破解李约瑟之谜，因为它们分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换言之，它未能诠释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的背景和原因，仍然留下了遗憾。
从过去研究的缺失与不足破解李约瑟之谜
如何破解李约瑟之谜呢？这要从过去研究的缺失与不足谈起，首先，中国科学技术史属于史学研究里的一个分支，受到史学研究现状的制约影响。史学研究是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分析研究历史，即根据现存历史文献和文物来还原历史环境，加以分析研究，而不是在某种政治理论的指导下，解析、拼凑历史，背离历史真相。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左倾”激进思想就开始影响史学界，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之唯物史观一统天下，“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大行其道，把中国历史写成了一部阶级斗争史。史学研究只能依样画葫芦和给历史人物贴标签，学术水平低下。
史学研究中过去存在着五大热点问题，被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学术见解，但又无一例外地将不同意见归结为唯物或唯心之分，长期笼罩着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斗争的阴影，至今难以展开自由讨论。中国古代史里的重大问题不能自由讨论，历史真相难以显现，必然会制约影响破解李约瑟之谜。
其次，中国古代思想源于诸子百家，秦至清都是皇权专制社会，过去研究李约瑟之谜者都很僵化地看待这个问题，认为没有多大的变化。其实，这是十分错误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充满着发展变化，犹如人的成长一样，存在着机遇与挑战，由于应对选择之不同，所以会走出不同的道路。应对选择实际上是在做历史的“加减法”，“加法”系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东西，“减法”系指历史上不断消失的东西。如果不受庸俗进化论的影响，那么就会清楚地知道消失的东西不一定坏，涌现的东西不一定好。正如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见《读书》2003年第1期）一文中云：
我在想，思想史为什么不应当把对于加法的注意力，适当地转移到这些减法上来呢？看看这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淡忘的、被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秘密处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发掘中，也许一些失落的历史被打捞出来，仿佛在古墓中挖掘出来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样，当它们被拼合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的真相。
这里说的是思想史，但却完全适用于历史的各领域。
正因为存在着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中国历史的真相未能够完全显现，自然就难以破解李约瑟之谜了。
现在我们再来仔细地分析品味李约瑟之谜。它清楚地表明，在唐宋以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也就是说唐宋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出现了变化，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不小的改变。治中国古代史者心里都很明白一个事实，明清社会比唐宋更封建，“吃人的礼教”更多、更残酷，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大不如前。正如文化学者张宏杰先生所云：
我们如果仔细读史书的话就会发现，在过去的五千多年中，中国人的国民性经常在发生变化，有时会有很大的变化。就拿春秋时期来说，那时的中国人性格非常阳刚，思想活跃，富于创造力，诸子百家就是在那个时期诞生的。唐宋时候的中国人，虽然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不如春秋时期，但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创造了非常辉煌的业绩，唐诗宋词都是那个时候的产物。但不幸的是，到了明朝和清朝，中国人的整体品行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下滑，从一些历史记载中可以感觉到，明朝、清朝人的性格中，奴性突出，很多时候表现出一种麻木、懦弱的精神面貌。（见《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2月26日刊《先秦、唐宋、明清的国民性》一文）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掌握了破解李约瑟之谜的钥匙。史学界过去虽然对这个问题有所探索与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未能揭开这一历史真相，甚至没有说在点子上。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首先追溯一下中华文明的起源。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土地相对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于人类的生活发展，被学术界视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黄河中原地区（又称为夏）文明高于四周地区（又称为夷），故有黄河中原文明向四周辐射之说。此说也有缺陷，因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它显然没有考虑到黄河中原文明也吸收融合四周地区文明。从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四周地区文明也有某些方面的先进性。上古时期的“逐鹿中原”，到“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无一不透露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融合的重要性，这才是中华文明发展前进的源头活水。
汉代张骞通西域，沟通了中西文明的交流，被誉为“丝绸之路”。后来又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更加扩大了中外文明交流。汉唐的长安，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都是外国商贾云集之地，中外交流频繁而紧密，甚至外国人可以在朝廷做官。换言之，直到元代时，中国一直处于十分开放的状态，从未闭关自守，固步自封。这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因为在中外交流融合中，更能够激发中国人的创造力。
在元代以前，少数民族政权侵扰中原虽然屡见不鲜，但从未入主中原，建立统一天下的王朝。蒙古族政权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却开了中国历史的先例。过去史家大多注意到蒙古族铁蹄对中原的践踏破坏，其落后的统治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不少阴影，甚至使历史车轮发生了一些停滞与倒转；然而却忽略了它给汉族人心灵上留下了极大的伤害，羞耻与屈辱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弥合。正因为有这种难以弥合的伤害，才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明末和清朝的闭关自守，隔断了中外交流，使中国逐渐落后而不自知。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事实不合。事实上，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严于夷夏之防，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元代以前中国开放的情况不同，明朝不允许外国人出入中国，甚至不允许沿海居民进行海外贸易，朱元璋曾下令不准“片帆出海”。这就从根本上隔断了中外交往，使中国成为了自我封闭的国家。
当然，明朝允许朝贡贸易，即外国使团朝贡可带一些土特产进行贸易。明成祖朱棣曾将朝贡贸易推向了极致，故有郑和七下西洋之壮举。但是，这种朝贡贸易是官方之间的，外国朝贡使团由明朝廷派官员迎送。因此，朝贡贸易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甚小，它只是满足了明朝皇帝做天下共主的虚荣心，不能改变“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这一事实。明末曾破例允许一些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造成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这仅是昙花一现而已。清朝不允许朝贡贸易，只是在广州开设对外商埠，做一点中外贸易。
正因为明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自我封闭，造成思想日益僵化，固步自封，中国人的创造力日益萎缩，必然导致中国科学技术走下坡路。这个大环境至关重要，其道理亦很简单。比如“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和科技突飞猛进，今天可以与世界接轨了。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任何人都无法否认！
关于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之下，明清朝廷体制更加集权专制，控制社会更加严密，“吃人的礼教”更多、更残酷，奴性精神等问题，过去学术界多有研究，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更加深入地研究探讨——程朱理学（儒学流派）在明清时期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搞清楚了这一问题，不仅能够知道明清社会比唐宋更封建的成因，而且还会改写儒学史和科举史，意义十分重大。
作者单位：重庆明道文化工作室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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