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华盖集》与《坟》
鲁迅著《热风》和《华盖集》先后于1925年11月和1926年6月出版，分别收录其1918年至1924年和1925年所写小说、散文诗、回忆记之外的作品。不过两本书并不包括他这一时期此种文章的全部，除删掉的篇什外，另有19篇系特意留下，与1907年至1908年间所作四篇文言文合编为《坟》，于1927年3月出版。
1925年10月22日鲁迅日记：“夜校杂感。”此即《热风》。同年11月3日作《〈热风〉题记》，则云“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同年12月31日作《〈华盖集〉题记》，说：“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又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杂感”与“短评”意义相当。而他在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庆的信中称《坟》为“我的杂文集”。
鲁迅在《〈坟〉题记》（1926年10月30日作）中提到“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在《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11日作）中则说是“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还说：“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小说”和“杂感”，分别指时已面世的《呐喊》、《彷徨》和《热风》、《华盖集》；而“杂文”既一并指《坟》中用古文和白话写的所有文章，也单独指其中的白话之作。其与“杂感”或“短评”之别，在篇幅稍长，所谓“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虽然文章还是“长长短短”。
从《华盖集续编》到《二心集》
1926年10月15日鲁迅日记：“下午编定《华盖集续编》。”该书收入1926年之作（包括稍后增补的《华盖集续编的续编》），于1927年5月出版。然虽名“续编”，编法却与前集不同：不再考虑《热风》、《华盖集》与《坟》文体方面那种区别，而是统统汇编一起。即以集中第一篇《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1926年1月3日作）而言，若《华盖集续编》还如《华盖集》那样编法，此文恐怕抽出另行安排；假如《坟》收录下限不是1925年底，或可编进去了。而集中这类文章不止一篇。此后的《而已集》（收1927年之作，1928年10月出版）、《三闲集》（收1927年至1929年之作，1932年9月出版）和《二心集》（收1930年至1931年之作，1932年10月出版），都是这种编法。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小引》（1926年10月14日作）中说：“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又说：“名副其实，‘杂感’而已。”《〈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前记》（1927年1月8日作）则说：“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杂感”一词显然有了新的意义，不仅是《热风》和《华盖集》那类文章，连同《写在〈坟〉后面》所说“杂文”也包括在内了。
1930年5月10日鲁迅作《鲁迅自传》，有云：“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所说“一本论文”，即《坟》。原来“杂文”被换成了“论文”，与“短评”相区别。
按鲁迅所谓“论文”，实不同于今日通常用法。周作人在《美文》（1921年5月作）中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此即essay，可译作论说文、散文、随笔、小品文。
周氏兄弟起初所以不将essay译为后来包括他们在内更多采用的“随笔”，或许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1924年至1925年交由鲁迅译为中文）中特别强调：“有人译essay为‘随笔’，但也不对。德川时代的随笔一流，大抵是博雅先生的札记，或者炫学家的研究断片那样的东西，不过现今的学徒所谓Arbeit之小者罢了。”他是担心读者误将这种传自英法的文体，与日本原有的《枕草子》、《徒然草》等混为一谈。虽然厨川白村也说：“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这essay，并不是议论呀论说呀似的麻烦类的东西。况乎，倘以为就是从称为‘参考书’的那些别人所作的东西里，随便借光，聚了起来的百家米似的论文之类，则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反观《坟》，至少其中白话文章，并非“随便借光”那种论文。
《鲁迅自传》所说“四本短评”，即《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如此“短评”的意指也有所扩充。然而鲁迅仍强调“论文”与之有别，他正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短评”这一名目。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1932年4月24日作）中则说：“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显然“杂感”又与“短评”相当了。不过《三闲集》所收，同样并不止是“短短的批评”。
鲁迅作《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中，《热风》至《而已集》四种仍注明为“短评”或“短评集”，《坟》却被称作“论文及随笔”。这样，“随笔”与“论文”，各指原来“论文”的一部分，似乎是对《鲁迅自传》中的说法有所修正。鲁迅并未申说二者如何区分，这里不妨揣度一下：其根据或许正在那个“长长短短”。单看《坟》中白话文章，较长者如《灯下漫笔》、《从胡须说到牙齿》等，更具essay本色；较短者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篇幅比较接近日本那种随笔。
鲁迅曾打算写一本《夜记》，他说：“‘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的，那年就发表了两篇。”从已完成的两篇《怎么写——夜记之一》和《在钟楼上——夜记之二》，以及未完成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夜记之五》看，鲁迅拟议中的这本书应该是《坟》那样的“论文集”。他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的“附记”（1932年4月26日作）中说，“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个书店去做杂志的编辑，来托我做点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鲁迅遂写了半篇“夜记之五”，“第二天柔石来访，将写下来的给他看，他皱皱眉头，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且怕过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将这放下了。”盖鲁迅打算写“论文”，而柔石想要的却是“短评”。《怎么写》和《在钟楼上》编入《三闲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编入《二心集》；作者称前者为“杂感上集”，后者为“下集”（1932年4月24日致李小峰），“论文”也就被纳入“杂感”之内。
但是在《〈二心集〉序言》（1932年4月30日作）中，鲁迅却说“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一九三○）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他讲的“论文”大致与《坟》相同；而“杂文”则包括“论文”、“短评”、“通信”甚至“译文”在内了，显然比《写在〈坟〉后面》涵盖面扩大，更接近于刘勰《文心雕龙》所说：“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这是鲁迅首次将自己除小说、散文诗、回忆记之外的文章统称为“杂文”。
1933年3月20日鲁迅致信李小峰云：“我们有几个人在选我的随笔，从《坟》起到《二心》止，有长序，字数还未一定。”同年3月25日信云：“随笔集稿俟序作好，当寄上。”指的是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这里“随笔”显然又不同于《鲁迅译著书目》所指，而与《〈二心集〉序言》之“杂文”相当，差不多就是essay新的译法。——附带说一句，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又说“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然而所选范围却将《坟》也包括在内，是以当他将“杂感”与“论文”并列时，系取其狭义；将“杂感”用作书名，则取其广义。
鲁迅1933年6月25日致李小峰信中再次使用“随笔”一词，却未循先前的用法：“这几天因为须作随笔，又常有客来，所以杂感尚未编过，恐怕至早要在下月初了。”查鲁迅1933年6月30日日记：“寄稿一篇于《文学》第二期。”该稿即《我的种痘》，鲁迅称为“随笔”，可见系指他的专门一类文章，而非曾说过的“从《坟》起到《二心》止”者。所云“杂感”，则见1933年7月20日日记：“夜编《伪自由书》迄。”这里“杂感”与“随笔”并称，亦是狭义。
又，鲁迅1933年6月20日致榴花社信云：“如作有小品文，则当寄上。”他并未给《榴花》作文，不知所谓“小品文”指哪类文章。
1933年11月12日鲁迅致信杜衡云：“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我于评论素无修养，又因病而被医生禁看书者已半年，实在怕敢动笔。”这是一封“却稿函”，未见来信，不知“轻性的论文”是否杜衡提出，但是以此来形容《坟》那类文章却很恰切，而区别“轻性的论文”与“引经据典的论文”，又与厨川白村关于essay并非“从称为‘参考书’的那些别人所作的东西里，随便借光，聚了起来的百家米似的论文之类”的意见相合。
《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与《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
1933年7月19日鲁迅作《〈伪自由书〉前记》，云：“这一本小书里的，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给《申报》上的《自由谈》的杂感。”又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伪自由书》于1933年10月出版。
当年年底他编《南腔北调集》，所作《题记》（1933年12月31日作）有云：“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面；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两年”即1932年和1933年。该书于1934年3月出版。
这两本书的编法与此前又有不同：《热风》、《华盖集》系与《坟》相平行，从《华盖集续编》到《二心集》则是承续的，《伪自由书》与《南腔北调集》又是平行的了。《伪自由书》专收《申报·自由谈》上文章，因报纸副刊篇幅有限，故皆为短制；《南腔北调集》所收则载诸多种书刊，长短不一。鲁迅所说“杂文”，将《南腔北调集》和《伪自由书》一并包括在内，仍承《〈二心集〉序言》之义。而以“杂感”、“短评”称《伪自由书》，似乎这是“杂文”之一项。
1934年三四月间他作《自传》，却又说：“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和《南腔北调集》都叫做“短评”。似乎对鲁迅来说，“短评”如同“杂文”、“杂感”，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别。
鲁迅接下来的几本书，《准风月谈》（1934年12月出版）上承《伪自由书》，该书《后记》（1934年10月16日作）有云：“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这里“杂文”之意，等同于《〈伪自由书〉前记》所说“杂感”、“短评”。
《花边文学》（1936年6月出版）上承《准风月谈》，却有一点差别，即如《〈花边文学〉序言》（1935年12月29日作）所云：“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这里又将“短评”当做某一类文章的名目，而且这类文章并不再限于《申报·自由谈》，甚至不限于报纸副刊上的了。
《且介亭杂文》（1937年7月出版）则上承《南腔北调集》，收录鲁迅1934年所作《花边文学》之外的文章，有登在杂志上的，也有登在报纸副刊上的，其中《门外文谈》，更曾是《申报·自由谈》的连载之作。
有关《且介亭杂文》与《伪自由书》的区别，1935年1月4日鲁迅致信萧军、萧红云：“看看去年所作的东西，又有了短评和杂论各一本，想在今年内印它出来。”这里“短评”取其狭义，新提出的“杂论”，则像是将《坟》之“杂文”与“论文”合而为一。而“短评”与“杂论”一并叫做“杂文”，如《〈且介亭杂文〉序言》（1935年12月30日作）所说：“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现在鲁迅讲得很明确：“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且介亭杂文二集》
继《且介亭杂文》之后的《且介亭杂文二集》（1937年7月出版），是鲁迅生前编定的最后一本集子。如同《华盖集续编》之于《华盖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与《且介亭杂文》也不是一样编法，即如作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1935年12月31日作）中所说：“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这里“短论”、“短文”即前引致两萧信所说“短评”，《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复区分其与“杂论”了。又云：“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是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一并以“杂文”称之，即如书名所示。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6年1月1日作）云：“我在这一年中，日报上并没有投稿。”为报纸投稿，与为杂志作文，在鲁迅原是两类写法。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有云：“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茶，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总的来讲，鲁迅的文章与此并不相合，他说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小品文的危机》），几乎可以概括其所有作品；但我们如果把厨川白村所云看作一种方向，那么鲁迅为杂志写的“杂论”显然比他为报纸写的“短评”更接近于此类essay。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又说：“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即便不算“论文集”《坟》，从《热风》到《且介亭杂文二集》也不止“八十万字”（可参看鲁迅此前拟编“三十年集”时所做统计），所以“杂感”还是指他的一类文章。
余话
鲁迅谈到自己的文章，所用的“杂感”、“短评”、“杂文”、“论文”、“随笔”、“杂论”之类说法，有些先仅具狭义，后衍生广义，而与别种说法对应时，又恢复狭义；有些则始终只有狭义。当取狭义时，比较接近于描述某一类文体；取广义时，所强调的是对于不同文体的统摄，“杂文”、“杂感”、“短评”等，均是如此。
鲁迅写过一篇《做“杂文”也不易》。针对林希隽所说“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有限制。为其如此，故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鲁迅指出：“他的‘散文’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骈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散文’（prose）的意思：胡里胡涂。但他的所谓‘严肃的工作’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普通叫‘八股’。”
可知鲁迅写文章，自不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他也无意建立符合“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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