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幸有书作枕》忆往事

    刊物出精选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志界已有这个做法，我手头即藏有这样的旧书。现在《博览群书》出的几个精选本，我都有收存。最新的一本《幸有书作枕》（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版），因为里面收了我一篇小文，所以是作为样书寄给我的。略一翻阅，便生出几多感慨。感慨来自这本书的一头一尾，许多往事由此浮上心头，便随手在书上写了几句话。

    书里有很多熟悉的作者，譬如陈乐民、钱理群、郑也夫、黄集伟、陈平原、止庵、潘小松诸位，我一直爱读他们的文章。列在全书第一篇《弄潮到书海  搏击竞自由——当前读者阅读旨趣一瞥》的作者潘国彦，就不单是熟悉了，他是我的表哥。如果表哥还在世的话，我也没什么可感慨的了，可是表哥在去年病故了。表哥生前有本书《为书籍的一生》，紧赶慢赶，他还是没来得及看到出版。去世后两个月这本书姗姗迟来。表哥在病床上瘦得一把骨头，对我说等书出来之后送我。现在想起这句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悲从中来。

    潘国彦（我们都叫他阿哥）16岁时只身从上海来到北京，起先就住在我家，好像住了两三年。等我记事了，他已经结婚了。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天表哥来我家，对母亲说这几个孩子有什么爱好，应该早早确立发展的方向。我一直觉得表哥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从书店学徒起步，最后位居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副司长，真的不容易。

    后来，我也喜欢上了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些小文章。表哥提醒我要注意“政治第一”，不要写不该写的东西。我一直把这话牢记在心。下乡插队临走的前一天，我的日记是这样的：

    8月27日 多云。离北京前的最后一天。上午到学校分了组，我这组六个女生六个男生。下午和姚加，倪鼎林合影。晚上，国彦阿哥和小建农来，是为送我。最后一次淋浴回来，又叮嘱了许多话。国彦讲“突出政治，艰苦奋斗”，要牢牢记住。投入战斗，争取胜利，彻底改变软弱无能的行为，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突出政治，艰苦奋斗”这八个字也可以看作是潘国彦一生的写照。

    插队时，我一度思想消沉，写信给表哥吐露。他的回信一边是鼓励我，一边是批评：

    你生长在知识分子家中，杜甫有诗曰“儒冠多误身”，此不唯是激愤语，也是过来人的经验也。就是说读书人多数没有什么作为。这不是鼓吹“读书无用论”，而是指不注意学习实际本领，以至一事无成。你年纪很轻，来日方长，总希望你能多一些贡献。

    表哥勤勤恳恳地工作，在工作之余，他的最大爱好就是买书和读书了。他说：“北京真是王者之都，客居京华几十年，别的好处且不说，光是有旧书可淘就再住十辈子。”50年代，可以说是旧书业最后的辉煌。表哥他赶上了：

    刚到北京，我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娃娃，曾跟随研究明史的姑夫去琉璃厂旧书店挑书，但那些伙计们逼视的目光使我如芒刺在背，下次再也不想去了。于是转而去东安市场。记得有一处叫丹桂商场的，有一批旧书店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在这里，我看到了鲁迅单编本的毛边本，还见过上百册胡适亲笔在封面上签名的书，可惜当时我没有心思（主要是不懂）研究版本学，因此一本也没有买。在这里，我买了到北京后的第一本书，那是1948年由读者书店出版的《鲁迅杂感集》。虽然是6号字排印的劣货本，但这本书几乎搜集了鲁迅十几本杂文集的精粹，因此毅然买下了。可以说，是这本书决定了我一生的世界观和文艺观。这本书现在仍宝藏在我的书柜中。

    表哥还淘到过珍贵的线装古书，像康熙年间骏惠堂刻印的《温李两家诗集》——“刻工精美，令人爱不忍释。当时索价仅6元，现在大约六百元也买不到了”。可惜了这么珍贵的古书。表哥说：

    但当看书与活命发生矛盾时，也只能顾命了。那是在1961年时，因为饿得浮肿，只好挑出几套值钱的书去换救命粮了。最心爱的《温李两家诗集》就这样随风飘去了。现在再也用不到为填饱肚子而犯愁了，而那段艰难的日子真是无法忘怀。

    我也是一个爱书的人，我能想象表哥内心的失书之痛。他说：

    他生未卜此生休，看来我要与这几千书共始终了。我有一个不该有的愿望，就想快点退休，好让我痛痛快快读点书。

    如今，表哥先于这几千册的藏书离开了人世，我想起了他在送我的书上题的一段话：“走过，游过，思索过，我记住这缤纷的世界，世界勿忘我！”

    《幸有书作枕》的最后一篇是书的主编写的《博览群书永不老》（代后记），其中提到25年前《博览群书》创办之初的情形。有这么一段话：

    据《博览群书》首任主编王强华同志介绍，一般情况下是先批准了刊物，申请到刊号，才能找人题写刊名，而《博览群书》是先请胡耀邦同志题词再去申请刊号，这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这本杂志创办的必要。

    王强华同志，大家都知道他是32年前那篇改变了历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责任编辑，有媒体称他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人”的其中一位。我读到这段话，想起了我所知道的王强华同志的几件小事。大约是1965年的某一天，我那时正读初中，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找我父亲。父亲不在家，等等也不回来，客人就留了一张字条和一小包点心。客人走后我看了字条，字条上有“不成敬意”四个字。我当时半懂半不懂，觉得好深奥。这位客人就是王强华同志，后来我才知道的。70年代初我离开插队的农村去青海投靠父亲。在青海又见到了来这里探亲的王强华。那时的文化活动就是打桥牌和下象棋。王强华不太打桥牌，他象棋下得好，好像在县城比赛拿了冠军。我叫他王叔叔，有时和他下棋，好像还赢过一盘，从此我就常吹嘘“赢过县冠军”。几十年时光流逝，最近的一次见到王强华是在表哥的追悼会上。我脑子里浮现出王叔叔在青海用水桶打井水的样子，井沿结了厚厚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