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不仅仅在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人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和谈论空间，即便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可以津津有味地谈论它，常谈常新。这里所说的经典，既可以指文学艺术、学术著作，也可以指那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五四”，如今它成为一段神话，其对20世纪及其之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不用笔者多言，相关的研究著述可以用成百上千来形容，但只要静下心来，细细回味这一历史事件，仍然能获得一种鲜活的感受，仍然能从中获得启发。近读石钟扬先生的《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一书，对此感触颇多。
在该书的前半部，石钟扬先生用了较长的篇幅以及颇为生动、感性的笔墨，重新回顾、描述了这段历史，既讲到了前台的学生，更讲到了幕后的老师，当然，其重点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位人物；由此切入，分析“五四”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必然成因，特别强调“五四三圣”人物的重要历史贡献。其中不少事件和细节，我们已经颇为熟悉，但在阅读时仍然感到新鲜，仍然会被打动。读罢全书，意犹未尽，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何以如此？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俗话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有自身所处的现实作为背景，不时可以进行对照，从历史反观现实，从中获得人生智慧和启迪。石钟扬先生写作此书，显然也有这个用意在。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作者以此作为书名，正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回味“五四”这段历史，之所以感到新鲜，之所以仍能被打动，显然与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有关，对那些我们生活中欠缺的东西往往会格外关注，引起共鸣。
如今回顾这段历史和人物，特别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心中的第一感受就是：这是一段不可复制的神话，这样的人物再不可能出现，将来若干年内也未必能够；再也没有这样一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校长，再也没有这样充满生气、不拘一格的文科总长，再也没有这样一呼百应、开疆拓土的教授。更不用说这三位人物自身的巨大人格魅力了。当下大师、泰斗之类的阿谀之词满天飞，写几篇文章、出几本书就是专家；弄了几个奖、当了个官，就成了著名学者；熬得年岁大些，就变成了大师、泰斗。有的人竟然还欣然接受，颇为自得。评价得有标准，将当下这些所谓的大师、泰斗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放在一起，其荒谬可笑立即就会显现出来。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样的规律到了当下似乎已经失灵，号称或被尊为大师、泰斗的人倒有不少，但其中有几个能领风骚几百年哪怕几十年？如今的教育及学术体制与“五四”时期的草创相比，要更为系统、完善，中国人口也已是当年的数倍，教育的普及程度也非昔日可比，学术积累日益丰厚，有更多经验、教训可资汲取、借鉴，按道理说应该出现更多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物，但为什么这样的人物再也没有出现呢？相反，不少人在谈论现在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时，更多的是充满忧虑和无奈。翻开报刊，打开网络，要么是教授抄袭，要么是学术不端，要么是学术腐败，要么是文凭作假。当严禁抄袭、遵守学术规范变成对教授学者的最高要求，需要反复强调时，当抄袭者比揭发者还理直气壮时，你还能指望这个时代能出现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这样领时代风骚的人物吗？
石钟扬先生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定位为时代的路标，这是非常准确到位的，也是颇有启发性的，它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内心知识分子的一种期许。反观当下的教授学者，其影响力早已不能与这些人物同日而语，他们不仅不是时代的路标，相反还被公众丑化，成为卑琐、无能的代名词，甚至被视为时代的绊脚石。这固然是因为各自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一阶层的看法和评价也完全发生改变。当下，“白天是教授，晚上是野兽”已成为一个流行语，教授学者从人们敬仰的对象已经变成被嘲讽、蔑视的靶子。如此鲜明的对比，怎么能不让人为之感慨万千，产生今不如昔的感叹。当大学失去灵魂，当知识分子丧失人文精神，自我矮化，沦为官僚或论文机器时，你能指望他们成为时代的路标吗？
据说该书最后一章围绕着一个假设展开论述，那就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如果生活在20世纪下半期的大陆地区，他们的命运该会如何？这样的假设是很吸引人的，此前人们曾热烈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不过主角则是鲁迅。当然这一假设会让一些人感到尴尬乃至不舒服，所以这一章最后被删去了，读者无缘看到。我对这一话题颇感兴趣，觉得可以继续问下去，提出如下一个假设，也许更有意思，也更有现实感：假如三人生活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
依照我对当下高校教师生存状态的了解，最可能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身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肯定比当时更忙，他必须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本科评估以及各类名目繁多的检查，要为本校多上几个博士站点、多出几名院士、长江学者之类的面子人物而积极公关，更要为学校的搬迁和基建费心，要么坐在谈判桌上，要么坐在主席台上，要么坐在酒店的包间里。至于本校的学生和老师，那是肯定见不到这位校长的，除非在开学或毕业典礼这样的场合，因为他是副部级干部，因为他是大官。
身为文科总长的陈独秀尽管行政级别不如蔡元培，但他忙碌的程度也不亚于校长，让他费心的，是各种学科、中心、基地、项目、奖项的评选以及各种名目的考核、会议。他还要为全院的创收和教师员工的福利绞尽脑汁，和校内、校外的其他单位竞争，至于老师的职称、住房乃至同事间的吵架、配偶的偷情、孩子的入学等，都是他必须关心而且要解决的。他会忙得像华威先生一样满天飞，平常很难见到其踪影。如此忙碌，自然没有心思来办《新青年》，即使办的话，也难免不收版面费。
至于身为名教授或学术明星的胡适，同样会忙碌异常，职称、项目、评奖一个都不能少，都是需要极力争取的，否则很难在学校立足。电视、报刊上露露面，保持知名度，也必不可少。闲暇时再到什么讲坛、讲堂之类的地方走走场子，挣点外快。至于文章，也不能随便发表，一定得选择核心刊物，最好是CSSCI收录的期刊，否则像《文学改良刍议》、《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这样的文章在年终考核时，什么都不算，不管这些文章水准有多高，影响有多大。假如任务量或工分不够，是要被扣津贴的。
忙碌归忙碌，个人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的。假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生活在当下，他们得到的东西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奇，从自己写的、编的、挂名的一套套、一本本的学术著作，到国家级、省部级的各类金光闪闪的荣誉、奖项、名号，再到连自己都弄不清名目的各种收入。尽管“五四”期间教授的工资相当之高，曾令后人羡慕不已，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如果生活当下，他们的收入肯定会超过当时。但问题在于，如此庸庸碌碌的蔡元培还是蔡元培吗？如此八面玲珑的陈独秀还是陈独秀吗？如此利欲熏心的胡适还是胡适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理由不必多说，用一句流行语来说，那就是地球人都知道。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90多年过去了，中国再也出不了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人物，大家只能在平庸的年代里随波逐流、稀里糊涂地过着平庸的生活。
一个人再睿智，再有能力，也无法改变整个社会，何况当下的一些知识分子早已经没有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大家更愿意“与时俱进”、同流合污。更多的时候是环境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环境。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他们能大刀阔斧地改造当年的北京大学，但他们假如生活在今天，可能面对一个中文系都一筹莫展，在铁板一块的教育和学术制度面前碰壁。当大学沦落为等级森严的衙门，当校长、院长沦落为摇头晃脑的官僚，当教授沦落为麻木不仁的论文机器，你还能指望这样贫瘠荒芜的土地能培养出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吗？畸形的机制产怪胎，这大概是对当前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的准确描述。
感谢石钟扬先生和他的《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提供了这样一个浮想联翩的好机会，它让笔者重新回顾了这段历史，也更看清了现实。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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