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玫瑰我爱你——歌仙陈歌辛之歌》（以下简称《玫瑰》）一书的编著者陈钢，是陈歌辛的长子，由他为他的父亲陈歌辛撰写这部传记体的巨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陈歌辛是中国40年代电影歌曲和流行时代曲的著名作曲家。喜爱那个年代电影歌曲和流行歌曲的人，非常希望陈钢的这部著作能让大家全面、客观、正确地认识陈歌辛，增加历史知识，提高对陈歌辛作品的鉴赏能力，理解那些作品的内涵，更加热爱中国早期的电影歌曲和流行歌曲；大家共同努力，把对中国电影歌曲和流行歌曲的历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何时开始电影歌曲和流行歌曲的创作
任何历史人物，在他赖以成名的领域，出道的早晚是决定他在这一领域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
史料显示，陈歌辛最早创作的电影歌曲，是1937年为“艺华”影片《三星伴月》写词谱曲的两首歌——《三星》和《工厂》。对于陈歌辛何时开始电影歌曲创作，陈钢在《玫瑰》一书中刊印了一份《陈歌辛电影音乐新目》，把陈歌辛创作第一首电影歌曲的时间提前到了1931年。“新目”刊印的原文是：1931年《自由魂》、联华影业公司（以下简称“联华”）方沛霖编导，插曲《爱的歌》（陈歌辛词，梁乐音曲）。
据考证，1931年“联华”摄制的影片《自由魂》，又名《碧血黄花》，内容以广州起义为背景，由只为报父仇，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的故事。和方沛霖“华影”时期编导的《自由魂》不是一部影片。陈钢刊出的《陈歌辛电影音乐新目》，是把“华影”时期的《自由魂》，说成了1931年的“联华”影片。理由如下：
第一、1931年，陈歌辛17岁，还没有开始电影音乐词曲的创作；
第二、“联华”影片《自由魂》的原著是孙瑜，导演是王次龙，不是方沛霖；
第三、“联华”《自由魂》没有插曲，《爱的歌》是1945年陈歌辛写词、梁乐音谱曲的一首流行歌曲，不是电影插曲；
第四、梁乐音1910年出生于日本，1931年只有11岁，还没有来到中国，不可能为“联华”的《自由魂》谱曲；
第五、方沛霖1936年出道，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是“艺华”拍摄的《化身姑娘》，1931年他不可能为“联华”编导《自由魂》。
陈钢把陈歌辛为电影歌曲的时间提前，不知他纯属无知，还是想把陈歌辛的出道时间提早，为他在《玫瑰》一书中将陈歌辛说成流行音乐的“鼻祖”作铺垫？
陈歌辛何时开始谱写专门为歌星们在电台播音和灌录唱片用的时代曲，查不到史料根据。史料显示，1942年出版的《新大戏考全集》30版上，陈歌辛的时代曲收入两首：一是龚秋霞演唱的《欢迎新年》，一是白虹演唱的《春天的降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陈歌辛才创作了20多首时代曲，这一年他去了香港。在香港，他主要为电影谱曲作歌，直到1950年回到上海。
质疑“第一”和“歌仙”头衔
陈钢在《玫瑰》一书的引子——“他是谁”部分，一开篇就为陈歌辛列举了一连串的“第一”和“第一流”。前面我分析了他的《陈歌辛电影音乐新目》，不到50字的内容根本性的错误就有5处。这些“第一”和“第一流”情况如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能不能被研究中国流行音乐史的朋友们认同呢？还要再作分析。
第一、陈歌辛的《春天的降临》，不是中国的第一首圆舞曲，更不能和斯特劳斯的《春之声》相提并论。
《春天的降临》问世的时间是1940年。早在1931年至1934年，黎锦晖就谱写了《银汉双星》、《双星曲》、《杨柳丝丝》、《今夜曲》、《鸿雁寄相思》、《爱情如玫瑰》等一批圆舞曲旋律的时代曲。《春天的降临》不是中国的第一首圆舞曲，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陈钢是不知道，还是不负责任地这样说？
第二、陈钢把陈歌辛1935年和陈大悲、吴晓邦合作创作的《西施》，说成是“中国的第一部歌舞剧”，这是不自量。大家都知道，黎锦晖1921年开始创作儿童歌舞剧，1932年又创作了抗日题材的成人歌舞剧《民族之光》，被称为中国歌舞剧的鼻祖。1935年问世的《西施》，是不能称为“中国第一部歌舞剧”的。
史料显示，《西施》不是“歌舞剧”，是“音乐剧”。没有搞清艺术形式，就说《西施》是“中国第一部歌舞剧”，不知陈钢在为他的父亲陈歌辛作宣传时，是否认真研究过相关的问题，还是只凭自己的需要，随意涂写？
陈钢为陈歌辛立传的这部巨著的书名叫《玫瑰玫瑰我爱你——歌仙陈歌辛之歌》，但它能回答我多年来苦苦追寻陈歌辛“歌仙”头衔从何而来的问题吗？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十几年来，为了研究中国的流行音乐史，撰写《流行歌曲沧桑史话》，我翻阅了中国二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大量报刊杂志，没有见到一篇称陈歌辛为“歌仙”的文章；即使在1943-1945年，陈歌辛在“华影”红极一时时，也没见到有这样的说法。只有陈钢自己称他的父亲陈歌辛为“歌仙”，除此，在《玫瑰》一书中，有陈蝶衣一篇《悼念歌仙陈歌辛》的文章和他写的“一代歌仙陈歌辛”七个字。但这是《玫瑰》一书2002年出版前后的事。
希望知道陈歌辛“歌仙”头衔由来的朋友不吝赐教。
怎样看待陈歌辛的婚外情
陈钢在《玫瑰》一书中，披露和描写了陈歌辛与李红、李香兰的婚外情，以及和姚莉之间不同寻常的感情。
“婚外情”自古有之，无须大惊小怪。要研讨的问题是，陈钢在《玫瑰》一书中，既赞美陈歌辛和妻子金娇丽之间爱之深切的感情，又欣赏陈歌辛和李红、李香兰、姚莉之间的感情。这就没有了是非标准和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陈钢在赞美他的父亲和李红、李香兰、姚莉的感情时，没有想到这是对母亲的伤害吗？他一再说，陈歌辛写给金娇丽的《永远的微笑》，是他俩爱情的明证。陈歌辛把金娇丽看成“深秋的阳光”和“黑夜里的太阳”，而他和李红、李香兰之间发生的感情，又把妻子金娇丽置于何地？！
陈钢在书中还披露，他是“藏在妈妈的肚皮里”参加父母的婚礼的。这件事陈钢也是没有是非标准的。陈歌辛和金娇丽是师生恋，作为老师，陈歌辛让自己的学生未婚先孕。这个学生当时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的少女。不要说在30年代初这是社会舆论所不容、不能赞美的，就是在今天，这也是不能赞美，甚至是违法的。难怪金娇丽只有17岁就急急忙忙嫁给了陈歌辛。不赶快结婚，孩子生下来该如何处置，社会舆论会把她毁掉，结婚是她唯一的选择。
金娇丽把一生献给了陈歌辛，而陈歌辛并没有珍惜金娇丽。他一再对别的女人说“恨不相逢未嫁时”，却要自己的妻子“永远微笑”。她能笑得出来吗！
陈歌辛爱国吗
对一个人是否爱国，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我对陈歌辛的基本认识是，陈歌辛原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激情的青年，曾经满腔热情地作过许多抗日宣传，揭露汉奸卖国贼丑陋嘴脸的工作，以致日本侵略者当局误以为他是共产党，1941年12月16日把他逮捕入狱。遗憾的是，出狱后的陈歌辛，由消沉到放弃原则，1943年进入汪精卫汉奸政府直属的“华影”音乐部工作后，在作品中出现了为日本侵略者唱赞歌的内容。如由他作词、日本作曲家仁木他喜雄谱曲的《苏州之夜》，八句歌词是：
夜深人静时，长空月如钩，钩起游子乡心，归梦到苏州。白芦高长岸上，红叶遍开山头，月下洞庭泛舟，山河处处锦绣。
另一首由陈歌辛作词、梁乐音谱曲的《姊妹进行曲》，内容是：
我们眼中没有黑暗，山河如锦，百花争艳，姊妹们一同走出闺房，过去的别留恋，未来的正无限光明灿烂。
这样的歌词不都是赞美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王道乐土”吗？
1994年4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披露了陈歌辛“华影”时期曾经写过一首《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这个标题已经说明这是一首赞颂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侵略政策的歌。陈歌辛的这些表现，自然得到了“华影”当局的赏识，他在华影越来越红，他为“华影”拍摄的影片谱曲作歌，数量上超过了“华影”音乐部负责人梁乐音。上海当时的其他作曲家——黎锦光、严工上、严个凡、严折西、李厚襄等人，很少有机会为“华影”影片谱曲作歌，基本上失去了创作的权力。大家听到的多是陈歌辛的作品，不了解历史背景的人们，记忆中也就记住了当时的著名作曲家就是陈歌辛。
2008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旧闻记者》的书。作者钱钢先生2005年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读了一年1945年出版的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占领者和汉奸政府所办的各类报纸，当时《南方周末》和香港的《明报》，为钱钢先生开辟了《旧闻记者》专栏，每周都刊出钱先生的读报札记。在全书收入的48篇文章中，有一篇的标题是《请原谅我隐去了他的名字》，内容是记述了1945年3月5日下午5时，在上海外滩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举行的“神鹫歌演唱会”。会议开始，由《申报》总编辑黄彬■和日本舰队报导部部长松岛致词。演唱开始，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指挥，第二首歌即由“神鹫歌”的曲作者（也就是被钱先生隐去名字的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
“神鹫者”，二战末期日本的自杀式飞机。
2009年5月8日，一位署名“深圳知青”的作者，在新浪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神鹫到蝴蝶》的文章。文章较长，这里将有关内容缩写如下：
……虽然钱钢先生隐去了他的名字，但从字里行间还是不难认出这一“神鹫”歌者的。于是找来“神鹫”歌者儿子的文集，试图进一步了解这位著名音乐家。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位自言“我爱蝴蝶，因为她是自由的”儿子的笔下，“神鹫父亲”居然成了一个不是共产党、但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春天的春天的儿女……“神鹫父亲”“违心地写过两首令人抱憾的作品”，“蝴蝶儿子”是知道的。但能宽恕一切吗？不知是否因为“神鹫父亲”当时就令人难以宽恕，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把他抓了去。“无罪保释”后，等待他的是失业和失望，他只好和几位艺坛好友结伴卖唱……这显然是“蝴蝶儿子”在为“神鹫父亲”鸣冤，结伴卖唱，怎么也不如走上台，扬手，乐起……“蝴蝶”之笔怎么也美化不了“神鹫”的。因为那父亲的“神鹫”歌，因为那儿子“蝴蝶”般“自由”的纪念文字，使得构成父子二人姓名的五个汉字，简直就是五个“污点”，污秽得难以挂齿了。
文章的作者最后告诉读者，“神鹫父亲”是陈歌辛，“蝴蝶儿子”是陈钢。
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必须让史实说话。陈歌辛是否爱国，要看他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期间的表现，看他是否有民族气节。
钱钢先生在叙述“神鹫歌演唱会”的情形时说，镁光灯前，那位“伥传媒”《申报》总编辑陈彬■出现了。他说：
去年冬天，敌美在太平洋蠢动起来，盟邦陆军航空部队，以一人一机一舰主义，组织“神风特别攻击队”。鉴于此种神风精神有宣传广大之必要，有在后方各种工作推动之必要，去年12月特公开征求“神鹫赞美歌词”，应征者非常踊跃。……
陈彬■说，远在670年前，元兵由蒙古袭击日本，忽起狂风，将元朝兵船吹倒海中，元兵10万之众，生还仅三人。当时日本名之为“神风”，“神风特别攻击队”的名称由此而来。
“神鹫歌”是“神风特别攻击队”的队歌。歌词是：
神风神风兮我武维扬
百战百胜兮太平洋
美虏束手兮战力强
威加天南兮黄人之光
神鹫振翼兮每发必中
摧枯拉朽兮战血红
协力同心兮海陆空
健儿身手兮个个英雄
有人会说这是艺术被强暴的故事。但能宽恕一切吗？演奏会上，日本官员松岛说“神风精神”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此言大谬。我们没有这样的“民族性”。
钱钢先生说，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神鹫歌演奏会”的那一幕，他走上台，扬手，乐起……
钱钢先生在《旧闻记者》一书中有一篇《从左倾斗士到汉奸总编》的文章，写了《申报》总编陈彬■的一生。文章开头说：“日本投降，国人狂欢，他却逃到日本去了。”结尾时交待：“他在东京郊区的一家精神病院以狂疾毙命，他疯了。”
介绍这些史料，意在让大家了解历史的真相，不去听信歪曲历史的说法。
陈歌辛去世已近50年，人们逐渐把他淡忘。只因他的儿子陈钢这些年不停地宣传他的父亲，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要人们相信和承认陈歌辛是爱国的，因此，我的文章才会提出“陈歌辛爱国吗”这样的命题。旧事重提，只能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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