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7日的《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转载了王道生在《天津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老作家见证〈红岩〉创作经过》。这篇文章又一次引起了我对这件看似深不可测的事情的兴趣。稍加细读即能看出，这是一篇文不对题的文章，题目是《老作家见证〈红岩〉创作经过》，但从内文看，所谓见证，最多是见证了1978年《红岩》再版时作者在出版社对原著进行的有限修改，而全篇所写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岩》写作时的情形。事情已经过去了差不多20年，怎么见证？
前些年，为了写作有关《红岩》的博士论文，我曾经在北京、重庆、成都等地四处查询有关《红岩》的原始资料，采访《红岩》写作出版过程中的当事者和见证人。随着工作的进展，开始时莫名其妙、复杂难解的一团乱麻逐渐变得清晰可辨。一件本来并没有什么玄机的关于一部小说写作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并延续长达10年之久的著作权官司，也就是《红岩》的署名权之争。直到现在，小说《红岩》的署名作者还是罗广斌、杨益言，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也都是这样讲授的；但是，这场官司豁然掀开历史的一角，让所有人惊诧《红岩》的作者不只是罗广斌、杨益言，还有一个没有署名的作者刘德彬。1999年8月1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宣判刘德彬不享有《红岩》的著作权，但《红岩》是在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共同创作的《禁锢的世界》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虽然法院是如此判决，但北京和四川的很多知情者很是不以为然，他们依然根据简单的常理来认定刘德彬是当然的作者之一。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搜集了许多本来并不好找的材料。这些材料让今天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回到历史的现场，看清半个世纪前这部曾经红遍中国的长篇小说一点点生产出来的详细过程。让我还是从头儿说起。
“从哪儿说起”在有关《红岩》的事情上是第一个让人纠结的事情，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事情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按照简单的逻辑，为了说明一个事情，我们应该从头儿说起，但这个头儿在哪儿，却关涉到各个当事者的个人利益，因此也就有了同一个事情的不同的开头儿。在《红岩》的写作上，有1958年、1957年和1956年甚至更早的说法。《老作家见证〈红岩〉创作经过》是从1958年10月开始说起的；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工作过的王维玲在《话说〈红岩〉》一书中也曾说过：“话，要从42年前说起。”这里的42年前，指的是1958年。这一年10月，已经被决定从总编室调到第二编辑室做编务工作的王维玲陪同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到四川视察共青团工作顺便给社里约稿。这样就有了《老作家见证〈红岩〉创作经过》一文中所写的朱语今和王维玲在成都时老作家沙汀向他们推荐罗广斌他们的长篇线索和在重庆向三位作者约写《红岩》的经过。这就把一个连续发展的历史定格在了1958年10月这个特定的时间。
但事实上，我们把镜头往前稍微一推就会知道，早在朱语今他们开赴四川3个月之前的1958年7月，第二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就从四川省作协上报给中国作协的材料中知道了罗广斌他们的长篇计划，并立即安排副主任吴小武也就是著名作家肖也牧和作者进行了联系，并计划列入中青社的出版计划和“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规划中。吴小武给三位作者的信是7月22日所拟，信中说：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群众欢迎。听说你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
到10月，朱语今到西南地区组稿，江晓天就把罗广斌他们的长篇线索告诉了朱，请他代为联系和约稿。可见，沙汀在成都向朱语今和王维玲推荐罗广斌他们的长篇线索，最多只能说是不谋而合。
从吴小武给罗广斌他们的信，我们不得不把时间往前推，推到“《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电影《烈火中永生》，但不一定知道《在烈火中永生》和《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这两个和电影名字有些雷同的，一是中篇纪实文学，一是短篇的纪实文学，作者都是三个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注意，这个时候在《红岩》署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之间还有一个第二作者刘德彬。这件事情发生在1957年。这年的4月20日，中青社第二编辑室张羽给重庆的罗广斌写了约稿信，请他为中青社专门发表革命斗争回忆录的《红旗飘飘》写稿，介绍解放前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里发生的革命先烈和美蒋匪帮的斗争史实，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这时，日后影响甚大的《红旗飘飘》才创刊不久，编辑部的主力是张羽，他从报刊资料等各种渠道获取可以利用的作者信息，罗广斌和重庆大屠杀的事情在他还在上海工作时就有所了解，调到北京中青社工作后又听社里重庆籍的同事说起过，因此，他很早就在笔记本上写上了罗广斌和中美合作所的字样。4月18日，中青社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读者来信”，介绍了四川各地邀请罗广斌在当地通过报告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事情，建议中青社把罗广斌的报告进行补充后出版，以获得更好的社会教育效果。1958年2月，罗广斌他们的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第6期发表。由此可以看出，早在约写长篇小说之前，中青社就开始和作者们联系，挖掘他们宝贵的革命经历，而这个最早的联系人就是编辑张羽，这个经历成为他日后编辑《红岩》的重要资格之一。
但我们的镜头还可以继续往前推，推到1956年。这时候中青社和作者们还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但三个青年人鼓足了勇气开始进行一件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写小说。这年的3月，刘少奇连续两次对文化领域发表谈话。在这两次谈话中，刘少奇都专题谈到组织青年业余作家写作的问题，要求作家协会要帮助有革命经历的青年人写作，给他们创作时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得到了这个信息，他们都有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经历，解放后又一直在共青团从事群众教育活动，他们并不满足只是在群众大会上的口头宣讲，希望能够拿出一个“大东西”来深度开发和利用他们的革命经历。10月，三个从单位获得创作假的年轻人开赴重庆南温泉，集体创作他们的长篇作品。几个月下来，他们的写作并不成功，甚至并不能说清楚他们写的到底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但是这的确是一次严肃而艰苦的劳动，并不是日后当事者所说的“弄材料”。他们的这次成果并不是如《老作家见证〈红岩〉创作经过》一文所说只是没有名字的油印稿，而是有两个待用的名字，一个叫《禁锢的世界》，一个叫《红岩》。作者们的朋友、原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胡元在成都的家中告诉我说，他曾经亲眼看到过重庆市市长任白戈给罗广斌他们的“材料”题写的书名《红岩》。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部很不成熟的作品就是日后《红岩》的初稿。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不同的当事者把事情的开始定在不同的时间有着不同的目的。王维玲等人把时间定在1958年10月，就可以把在此之前一直参与“三人创作小组”的刘德彬排除在外。因为，这次约稿之后，重庆市委在组织创作班子的时候不得不把生性耿直、刚刚被作为“中右”处理的刘德彬放在次要位置，虽然一直参与创作，但不能作为署名作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的文章中总是极力贬低还有刘德彬参与的早期创作，认为1956年的那个东西只是一个不成型的草稿、材料。但是，维护刘德彬利益的人们则尽量把历史的开始安放在更早的时间，甚至从重庆解放时的1949年底说起。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三个人就开始接受市委的指示，共同编写关于重庆大屠杀的文体完全不同的材料和文章，后来三个人又共同成为在四川各地频频举办的报告会的报告人。也就是说，从1949年底开始，他们三个个性和经历都完全不同的人就成为一个以罗广斌为首的工作小组，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们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合伙人”。《红岩》出版后，他们的稿费就始终是三人共同使用的，就连他们穿的大衣都是用《红岩》稿费买的一模一样的灰大衣。那时候人们戏称他们是“三个穿灰大衣的人”。为了解释1956年的那次创作是《红岩》的初稿和自己在其中的贡献，刘德彬当年曾经很费劲地找出几十段后来的《红岩》中和那个初稿中完全一样，而且是自己所写，或者是他向罗广斌、杨益言口头交代过的段落，主要包括“新年大联欢”和江姐就义时的情节。但是由于时间久远，还有很多段落他并不能断定是否由自己所写。了解当时情况的老人，包括沙汀、马识途等人都曾为刘德彬的事情仗义执言。有意思的是，就连杨益言本人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于不同的场合明确表示过刘德彬是《红岩》的作者之一。如我采访过的胡元先生就对我说：
大概是1971年，我从成都回到重庆探亲，在一个人行道上，正好碰见了杨益言、杨本泉和刘德彬三人，我立即和杨益言谈说，等一切正常后，《红岩》应该署上刘德彬的名。杨本泉、杨益言兄弟二人马上说道：“当然要解决，当然要署上。”我又说：“如果那时还有政治压力，起码也要在前言或后记中把刘德彬参与写作的情形说一下，不致使他委屈。”杨益言这时说：“不，就是要解决，就是要正式署上名。”
当然，把开始日期定在1958年10月，还可以达到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在此之前的历史一笔抹杀，这样就显得《红岩》的写作是从王维玲的四川之行开始的，是他和朱语今社长的约稿成就了一部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到最后，鼓捣来鼓捣去，王维玲就成了帮助《红岩》诞生的唯一在场的助产士和责任编辑。《老作家见证〈红岩〉创作经过》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实际上，作为当年中青社计划中的向国庆10周年和建党40周年献礼的重点作品，参与《红岩》编辑出版的人是很多的，这其中包括社长朱语今，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阙道隆，责任编辑张羽等。在1958年10月四川之行结束后，社里安排王维玲负责和《红岩》的作者们保持联络。另外，在作者们来京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也由他负责安排他们的参观学习等。但这些事情做得再多，也并不是一部作品编辑过程中的中心工作，对作品进行高水平的审读和提出建设性的修改建议，直到最后对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的修改，才是编辑过程的核心。因此，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就是这部作品的责任编辑。那么《红岩》的责任编辑是谁呢？就是从1957年就和罗广斌他们联系写作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张羽。1960年9月，张羽从第五编辑室调回第二编辑室，交给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审读《禁锢的世界》。1960年12月29日，二编室讨论第二年的发稿计划时，把《禁锢的世界》列入计划，并确定由张羽来担任责任编辑。从1961年1月开始，张羽分三次看完罗广斌他们的第三稿，并分三次给他们写信提出了详细的看法和意见。3月7日，罗广斌、杨益言持重庆团市委介绍信第二次到京进行小说第四稿的修改。3月8-9日，文学编辑室新任主任阙道隆、编辑张羽、王维玲和罗广斌、杨益言共同讨论书稿，提出修改意见。从4月3日张羽开始加工《红岩》，到6月10日《红岩》第四稿全稿发完。6月19日，《红岩》校样送审。9月中旬，罗、杨第三次来京，住在出版社宿舍继续修改《红岩》。从1961年11月1日到21日，张羽暂停上班，干脆搬到宿舍隔壁，和罗广斌、杨益言住在同一个房间，三个人三张床三张桌，进行流水作业。杨益言改第一遍，罗广斌改第二遍，张羽改第三遍，然后拍板定稿。
60年代末，张羽自己看《红岩》原稿，在每页500字的稿纸上发现有差不多200页是自己写的，因而留下了“有10万字是自己所写”的印象。虽然这个字数只是一个不准确的“印象”，但编辑在《红岩》修改加工中的工作量之大还是可以想见的，因此，罗广斌在60年代曾多次对人讲，张羽是《红岩》这部小说不具名的作者。
现在看来，事情非常清楚，《红岩》的写作和出版过去了几十年，《红岩》的历史地位也已经确定无疑，一些当事者自以为过去的历史只有自己知道，就想通过掩耳盗铃的手法来修改和肢解历史，以达到瞒天过海、独享荣光的目的。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大量的原始档案就好好地存放在中青社的档案柜中，大量的当事者和见证人也还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其实并不想人们想象的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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