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复原本注译》，张远山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8月版，98.00元
从“五四”到“文革”，古典中国被批倒批臭。余生也晚，未及“五四”，仅历“文革”。其时年幼无知，仍有莫大疑惑：古典中国的登峰造极，究竟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图景，还是向壁虚构的镜花水月？为了探究这一中国之谜，1980年我由理科改考文科，进大学后直奔先秦，开始了终生系之的漫长求索。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互竞争于庙堂、江湖，大师云集，精彩纷呈。儒道两家最后胜出，瓜分了此后两千年的势力范围：儒家经典成了政治圣经，建构了当时全球范围之内最为严密完备的庙堂悖道政治，搭建了古典中国的唯一政治舞台。道家经典成了文化圣经，创造了当时全球范围之内最为美妙完善的江湖顺道文化，提供了古典中国的无数文化剧目。虽然儒道两家的思想张力始终大于思想合力，然而两家共同创造了两千年灿烂文明。
儒家主宰的庙堂政治与道家左右的江湖文化，具有悖道、顺道的巨大张力，缓解这一巨大张力遂成古典中国不可懈怠的最大难题。由于现代中国与古典中国剪不断理还乱、既断裂又延续的特殊关系，庙堂悖道政治与江湖顺道文化的巨大张力，时至今日有些仍未消除。古典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则决定了对峙双方缓解张力的不同因应方式。
江湖达人，陆沉间世
江湖顺道文化的传承者缓解巨大张力的基本因应方式是，自隐江湖，远离庙堂。庄门弟子所撰《则阳》，把向往天赋自由、反抗庙堂奴役的自隐不彰，称为“陆沉”，其义源于庄子亲撰的《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庄子认为，君主专制的悖道政治，导致全体臣民“役人之役，适人之适”（《大宗师》），失去了“以德为循，自适其适”（《大宗师》）的天赋自由，如同鱼处于陆。因此“陆沉”之义，就是自隐于庙堂悖道政治造成的无水之陆，自隐于庙堂悖道政治造成的险恶外境。“陆沉”自隐的变文，遍布于庄子亲撰的内七篇，《齐物论》称为“不用而寓诸庸”，《养生主》称为“善刀而藏之”、“不祈畜乎樊中”，《德充符》称为“才全而德不形，内葆之而外不荡”，《人间世》称为“间世”。逍遥江湖、反抗庙堂的“间世”方式，庄子不仅反复表述，而且终身践行，成为后世追慕仿效的不朽典范，深深融入长期处于悖道政治外境的中华民族骨髓之中。
远离庙堂的江湖达人，遍布古典中国的一切时空，成为阴暗的庙堂政治之外最为耀眼的文化景观，故有所谓“小隐隐于乡，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江湖达人的文学象征，就是超越庙堂、傲视帝王的“仙人”。美妙无比的文学表述，连不幸生于帝王之家、不得不倚待庙堂的帝王将相也心驰神往。因为帝王将相虽是特权自由的享有者和独霸者，仍是天赋自由的匮乏者和向往者。特权自由如同包办婚姻娶来的绝世佳人，天赋自由如同自由恋爱赢得的小家碧玉，哪怕后者稍逊前者，也因两者获得方式之不同，决定了自由芬芳之有无。人无我有的特权自由，仅是倚待庙堂的古代臣民的肉身放纵。人我同享的天赋自由，才是笑傲江湖的现代公民的精神狂欢。
每一朝代的同时代人，对于本朝的江湖达人都知之甚少。但是每一后续朝代，都把前一朝代鲜为人知的江湖达人，视为前一朝代的精神标高。后一朝代为前一朝代所修正史，常常特辟无关庙堂大局的《隐逸传》。修史之朝表彰远离前朝庙堂的江湖达人，意在谴责前朝庙堂之悖道，自诩本朝庙堂之顺道。殊不知后一朝代为本朝修史，仍有《隐逸传》，其意仍同。因此字面不通、蕴含中国之谜的“著名隐士”，贯穿于两千年中国史。
正是高蹈自隐于悖道庙堂之外的无数江湖达人，创造了中华顺道文化，其成果遍及衣食住行等一切物质生活领域，遍及琴棋书画等一切精神生活领域，因此帝王将相与普通民众一样，其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受惠于江湖顺道文化。不仅如此，悖道庙堂又把顺道江湖的辉煌成果，作为傲视万邦的理由，自诩顺道的借口。其实中华顺道文化的一切成果，都与儒家思想无关，仅受道家思想滋养，尤其与《庄子》息息相关。所以庙堂衰微的乱世，都是江湖辉煌的盛世。战国、魏晋、六朝、五代、南宋、晚明、清末、民初，无一例外。个体亦然，士人倚待庙堂之时，假装信奉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庙堂意识形态；士人远离庙堂之时，大多信仰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江湖顺道文化。假装信奉儒家、真正信仰道家之人，都被称为“性情中人”，业已蕴含中国之谜的谜底。
庙堂君子，篡改曲解
庙堂悖道政治的代言人缓解巨大张力的基本因应方式是，篡改曲解乃至篡改反注道家经典，主要集中于《老子》、《庄子》。
著力于《老子》的庙堂政治代言人，举其要者，先秦有韩非的《解老》、《喻老》，汉代有严遵、河上公的《老子注》，集大成于魏晋儒生王弼的《老子注》。后世老学家对王弼毁誉参半，不奉王弼为老学至高权威。原因是王弼以儒解老，篡改曲解《老子》，动作幅度甚小。王弼曲注与《老子》原文的牴牾，始终未能彻底消除，因此后世老学家不断反诘王弼。近年又不断出土战国秦汉的《老子》简帛，王弼的老学权威遭到进一步削弱，仅仅沦为曾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一家之言。
著力于《庄子》的庙堂政治代言人，举其要者，先秦有吕不韦、荀况、韩非，西汉有贾谊、司马迁、刘向、扬雄，东汉有桓谭、班固，魏晋有司马彪、崔譔、向秀等，集大成于西晋儒生郭象的《庄子注》。后世庄学家多奉郭象为庄学至高权威，认为郭象“独会庄生之旨”（唐陆德明《庄子释文序录》）。原因是郭象以儒解庄，篡改反注《庄子》，动作幅度极大。郭象对著录于正史的《庄子》大全本“五十二篇”（《汉书》）、“十余万言”（《史记》），删去十九篇、四五万言，变成郭象版《庄子》删改本三十三篇、六万六千言，又对删存的三十三篇，再予裁剪拼接、移外入杂、增删改字、妄断反注。郭象反注与郭象版《庄子》伪原文的牴牾，在郭象手里已经基本消除，因此后世庄学家极少反诘郭象。
对于郭象反注与郭象版《庄子》伪原文的少量牴牾，后世庄学家大多效法郭象，变本加厉地篡改郭象版《庄子》伪原文，乃至篡改郭象注文，为全面对立的庄义、郭义竭力弥缝。北宋陈景元统计的郭象版《庄子》伪原文尚有65923字，而我统计的清末郭庆藩《庄子集释》的郭象版《庄子》伪原文却减至65181字，清末王先谦《庄子集解》的郭象版《庄子》伪原文又减至65149字，比北宋陈景元时分别减少了742字、774字。删一字，增一字，改一字，主旨就会相反，而郭象删去了四五万字，郭象追随者删去了近千字，郭象及其追随者又增加了数百字，篡改了数百字，妄断了无数句，因此郭象反注与庄学真义处处牴牾。比如《庄子》原文一再褒扬“达人”，一再贬斥“儒墨”，未曾出现一次“大人”、“杨墨”，郭象版《庄子》伪原文却一再褒扬“大人”，一再贬斥“杨墨”。——顺便一说，近来十分时髦的旧词新用“达人”，源头正是《庄子》。正如本文反复提及的“江湖”、“庙堂”，源头也是《庄子》。《庄子》自古至今滋养、催生着一切江湖顺道文化。
顾颉刚探究中华上古史，结论是“层累造伪”。我探究《庄子》流变史，结论同样是“层累造伪”。郭象及其追随者一千七百年的层累造伪，使郭象版《庄子》成了面目全非的伪《庄子》；把“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庄子，改造成了“役人之役，适人之适”的“天之戮民”，把“息黥补劓”、“撄而后成”的《庄子》，改造成了黥劓民众、撄扰天下的伪《庄子》；把真《庄子》的宗旨“天道人道两行”，改造成了伪《庄子》的宗旨“名教即自然”。概而言之，郭象及其追随者把古典中国的头号自由宗师，改造成了古典中国的头号专制帮闲，把弘扬江湖顺道文化的道家真经，改造成了鼓吹庙堂悖道政治的儒家伪经。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不宜认为王弼更有学术操守，郭象更无学术操守，因为王弼治老，郭象治庄，均非学术行为，均属政治行为，正如“文革”时期“评法批儒”、“批林批孔”，都是政治行为。郭象篡改《庄子》之所以比王弼篡改《老子》动作更大，首先是客观原因，即《庄子》比《老子》反庙堂更甚。其次才是主观原因，即郭象比王弼人格卑劣。郭象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任职当权，熏灼内外”（《晋书·郭象传》），剽窃向秀《庄子注》。王弼则无劣迹，仅是出身门阀世家，天然维护庙堂。
“独尊儒术”的两汉之解体，导致魏晋庙堂深陷意识形态危机。为了挽救庙堂意识形态危机，王弼、郭象不得不事急从权地大搞统战，对《老子》、《庄子》进行创造性篡改，把庙堂悖道政治的终极天敌，暂时整容为庙堂悖道政治的统战诤友。
王弼无须大量篡改《老子》原文，其统战式曲注就能轻易成功。因为《老子》仅是低调规劝“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七十八章），其与庙堂悖道政治的张力较小，极易调和。早在战国之时，老学即已融入当时最大的御用学术中心、齐国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黄老之学”。悖道最甚的秦朝短命速亡以后，黄老之学一度成为西汉初年的庙堂官学，直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才被黜退。黜退以后，喜爱《老子》者并不限于江湖达人，庙堂君子仍然视若拱璧。三位截然不同的帝王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均为《老子》亲自撰写御注。近年不断有《老子》简帛出土于王侯之墓，同样证明老学易被庙堂改造利用。
郭象只有大量篡改《庄子》原文，其统战式反注方能勉强成功。因为《庄子》高调宣布“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人间世》），“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让王》），其与庙堂悖道政治的张力极大，极难调和。早在战国之时，孟轲、荀况、宋钘、尹文、慎到、田骈、邹衍等倚待庙堂的绝大多数诸子大佬，纷纷趋赴稷下学宫，唯有公然挑战庙堂、痛斥“昏上乱相”（《山木》）的庄子例外。三为稷下祭酒的大儒荀况，妄诋“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钟情老学的荀况弟子韩非，则对早已死去的庄子发出死亡威胁：“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以庄子为师”、“非汤武，薄周孔”的嵇康被魏晋庙堂诛杀，为恨不得对庄子开棺鞭尸的韩非之专制叫嚣，追加了血腥注脚。“以庄周为模则”、撰写《达庄论》的阮籍，协助嵇康把《庄子》的重要性提升至超越《老子》之上。于是竹林七贤以后，“老庄”变成“庄老”，《庄子》成为魏晋以后江湖顺道文化挑战庙堂悖道政治的首要旗帜。
王弼《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都是魏晋时期冒充道家、实为儒家的“玄学”代表作，共同特征是以儒解道，共同宗旨是挽救庙堂意识形态危机。伪道家王弼、郭象与真道家嵇康、阮籍原本不属同一量级，仅因悖道庙堂以权力介入学术，结果“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庄子复原本·泰初》）。道家两大经典均被庙堂代言人运用统战策略反向消解，成为唐宋庙堂凭空虚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奠基石。
唐宋庙堂成功虚构“三教合一”，庙堂意识形态危机业已安然度过。儒学也蜕变为理学，又重新站稳脚跟，于是理学代表人物抛弃统战策略，再次划清敌友。程颐曰：“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朱熹曰：“自晋以来，解经者却改变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程、朱之言，再次证实了道家对庙堂悖道政治的洞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王弼、郭象挽救庙堂意识形态危机，事急从权地大搞统战，假装认敌为友，仅是魏晋时期的“政治正确”。程颐对前统战对象庄子重算老账，朱熹对前统战功臣王弼、郭象过河拆桥，则是唐宋以后的“政治正确”。既然江湖之鸟已尽，江湖之兔已死，那么庙堂之弓和庙堂之狗，就会因为“政治正确”的时移世易，而被庙堂秋后算账。其实庙堂代言人为了贪恋及身小年的庙堂富贵，也无暇顾及千秋大年的江湖清誉。
复原《庄子》，破解谜底
《庄子》的反庙堂本质永远不变，正如司马迁早已明言的“庄子诋詈孔子之徒”、“是以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以古代王侯之墓颇多《老子》简帛，极少《庄子》简帛。然而反庙堂的先秦之书无数，《墨子》、《关尹子》、《子华子》、《惠子》、《公孙龙子》、《公子牟》等，或残灭于秦始皇之焚书，或残灭于汉武帝之罢黜，唯有挑战庙堂的最大反书《庄子》，任何专制帝王都难以彻底剿灭。尽管魏牟版《庄子》初始本被刘安版《庄子》大全本正淘汰，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又被郭象版《庄子》删改本逆淘汰，然而亡佚之前，仍有向往天赋自由、反抗庙堂奴役的无数士人，大量引用魏牟版、刘安版《庄子》，许多引言不在郭象版《庄子》之内。因此魏牟版、刘安版《庄子》尽管亡佚千年，奢望其简帛出土于王侯之墓又属枉然，葬入普通士人之墓的简帛也早已烂光，但是散见于正史、类书、笔记的大量《庄子》佚文，仍为集腋成裘地复原魏牟版、刘安版《庄子》留下了微弱可能。
无数酷爱《庄子》的学者，曾经搜罗《庄子》佚文，考订《庄子》原貌，举其要者有南宋王应麟，明人阎若璩，近人马叙伦、刘文典、王叔岷等。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充分吸纳前贤成果，终于在今年初完成了《庄子复原本》。
拙著《庄子复原本注译》，正编复原的是成书于战国的魏牟版《庄子》初始本，附编的是复原成书于西汉的刘安版《庄子》大全本。虽然无法恢复全貌，只能恢复概貌，然而有助于重新认识这一古典中国的文化圣经，有助于重新探究古典中国的不解之谜。
中国之谜的谜底，蕴含于如下谜面之中：唐宋以前一千年，是古典中国兴盛期，也是魏牟版、刘安版真《庄子》的流传期。唐宋以后一千年，是古典中国衰退期，也是郭象版伪《庄子》的流传期。古典中国的两千年兴衰，与真伪《庄子》的两千年流变同步，决非偶然。
虽然五四时期对古典中国的批判有偏激化倾向，“文革”时期对古典中国的批判有政治化倾向，然而两者的批判矛头共同指向庙堂政治，并非全无准星。但是仅因古典中国的庙堂悖道政治已不适应现代世界，就全盘否定古典中国的江湖顺道文化，乃至无视滋养、催生了一切江湖顺道文化的《庄子》，那么古典中国的登峰造极，就无从索解，庙堂乱世均为江湖盛世的中国之谜，就难觅谜底。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典中国之陈旧政治舞台，必须转型重建。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古典中国之优秀文化剧目，必须发扬光大。中华顺道文化曾经赐福古典中国，仍在赐福今日中国，还将在崭新的现代政治舞台上赐福未来中国，进而赐福人类全体。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