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1933年2月17日到上海，引发了不少故事。有的故事是真实的，有的故事是虚构的，还有把虚构说成真实、把真实说成虚构的。我根据旧报纸的记载，也来说一些已成历史的故事。
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萧伯纳参加旅游团乘“皇后号”高级轮船从伦敦出发漫游世界，出发时和途中，曾表示希望在上海见到宋庆龄，在北平能看一看长城。到了香港，他又致电宋庆龄“约见”。宋庆龄决定在上海接待萧伯纳。要接待萧伯纳这样的作家，当然不必政府批准，但宋庆龄还是同宋子文说了，宋子文表示同意，而且还把自己的小车借给宋庆龄为接待萧伯纳使用。宋子文是宋庆龄弟弟，众所周知，但宋子文当时又任行政院代院长，借车的事，是否也反映了这位代政府首脑同意她去接待萧伯纳呢？是否也多少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萧伯纳的态度呢？如果仅仅是姐弟借车的私事，报纸为什么要把它写进新闻呢？更何况，这时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南京市长石瑛、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分别“电邀”萧伯纳去南京，萧伯纳分别电答轮船行期早定无法去南京。这些往来电文也被写成消息刊载在几种报纸上。萧伯纳是一位得过诺贝尔奖的著名英国作家，他旅游途经上海，政府完全可以不闻不问，何至于要外交部长等三大员“电邀”呢？这是否和宋子文的态度有关呢？我虽然没有能进一步查到相关的记载，但我也无权不向读者介绍当时报上的这些新闻。怎样来理解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呢？
我以为，这是进一步反映了政府对萧伯纳和对宋庆龄接待萧伯纳的态度。这些在当年是新闻，在今天是史料，根据发黄的报纸上的这些文字记载，说宋庆龄接待萧伯纳是政府认可和支持的，恐怕应该说是史实如此。当然，这种支持不是物质的而是道义的，再经媒体宣传，就形成了热情友好地接待萧伯纳的氛围。
民权盟的一次活动
宋庆龄决定接待萧伯纳后，她就请了一些人参与。鲁迅日记1933年2月17日记：“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后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所记连鲁迅在内参与接待萧伯纳的共七人，他们是清一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要员：宋庆龄（孙夫人）是主席，蔡元培是副主席，杨杏佛是总干事，林语堂是执委会宣传主任，鲁迅和伊罗生是上海分会执委，斯沫特列（通译史沫特莱）是宋庆龄英文秘书，民权盟最初的发起人之一，常参与每次活动的策划和讨论。
这几个人是否可以代表民权盟呢？完全可以。民权盟影响很大，而每次参加活动的也往往就是这么五六人。许多具体的接待工作是杨杏佛做的。杨杏佛早年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过，与宋庆龄当然是很熟的，但这时他的职务身份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和宋庆龄的唯一的“组织关系”是：她是民权盟会长，他是民权盟总干事。从杨杏佛自始至终参与不少具体接待工作看，也可说明这是一次民权盟的活动。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中说：“英国文豪萧伯纳，有一次来我家午餐时，同盟的几位会员都在座。”她说得很实在，也很有分寸。如果此事与民权盟无关，那她就会说“邀来的几位朋友都在座”，他们当然也都是她的朋友，何必特地说是“同盟”的“会员”呢？有些早已出版的著作把接待萧伯纳作为民权盟的活动之一，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紧凑的日程安排
既然官方认可和支持宋庆龄接待萧伯纳，报纸上也这么说了，她当然要负责把这件事办好。萧伯纳在上海只逗留一天，宋庆龄把这一天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内容很充实。
那天一早，宋庆龄、杨杏佛和林语堂来到外滩海关码头（今延安路码头）。过了一会，来欢迎萧伯纳的人多了起来。《申报》曾报导：那天早晨，“陆续赴码头欢迎者，有中国电影文化会代表上海剧团联合会洪深、戏剧协会代表应云卫、上海各学生剧社援助义军游艺大会代表团，及崇拜萧氏之青年男女四百余人各执欢迎旗帜，高张欢迎标语，亟盼一睹萧氏丰采，并致诚悃。民权保障同盟会林语堂，邵洵美，中外新闻记者二十余人，亦鹄候萧氏莅临访问”。怎么没有提到宋庆龄和杨杏佛呢？因为他们已乘快艇去吴淞口接萧伯纳了，只留林语堂在岸上。洪深苦苦要求乘快艇同去，轮船公司不同意。宋、杨登上“皇后号”后，萧伯纳请他们共进早餐，接着就一起乘快艇向市区进发。快艇到杨树浦兰码头靠岸，乘上出租汽车继续前进。轮船公司接到电话，把萧伯纳已由宋庆龄接去的消息告诉岸上的欢迎群众，他们才散去。出租车途经中央研究院，会见了蔡元培，蔡坐上自己的小车，一起去宋宅。到宋宅已快中午，寒暄不久，宋家厨师就陆续一碗一碗搬出素菜（萧伯纳素食），蔡元培赶紧给鲁迅写了便条，派自己的车子去接鲁迅。
鲁迅到时，饭已吃了一半。共进午餐，大家与萧伯纳愉快交谈。饭后拍照，有一起吃饭的七个人的照片（杨杏佛不在内，可能他是摄影者），有萧伯纳、蔡元培、鲁迅的三人照，有宋庆龄、萧伯纳谈天的二人照。拍照后，已下午二时，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鲁迅陪同萧伯纳去科学社，会见戏剧界、电影界、笔会及作家、翻译家的代表。
这里有一个情况值得特别介绍。萧伯纳到上海，“宋庆龄可以接待，笔会也可以接待”，还有其他人当然也可以接待。但以上海之大，文化团体和文化人之多，大学师生也有不少，大家都想一见幽默大师萧伯纳的风采，如果你也可见他也可见的话，那叫萧伯纳怎么应对呢？1933年2月16日《申报》上，就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
欢迎萧伯纳
地点：青年会
时间：十七日下午七时
伟大的萧伯纳先生将于明天在上海登岸了。我们的电影界戏剧界预备欢迎他，于十七日下午七时，假八仙桥青年会开欢迎会，请这位愈老精神愈壮的大文豪演讲。如有团体或个人愿意参加者，请自备茶资一元可也。
而从邵洵美《我也总算见过他了》中透露，他当时也正四处活动，准备萧伯纳一到上海就“抢”到“笔会”去。是否还有其他人想见萧伯纳也很难说。前已说到，宋庆龄、杨杏佛接萧伯纳乘快艇向市区进发时，为什么不让他去外滩见见群众欢迎盛况，而要半途在兰码头上岸乘出租汽车离开呢？是否宋、杨考虑欢迎的人群中，会不会有人要萧伯纳即兴演讲，或提问要他回答，甚或要他去哪里与人见面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报上已刊载过由宋庆龄出面接待萧伯纳的消息，她就要负责接待好。她必然事先对戏剧界、电影界和笔会进行协调（估计具体的协调工作是杨杏佛去做的），这就有了科学社的会见。她还要洪深早早等在宋宅门外，去科学社时，安排洪深与萧伯纳同坐宋子文小车，让他们一路上谈戏剧，到了科学社又让洪深当翻译。有人说，去科学社就是“先由宋庆龄接待，后由笔会接待”，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科学社是多家会见萧伯纳，是宋庆龄接待萧伯纳的日程安排之一。科学社的会见不超过半个钟头，萧伯纳仍与洪深同车，与蔡元培等一行，同时回到宋庆龄住宅。接着就在宋宅草地上让记者们与萧伯纳见面，记者纷纷提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鲁迅语）。直到四时半，“萧好像已经很疲倦”，记者会才结束。小事休息，宋庆龄、杨杏佛就乘车送萧伯纳到吴淞口“皇后号”轮船上。宋庆龄回到自己住宅时已晚上八时半。
宋庆龄负责这次对萧伯纳的接待，组织、安排得很周到，一天时间竟有这么丰富的内容，而且满足了各方面的要求，为大家所称道。
节俭办事少花钱
宋庆龄负责接待萧伯纳，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但她节俭办事，花钱不多。替她扳着指头算一算，那桌自家厨师烧的素餐，青菜、萝卜、茄子、香菇、豆制品，花上现今的百来块钱也就差不多了；小快艇、出租车是要付钱的，加上自备车和借来的小车的汽油费，恐怕百多块钱也差不多了。以1933年的一块大洋约合今天的五十元计，不过四五块大洋吧。这件事办得真好：既体面，又省钱，各方面参与的人又都高兴满意。
代表笔会的邵洵美花费多少钱呢？其实也可扳着指头算出来的。他早晨去外滩迎接萧伯纳扑了个空，自备小车花费了一些汽油。他在科学社与戏剧界、电影界、作家、翻译家一起会见萧伯纳时，送上泥制脸谱一合。这合脸谱，据盛佩玉在《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中回忆：“洵美曾经代表世界笔会中国支会的会员，送给萧伯纳一套十二只北京京剧人物脸谱。这是我们去北京时在东安市场买的。”买时用几块大洋她没有说。前些时我路经上海南京东路，特地去工艺美术用品商店转了转，没有找到泥制脸谱。据一些朋友说，泥制脸谱不会太贵，一合十二只，百把元钱也就差不多了。科学社会场，是笔会经常活动的场所，鲁迅称此地为“笔社”，这半小时的会场费，恐怕是由笔会即邵洵美付的。总共加起来，一百五十元左右，大概差不多了，合1933年的三块大洋，在邵洵美来说恐怕也不算太费吧。
我为什么特地要谈到邵洵美花多少钱呢？因为，有些“以讹传讹”的人，总是在宣传接待萧伯纳是笔会负责的，或虽有宋庆龄出面却由笔会出的钱，而笔会的银库也就是邵洵美的钱包，邵洵美因此花去了多少多少。我现在索性把宋庆龄、邵洵美各花多少钱，一笔一笔记在这里，那大家总可明白事情的真相了吧。
（本文编辑 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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