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君远二题

    许君远（1902-1962），河北安国人。现代作家、著名报人、翻译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废名、梁遇春、石民、张友松等同学。二三十年代，在北平文艺界较为活跃，经常在《现代评论》、《新月》、《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等发表小说、散文、文艺杂谈，深得丁西林、陈西滢、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为“京派代表人物”。后转入报界，深得张琴南、陈博生、张季鸾、胡政之等赏识、提携，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央日报》担任编辑、编辑主任、副总编辑，为《大公报》第二代中高层决策者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一度在北平中国大学、上海新闻学校、暨南大学担任讲师、教授。1945年曾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1946年至1953年，担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资料组长。1953年后在上海四联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工作。著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译有《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等。主要作品后人辑为《许君远文集》（许杏林、许乃玲编）、《许君远译文集》（许乃玲编）、《许君远文存》（眉睫、许乃玲编）。

    笔者在整理《许君远文存》一书时，发现许君远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可贵的精神品格。他的一些回忆和经历，可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特辑为《许君远二题》，望方家有以教我。

王芸生转变谜题

    3年解放战争期间，王芸生为《大公报》总编辑，许君远为上海版《大公报》编辑主任。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逝世后两月），王芸生在上海版《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这彻底表明《大公报》放弃自由主义立场，甚至在宣言中自称“《大公报》基本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那么，《大公报》是怎样从1948年的中间立场突然转变了呢？目前的学者普遍承认，这与王芸生的转变有极大关系。

    吴廷俊先生在《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书中有过细致的剖析。基本观点是：1948年夏之后，王芸生遭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面夹击，“坐卧不安，陷入了深深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之中”，旋经本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大公报》骨干人员杨刚、李纯青的“交谈”，“王芸生听后，十分感动，他感谢共产党不计前嫌，随即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能代表的《大公报》。’”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报人，就这样在短短的几次“交流”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和立场。很快地，《大公报》董事长吴鼎昌在当年年底宣布辞去董事长一职，而王芸生则于当年11月5日悄悄离开上海。半年后，《大公报》就宣布了“新生”，这也说明此时的《大公报》已经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了。

    那么，王芸生是否真的有过“苦闷、犹豫和彷徨”？他又为何选择悄悄地离开《大公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的方式促成《大公报》新生呢？为什么没有采用鼓动大家共同转变立场的方式？许君远在他的《自传》（现已收入《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中对王芸生其人和《大公报》新生的情况有过回忆，或许能为以上谜题添加点材料。他说：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制造的北塔山事件，全国各报都登在要闻版第一条，我既未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暗示，也不曾嗅到它有什么重要，就当作一件普通消息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大公报》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壁上写了斗大的“大公不公，正义不存”八个字，王芸生把我找去，痛责我失职。这本是我无心造成的“错误”，却替《大公报》增加了一个“罪状”。王芸生政治嗅觉比我灵敏，因此他的顾虑也比我多。他一心向上爬，我也没有这一套想法。一九四八年，上海形势不稳，国民党加紧统治，王芸生、萧乾、潘际坰等都投机逃往香港，把报馆的编辑交给我，我就当作无啥希奇地承担下来。等到上海解放，王芸生一班都以接收大员的姿态返沪，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而把我贬入“冷宫”（资料室），我自然忿忿不平。因为我觉得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一致，甚至有些问题，我比王芸生还要“自由”。

    以上短短的一段回忆，说明了“王芸生政治嗅觉灵敏”，能够洞察时代走向，那么他真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了吗？在《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一书中，许君远对大多数大公报人都有正面的回忆，而唯独王芸生除以上一处之外，并无提及，这是耐人寻味的。

许君远怎样成为右派

    许君远成为“右派”的经历，或许能为“反右”的研究提供一些个案的信息；何况他与民国著名报人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应该有研究的必要。

    许君远在1957年5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一文中说：

    去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位同志到上海搜集教材，和我谈了一些有关新闻业务的问题。我把过去的经历讲了一些，又把当时我与新华社上海分社一位记者会见的情形谈了谈。他们叫我把那次会见写成短文，送《新闻与出版》刊登。文章的题目是《我受了一次审》。我的主要意图是想说明记者培养之难，一个记者要常识丰富，要熟悉业务，要具备采访风度。不久我就接到人民大学来信，说我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预备一一发表。

    可见，许君远在1956年秋以后，就开始在报刊上“鸣放”。次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全国开始“大鸣大放”。短短两三个月，许多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鸣放”，或发言，或受访，或写杂文，或者以其他活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百家争鸣”的气象一时在全国成为潮流。

    这年的4月25日、5月21日，许君远分别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会议上公开表达表达了对新闻管制、不受重视等问题的不满。他说：

    编辑人员都是调来的，不是考的。出版处调来，出版社领导没有权考虑没有时间考虑能不能用。就是考虑亦只是政治上的问题，对专业知识方面不了解。……上海出版通俗读物的“野草闲花”这对群众没有害处，亦是精神食粮，是人民需要的。……编辑部与经理部有矛盾。多插了图，排得稀一点是浪费，《明清故事选》一书翻开来，上面是内容提要，下面是目录，行距那么密，多难看，这叫节约吗？……为什么我们这班有专业知识的出版工作者就应该不受社会重视，不受作家尊敬，也不蒙政府垂青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人视编辑为畏途，不敢问津尝试。其结果出版社徒存空名，出版物的质量将大受影响。……有一些编辑同志还是硬搬教条，强调政治意义，一碰到男女关系就不敢大胆放手，对于一夫多妻的故事，总是设法删改，使之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对于谈情说爱的描写，更是畏之如蛇蝎，好象男女不应该恋爱，只凭领导安排就是。这对读者起什么教育作用呢？……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宗派主义倾向，倒是向作家开着大门，不像作协对我们大门禁闭。

    同时，许君远还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中说：“毛主席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阅报看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四日邀请本市各报社、电台和通讯社编辑，座谈当前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极为感奋。就算是‘外行’的话吧，觉得‘鸣’出来还是比闷在肚里好些。……解放后的报纸只愿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大部分的党报还在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党报必备的风格吗？……凭我局外人的看法，我感到解放后报馆机关化，新闻从业员与一般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大家例行公事一番，消息不必竞赛，版面不必改进。”

    让“感奋”的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大鸣大放”戛然而止。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一文。很快地，许君远与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全国对他们开始了“围剿”，并尽力将他们与胡风分子挂钩。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汇编出版了《批判出版界右派言论的参考资料》一书，便收入了许君远以上的许多言论。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56年秋鼓励他“鸣放”呢？

    可悲的是，许君远之女许乃妍教授最近在《报人、作家、翻译家许君远》（原载《新民晚报》2010年6月13日）一文中回忆说：“在‘反右’前，他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只是‘反右斗争’风云骤起，未能成行而作罢。”五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许君远“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并为之未能成行深感遗憾——天真到这个地步，真有些“可笑”复“可悲”了。

    被打成右派后，许君远的命运如何呢？许乃妍在文中回忆说：“父亲因此被发配到青浦饲养场劳动改造（据有关材料显示，1960年九月许君远还在青浦饲养场劳改），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才60元。一家数口，日子十分难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他老人家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奈，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1962年6月，许君远全身瘫痪，并患肺炎，不久于当年9月9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