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拐了两个弯？

    郎咸平先生在两本书中的立论，难逃以偏概全的嫌疑。我们稍稍细看便不难发现，这些给我们造成极大危害的案例，与其说是来自“新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掠夺”，不如说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蛀虫！

    这样的言论至少有两个害处：一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把对手当成敌人，这对于一个需要在全球化经济大潮中谋求和平崛起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二是让我们天天盯着那些遥远的假想敌——就算是真敌人吧，凭我们遥远的指骂也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如果我们把精力徒然消耗在对外的指控谴责上，而放过了自身的问题，那会是怎样的前景呢？

“郎良心”在说啥

    中国的经济改革收效明显，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极大，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能耗惊人、效率低下、竞争无序、环境恶化、公产流失、贫富悬殊急剧扩大……面对这些问题，我国学界只有极少数人发出过告诫和警示的呼吁，如秦晖先生对“看守人交易”的早期预警、吴敬琏先生对“股市变成赌场”的殷殷告诫。在那些提请曲突徙薪或建议亡羊补牢的呼声中，郎咸平先生以其尖锐的措辞、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确凿的论据，成为最引人瞩目者之一：从TCL产权改革方案质疑、格林柯尔“资金迷雾”追踪、德隆系“股权迷宫”报警等典型个案，到上海社保资金非正常流动、股市泡沫及陷阱、中国产业链危机、国际金融“入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郎咸平先生都有许多振聋发聩的言论。就症状概括、预言应验和道义谴责的层面而言，他的言论确实很有价值，值得重视，所以近年来引起了国人极大的注意，甚至有评论认为这位学成于美国的台湾学者“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今年上半年接连出版的《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两本书（以下简称“郎说1”、“郎说2”），就毫不含糊地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话”印在封面天头上。简略回顾一下郎咸平先生的表现，似乎也不算离谱。那么，大词之下，其实相副吗？

    “郎说1”从“轮胎特保案答辩失策”、“威立雅水务垄断兰州城市供水”、“力拓铁矿石谈判惨败”、“孟山都公司控制中国大豆、玉米和棉花”、“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沃尔玛整合中国产业链”等8个案例入手，剖析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失误，痛斥有关方面是“现代琦善”，指出这些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是“现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再结合“欧美新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种种表现，阐述了这本书的根本宗旨：“新帝国主义……利用资本和军事实力创建所谓的游戏规则，设置圈套，套牢弱势国家和民族。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要自然资源，而是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产业上让你完全依附宗主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帝国主义的新本质。”（“郎说1”P3）最后，郎咸平说，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的真实目的，是给我们送来汇率大战、贸易大战、成本大战三个恶毒的“礼物”，是为了“落井下石，算计中国经济”（“郎说1”P179）。

    郎咸平先生的这些“盛世危言”当然有其价值。至少，从“成绩不说跑不掉，问题不说不得了”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妨把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比作一个病人，承认“中国奇迹”深藏隐忧。郎咸平先生本其专业学识来为中国经济问病切脉，我们当然欢迎。“郎说1”和“郎说2”的内容，可以归纳为病象描述、病症诊断和病因探究三个层面（当然，我们有理由期待第四个即处方下药的层面，惜乎郎咸平先生对此语焉不详）。我们需要的是描述真实（不苛求全面详尽）、诊断真切（不苛求绝对正确）、探究真诚（不苛求谨严深刻）。如果说那些案例陈述和恶果剖析属于逆耳忠言的话，那么，这样的“病因分析”和“病变预言”，就很难把它当成苦口良药了。毕竟，我们虽然对“合资”的风行和洋货的走俏有不祥之感，对我们的“世界工场”经济模式和在国际经贸中的弱势地位确有担忧，但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现代帝国主义疯狂的掠夺行为”，就未免有点惊世骇俗；而把中美国家外交、包括首脑会谈都说得像是我们劳民伤财请人来对我们耍阴谋下圈套，就更要让人不寒而栗了。

    “郎说2”宗旨同“郎说1”，阐述方式也大同小异，都是“受害者惨败案例陈述+帝国主义恶毒用心剖析”，但在措辞用语上较前一本有更浓的火药味，不仅封面的导语从“现代帝国主义真面目以及疯狂的掠夺行为”变成了“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战争/请看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侵蚀我们的经济”，而且每一章的标题都是“大战”：“汇率大战”、“泡沫大战”、“丰田大战”、“气候大战”、“低碳美元大战”、“新能源大战”、“金融资本大战”、“产业资本大战”、“转基因大战”……连《阿凡达》和《孔子》这两部电影都成了“文化大战”！仅看这些标题，你就会疑心我们还生活在一个“世界大战”的地球上。

    ——从有病要医到世界大战，这中间好像拐了两个弯。

第一道弯：以偏概全的定性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势头越来越猛，对这个现象的解读和反对也随之日益深入，其中不乏很多严厉的批判，但像郎咸平先生这种“现代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阴谋与战争”的说法，还是耸人听闻的。那么，是“举世皆醉唯郎独醒”，还是诠释过度以致失真呢？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对手之间的算计盘剥、不当竞争、违规操作、欺诈打压……是难以避免的，但若要以这些事例来定性，那就需要权衡利弊、定量分析。郎咸平先生在两本书里并没有相应的统计和论述，就使他的立论难逃以偏概全的嫌疑。

    这两本书并非学术专著，“而是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郎说1”P3），因此，我们不必去罗列或比较学界对全球化的种种看法，只需从常识出发。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看，全球化使我们能享用日本的电视、韩国的汽车、芬兰和瑞典的手机、法国皮尔卡丹的衣服和德国阿迪达斯的球鞋——这些东西虽然比国货贵了点儿，但因其较高的性价比而被中国消费者——只要经济状况允许——广泛接受。当然，也是拜全球化之福，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工人通过向全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多种商品而挣到了比原来高得多的工资（当然其幅度还很不如人意）。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至少包含着一些国家之间各取所需、扬长补短、互利互惠、互通有无的深刻因素。有合作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利弊，我们既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因噎废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大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从国际上引进资金和技术，这甚至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经济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说国外资本登陆中国和外国企业落户中国的主要性质，就是“帝国主义的借尸还魂”，那就只能认为中国的广大消费者和各级政府都是甘愿挨宰的冤大头了——这样的观点，我们能接受吗？

    是的，我们“用产品输出来和资本输出竞争”是很不划算的，我们在产业链上只拿加工这一个环节也是很吃亏的，我们在许多商务和金融谈判中常常是弱势的一方，很多规则的制订没有发言权。但问题在于：这些并不是人家强加于我们的，而是我们根据改革开放的总方案一步步走过去的，在这趟艰难的跋涉中（上世纪80年代就说过这是一场“新长征”），我们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我们承受着某种程度的不公，同时也得到了急需的利益；我们为人家做了经济贡献，但我们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这才是弱势的中国经济仍然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经济竞争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竞争一样，总有相对的强势和弱势；在一桩桩具体的交易中，也必然会发生谁比谁赚得更多、谁利用了信息不对称而算计对方、谁利用规则而损害了对方利益……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剖析是需要的，相对弱势的一方更需要警惕强势的一方——无论视其为对手还是朋友——有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并尽可能少吃一点亏。这种“互利+竞争”、“合作+提防”的现象，正是竞争的一般常规。而经济竞争领域难免鱼龙混杂、无序竞争、底线不存、坑蒙拐骗、奸商不法等，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将竞争漫画化、将对手妖魔化的理由。不妨拿世界杯来作参照：误判是有的，以球技好、身体棒、名头大而仗势欺人的现象也是众所周知的，老牌强队或东道主队甚至有较多的犯规技巧和裁判心理认同——1982年的中国队被新西兰和沙特队联手“陷害”，2002年的韩国队意大利比赛明显有裁判“猫腻”，我们都不能忽视，但是，重回世界杯赛场不还是全中国球员和球迷的梦想吗？

    郎咸平先生倒是没有否定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杯”，但他将商务谈判的失利说成是遭遇了对方的“毒手操纵”（“郎说1” P62），将沃尔玛整合商业零售的产业链的行为说成是“像一条贪吃蛇一样，吃完下游吃中游，吃完中游有扶植属于自己的上游，最终垄断中国的消费市场”（“郎说1”第八章），甚至将美国律师对丰田汽车的诉讼说成“美国版《潜伏》”（“郎说2”第五章），将低碳经济的疑点破译为“美国绑架全球经济”（“郎说2”第七章），对孟山都公司在中国的可疑作为宣布为“阳光下的投毒”（“郎说2” P115）——他还将这一切总结为“新帝国主义的操作手法和技巧……它们对中国的侵略绝不亚于大清王朝的末期，只是它们的手法翻新了”（“郎说2”序言）。如果这样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我们能不能反躬自问：俄罗斯市场上一度泛滥的“中国假货”现象，该当何论？港台不良商人在大陆违规违法危害民众的事情，至今时有发生，那是不是也该将两岸经济关系用“新帝国主义理论”来解读呢？

第二道弯：“攘外安内”的抨击

    我们姑且认为，是郎咸平先生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使他特别看重国际资本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迫害，而“美国轮胎特保案”、“兰州水务案”、“必拓铁矿石案”、“孟山都垄断案”、“三大礼物”等，确实对中国伤害很大，他郁闷生气，便产生了“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高度警惕，并据以向中国人民报警了。但我们稍稍细看便不难发现，这些给我们造成极大危害的案例，与其说是来自“新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掠夺”，不如说是来自我们自己内部的蛀虫！

    以“郎说1”第一部分的三个案例为例。根据郎先生的分析，中国输掉“轮胎特保案”的直接原因，是我们的代表在美国法庭上庭辩失利，甚至把原告那个相似于美国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身份误会成了“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郎说1”P8）——“我们还没有弄明白美国的抗辩程序是什么，更没有弄明白原告为什么要起诉我们。你连原告为什么要起诉你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了官司，就跳出来表示不满，还威胁说以后不跟人家做生意了。这不是很可笑吗？”（“郎说1”P5）。而在法国威立雅垄断兰州市城市供水一案中，“某些地方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水务合同……简直是丧权辱国” （“郎说1”P17）。至于和力拓的铁矿石谈判惨败，是“因为我们一直陶醉于我们的资源大国的美名，自认为我们地大物博从来没想到走到今天……在不懂游戏规则的情况之下竟然一赌气不谈了……而且我们的钢协还发挥了我们中国人走后门、挖墙脚的本领，竟然绕过力拓，直接找到巴西淡水河谷……最后淡水河谷通过媒体公然给了钢协一个耳光（“郎说1”P35）。显然，这三个案例，或者输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不懂谈判技巧，或者输在只顾“引进外资”而不顾基本的经济常识，或者是没有钻研业务就想着投机取巧。郎先生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给这一部分起的总标题就是“现代琦善的故事”，他还详细地援引日本的例子，说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和同仇敌忾，成功地防止了自己的钢铁行业受制于国际铁矿石垄断。

    再看“郎说2”所描述的各类“大战”。郎先生也说，美国是“乘中国之危挑起战争……我们的‘危’来自于：第一，资产泡沫化；第二，经济停滞化；第三，通货膨胀化，以及美国利用三大战争——汇率大战、贸易大战、成本大战恶化我们的三大危机”（“郎说2”P3）；“其实危机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对危机的低估甚至无知所导致的政策失误”（“郎说2”P38）。而在“新能源大战”中，“全世界产值当中，新能源的比重只有1%。今天我们18个省份、上百个城市发展太阳能，这么疯狂，就是想用1%的产值拉动中国经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一句话，不是傻子，就是没看过数据……这种‘大跃进’的思维实在太可怕。”（“郎说2”P115）。在“产业资本大战”一章，郎咸平先生分析的原因如下：先是我们自己的有关部门不重视钾矿信息，对加拿大华人送上门来的钾矿开采，“2010年必和必拓宣布，以2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周丹元的钾肥公司。等到必和必拓收购了之后，我们的国企才说，完了，来不及了，这就是我们的水平”（“郎说2”P146）。当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水稻涉嫌“释放出负面的毒素……可以把虫子毒死”时，居然还有中国的教授（包括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委员）煞有介事地为这种水稻“严厉批评”媒体和公众的负面舆论（“郎说2”P159-160）。

    我想，从这些分析和论述中，我们更应该得出的教训是“家贼难防”；如果要内忧外患一并考虑的话，也至少应该是索罗斯提醒马来西亚总理的话——也是中国的民间谚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郎咸平先生将这两点轻轻放过了，不仅将这些账直接挂在了“新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的名下，而且从开宗明义到声讨发飙，都义无反顾地“矛头对外”，指着他宣布的“新帝国主义”痛斥恶贬，恨不得将读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对“新帝国主义”的愤恨上去。如此顾此失彼“攘外安内”，哪像是“全世界最活跃的中青年财务金融学家之一”、其学术成果“超过大陆任何金融学家”！

    要想对郎咸平教授的这些做派，给出一个不辱其名头的解释，我只能沿用一个前苏联的政治笑话：美国总统对苏共总书记炫耀说：美国人民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在大街上骂美国总统；苏共总书记回答说：那有什么，苏联人民也可以在大街上骂美国总统！ 

结语：“两道弯”的危害

    “良心”是一个非常崇高的概念。达尔文说过：“就人和动物的区别而言，只有道德感或者说良心才是意义最大的。”美国伦理学家德沃金则认为：如果政治责任和法的道义难以确定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良心状态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或者就是问题的核心”。根据何怀宏先生的总结，中国儒家认为良心主要是一种直觉体认：“从孟子、（陆）象山、（王）阳明到熊十力、牟宗三，在强调直觉论这一点上是一脉相通的，即都是在生命体验的层次上去感认和直觉良知，把良心视为一种直觉……这种直觉是天赋的，即孟子所谓‘不虑而知’之‘良知’。”（参见何怀宏著《良心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是“良心话”时，他就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道义责任。

    郎咸平先生的“良心话”出现这么明显的失误，我不敢断定他是出于主观故意。但这样的言论至少有两个害处：一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把对手当成敌人，混淆了强势和强权、强盗的差异，把竞争、纷争和战争当成了一回事，这对于一个需要在全球化经济大潮中谋求和平崛起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二是让我们天天盯着那些遥远的假想敌——就算是真敌人吧，凭我们遥远的指骂也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如果我们同仇敌忾地把精力徒然消耗在对外的指控谴责上，而放过了自身的问题，那会是怎样的前景呢？

    民间俚语说：会怪的怪自己，不会怪的才怪别人——这是很朴实、也很实用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