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每年都要出好几本书。其模式如出一辙：他的团队为其搜集各种案例资料和数据后，郎咸平对这些资料以“阴谋论”为分析工具进行解读，最终形成一本本畅销书。
阴谋论成了郎咸平解释经济个案的唯一工具。凭着这把万能钥匙，郎咸平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所有经济纠纷的“锁”，为那些在中国各社会阶层利益分配中失利的人找到了他们生活不幸福的来源。即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人很多的生存困境，都是由他们造成的。这未免失之简单。
郎咸平在其所擅长的公司治理与研究中的确显示出了极高专业水准。此前，他在与顾雏军、赵勇的争论中，显示出了过人的眼光与胆识，将两人的经济操作手段揭露得一览无遗。
此外，郎咸平每年都要出好几本书，每一本书都有几万册的稳定销量。在图书销售市场上，郎咸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牌。这一点，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与之相媲美。他在著作中一再发出对于经济问题的各种警告，这些警告也不无道理。与此同时，郎咸平到处巡讲，一遍又一遍发出“盛世危言”。
郎咸平的新书《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两书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同样如此。他在书中对于一些具体经济案例的分析让人触目惊心，读者对于导致这些经济案例的各级政府官员的痛恨会随着郎咸平的描述油然而生。那么，我们应当如何面对郎咸平对于各种经济危机的警告？郎咸平对于经济问题的言说方式和路径，又存在怎样的问题？在郎咸平的言说中，有哪些根本与核心的问题又是被郎咸平可以回避和屏蔽掉的？这些或许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一一辨析之后，郎咸平的价值和意义才能真正显示出来。
事实与结论的背离
按照郎咸平的说法，新书取名“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彻底丢掉幻想，在认清帝国主义新本质的前提下，与之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在当下的全球性时代，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才是我们的理性应对之道”。
郎咸平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中所列举的案例分析足以让人义愤填膺：一方面痛心疾首于政府政策的失误以及谈判代表的颟顸无能，一方面又仇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国予取予夺。作者重点分析了“力拓间谍门”、“汇源收购案”和“四大粮商”发动的粮食战争等，试图解释给读者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内幕。不管是轮胎特保案这样的国际贸易纠纷，还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一系列并购动作，都是西方国家战略在起作用，是“新帝国主义”盘旋在我们的上空。郎咸平指出，国内的水价、油价、粮价变动的背后，是外国资本和国家机器之间娴熟而默契地配合。驱之不散的“新帝国主义”阴云笼罩的不只是我们的几个民族企业、几个典型案例，而是中国整体经济的未来之路。在郎咸平针对新书的演讲中，他以“最可怕就是我们对危机的无知”为题，一再警告“危机本身并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我们对危机低估甚至无知”。
应当说，在和平发展的年代，利益之争是国家关系中最为常见的现象。郎咸平的警告显然并非完全的危言耸听。《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第一部分，郎咸平将轮胎特保案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徐文英，兰州市政府首席水务谈判代表，以及中国铁矿石首席谈判代表比作“现代琦善”。众所周知，琦善就是鸦片战争发生后，和英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钦差大臣。从郎咸平的个案研究和分析来看，这三位谈判代表被称作“现代琦善”并不能算是完全的冤枉。徐文英在轮胎特保案对起诉自己的对手的背景、原因，以及国际贸易的知识，美国的法律了解甚少，在谈判策略的制定和操作上更是进退失据，穷于应付，最后导致轮胎特保案彻底失败，不仅如此，还引发了一连串的贸易大战，让中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兰州市政府连事关百姓生活的水务都敢卖掉，而且被法国威立雅公司所算计，导致全国水价上涨。2008年第四季度的铁矿石谈判，中国钢协的首席谈判代表对于力拓的降价不满，认为应该得到更低降价，赌气不谈。最终，让国家损失了几千亿。
这些事实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融入国际经济秩序时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的谈判代表，以及从事国际贸易的工作人员，都缺乏对贸易国家政治体制、社会、经济体制、文化等方面的了解，远远不能承担解决贸易纠纷的重任。这不仅体现为知识上的不足，对西方国家经济体制和法律运行机制的懵懂，更有着对于这些国家“国情”的懵懂。在对规则本身还没有真正理解和吃透的情况下，妄谈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只能是一厢情愿和痴人说梦。
另一方面，郎咸平所陈述的案例与他所得出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就郎咸平所讲述的三位“现代琦善”的案例来看，中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其主要责任在于三位谈判代表，以及委派三位谈判代表的决策者（政府）。一个优秀的谈判代表，除了“知己”之外，更要“知彼”。对于对手所在国的国情、法律、文化，以及对方公司的背景、经历、利益诉求、商业声誉、盈利模式、商业手法，对方代表的个人经历、知识背景、性格、偏好、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有了详尽的了解，同时具备相应的谈判技巧和才能，以及出色的表达、交际能力，才能尽可能为己方谋得合理的利益。郎咸平所描述的事例，失误的是中国的谈判代表；选派这样的谈判代表，决策者显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奇怪的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失误，郎咸平悉数归罪于外国人。可以想见，既是商业行为，外商理所当然地想牟利，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难道郎咸平是想让外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舍利取义吗？
将阴谋论作为万能钥匙
在郎咸平的著作中，阴谋论成为了他解释经济个案的不二工具，凭着这把万能钥匙，郎咸平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所有经济纠纷的“锁”。另一方面，郎咸平的经济分析，用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分析和指向，为那些在中国各社会阶层利益分配中失利的人找到了他们生活不幸福的来源，即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人很多的生存困境，都是由他们造成的。
在兰州市和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签订合同的分析中，兰州政府卖掉了事关老百姓命脉的兰州水务公司，威立雅以高价获得后在合同中设下陷阱，然后要求水价上涨。由于水价上调遭遇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威立雅气愤地公布了合同。最终兰州市政府进退维谷，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此，郎咸平在责备兰州政府连民生必需品水业卖掉的同时，归罪于外资的手法恶劣和蛮横（《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P20）。
在此案例中，首先是兰州政府要卖掉兰州供水集团。威立雅报价17亿元，比中法水务的4.5亿，首创水务的2.8亿高出数倍。双方签订的协议，显然不是威立雅逼着兰州政府签订的。既然是商业行为，那么就必然有获利的考量在内。威立雅要涨水价，显然也是商业思维使然。那么，此事的责任首先在于兰州政府起意卖掉供水集团的行为，其次在于获得了数倍的溢价，导致后来受制于人，贪小便宜吃大亏。既然如此，那么郎咸平将主要责任归结于“外资的手法恶劣和蛮横”显然是倒果为因。不如说，地方政府的短视和愚蠢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如果兰州政府没有作出卖掉兰州供水集团的决定，威立雅又如何能够使出这样的“阴谋”？如果说，威立雅在合同中设下了陷阱，那么，兰州政府为什么没有及时识破，让威立雅得逞？
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中，郎咸平认为，“外资收购国内企业，一开始看起来都是公平的，最后通过一些财务技巧把中方一脚踢开，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缺乏法制化的游戏规则，缺乏沟渠。”如果此说确凿，那么，《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所剖析的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因为这一原因而导致。而郎咸平的“阴谋论”的腔调事实上被他自己的分析所揭穿：恰恰是“因为我们缺乏法制化的游戏规则，缺乏沟渠”，加上权力的独断专行，使得外资有了可乘之机，而最后买单恰恰是老百姓。
郎咸平每年都要出好几本书。其模式都是如出一辙：他的团队为其搜集各种案例资料和数据等，然后，郎咸平在对这些资料以“阴谋论”为分析工具进行解读，最终形成一本本畅销书。而郎咸平著作畅销的原因之一在于，部分人自买自卖国有资产以自肥，腐败盛行，房地产对公众实施掠夺，垄断企业凭借权力的支持维持暴利，民众福利低下等现象已经让当下中国人的痛苦指数极高，大多数公众在现行的经济体系中都是受害者和被剥削者，他们生活的改善，大大滞后于少数特殊阶层。在此情况下，郎咸平用阴谋论抛出的替罪羊，成为了满足公众心理需求的目标。在生活压力加大的现实困境之下，公众经过郎咸平的提醒发现，我们国家的财富被外资大量掠夺，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堕入了外资的阴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予取予夺，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压力加大。郎咸平刻意误导，将公众情绪导向了阴谋论的错误方向——无论从事实层面还是学理层面，中国经济的问题都和现行的经济体制，内部结构和因素有着更直接的联系，绝非“阴谋论”的结果。
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山东卫视新杏坛演讲后的一次答问中说，“一些人在看世界，看自己的时候有一种倒霉的感觉，老是觉得我们中国吃了亏，我们廉价劳动力被剥削。我们在价值链拿到低端。这是事实。哪个国家能一下子走到高端？吃饭得一口一口吃，走路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跳到上面行吗？中国搞了一个大跃进，是个什么结果？你看不到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好处，说中国在吃亏，你有不吃亏的办法吗？还走过去自力更生的道路行吗？不行的。中国走在世界中心，是中国靠自己努力，达到今天这样的结果。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很大的距离。这种吃亏的心态是一种扭曲的心态，一种不自信的心态，看起来很爱国，实际上会把中国引向歧途。”
正如很多读者指出的那样，郎咸平在《产业链阴谋》、《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等一本本书中说外国人这样对我们使阴谋，那样对我们使诡计，我们在这方面吃亏，那方面上当……但是，他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摆脱困境，免堕外资“阴谋”和“陷阱”。显然，这是最为典型的弱者心态。正如吴建民所说，我们不可能在产业链中一下子走到高端。其潜藏的逻辑是，产业链从低端到高端有一个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实力和话语权。以郎咸平的学识，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一再提出，中国要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了。在这种情况下，郎咸平在一本又一本书中刻意讨好读者，煽动大众情绪，如果不是吴建民所说的扭曲心态，也是在给公众制造观念的混乱和误区。
回避经济体制的作用
在郎咸平讲述的各个经济案例和故事中，他有意抽离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等诸多背景，以一个个用阴谋论解读出来的故事给读者灌输着错误的观念。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以及政治模式、经济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却很少涉及。显然，这并非郎咸平的疏忽，而是他有意采取的言说立场和策略所致。
以郎咸平的经济学知识和见识，他不会不知道，在没有涉及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就个案本身谈公司治理是极其肤浅的。以兰州市和法国威立雅的合同而论，首先是政府权力没有受到制约的结果。正如郎咸平所说，水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那么，我们需要质疑的是，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将此以甩包袱的形式卖出去？这一问题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首当其冲的是政治权力的边界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法治国家，地方政府敢如此胆大妄为。
其次，在郎咸平引用列宁著作，对“美帝国主义”的典型分析中，充满了对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化”描摹和冷战思维的意味。即美国政府和美国商界都对中国充满了敌意，以完全彻底的损害中国为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和霸权。而当下的实际情况是，中国与美国在各种复杂的利益诉求上，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分歧所在。在相同的利益诉求中，显然必须通过合作来达到双赢；在分歧的地方，则必须视实际情形进行沟通和交涉来达成妥协。此外，美国的政体、法治以及权力的运作相对比较复杂，决非某一个政治人物，或某一个利益集团以一己之私就能左右大局，为所欲为的。美国当然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完全以掠夺和欺压别国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没有人把美国看作天使，把美国看做魔鬼显然也有失公允。“意识形态化”的描述固然简单，但显然与事实不符。郎咸平重拾早就被抛弃的对抗、冲突、冷战的单一性思维，夸大中国与外国矛盾的一面，忽视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要潮流。郎咸平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是其生造的一个概念，它既不能准确描述外资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帮助。
除了对于经济制度等核心问题的有意规避之外，郎咸平也回避了劳工福利问题。在中国，劳方被资方过分掠夺“人口红利”的现象很普遍，但是，郎咸平很少涉猎。在他与顾雏军、赵勇的争执中，很多读者都称许他的良心和责任感。而在劳工福利方面，郎咸平几乎无所作为，这一点恰恰又是无法忽视的大问题——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具体的公司研究，劳资双方的权益保障都极其重要。在郎咸平的经济个案分析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被称为“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郎咸平，对于具体的经济个案极其熟悉，其分析也颇为透彻。但是，他将问题的根源指向为“新帝国主义”则是有意误导读者。这意味着，郎咸平的问题不在于其经济学知识的缺陷和对中国国情的误读，而是其有意采取的话语策略和言说立场。较之一般的知识性缺陷和判断性失误，郎咸平的这种态度更值得我们警惕。另外，他对于经济问题背后的制度、法治，以及劳工福利等问题的回避，显示他只讲了部分真话。只有真正了解郎咸平的问题所在，我们才不致被他所误导，对于经济现象背后的各种复杂原因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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