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皇皇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以下简称《新编》，2010年2月，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不由雀跃。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不啻为一大福音！
据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上的介绍，《新编》“是国家‘985工程’二期‘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项目以及国家‘211’工程‘中国语言文学与民族复兴’项目资助的成果，逾700万字，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相关）期刊657种。它是迄今规模最大、收录数量最多、编制也最全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索引工具书。本书在《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和《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基础上，收入自1919年至1949年期间出版、且为这两部大型工具书未能辑录的中文文学期刊及与文艺有关的综合性期刊篇目目录。同时，本书以原刊目录为基础，参照原刊正文，进行必要的校勘、补正和整理，编制馆藏索引和注释。在篇目、馆藏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对原刊进行基本描述和概括的基础研究，扼要说明期刊的一般倾向、主要特色、作者构成、重要作品或文学活动以及沿革、流变等情况。本书是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重要研究成果，将为学界相关研究提供很大帮助。”诚如该书序言中所说：“集中系统编撰大型而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对于摸清中国现代文学的‘家底’和资源，包括现代文学的历史原生态，作家群体的构成和活动，以及佚文发掘、流变考析等等，都有着显著的价值。这既是一项专业资料的整理与基础研究工程，也是一项文学和文化历史遗产的抢救工程。”
不过，当我捧读《新编》上卷，翻看目录时，雀跃的心不禁沉了下去。这么一部巨编，不但没有收录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诗刊《诗》（1922年2月到1923年5月，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主编），甚至连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现代》月刊（1932年 5月到1935年5月，施蛰存等主编）也没有收录，倒是收录了《时代电影》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并不密切的一些刊物。至于辞条排列，虽然凡例中表示“所收期刊以刊名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同名期刊以创刊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但该书在收录《诗恳地》和《诗前哨》之间，却插入了《师亮随刊》及《诗亮周刊》（前二者出版于上个世纪40年代，后二者出刊于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十分让人费解。此外，该书还出现了很不应该的文字上的错讹，如《新诗》第4期（1937年1月）发表有“宫草”的《读〈行过之生命〉》，是吴奔星先生阅读了诗人路易士新出版诗集后写的评论，但《新编》上的目录竟然错成了《读〈行过之声明〉》！
最令人瞠目的，是《新编》在收录诗歌刊物《诗之叶》目录前的“简介”，其中如此说道：
双月刊，1935年6月1日创刊于重庆，1936年8月出至第3卷第1册停刊，共出版七期。重庆最早的诗歌刊物。出版者为诗之叶社，总待售处为群众杂志公司，编辑人为宋衡心、宋琴心，发行人为许曼丽、许美丽。
行文至此，先引用香港书话家许定铭先生2009年8月26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福州的〈诗之叶〉》一文。全文如下：
我珍藏的一册《诗之叶》（16.5乘12.5厘米）也是“横式竖排”本。此刊非常罕见，数据仅见于徐瑞岳的《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说：
双月刊。1935年6月创刊于福州。福州诗之叶社编辑出版。……今仅见第二期一种，另有《诗之叶》第三期目录，该刊终刊年月不详。（页1087）
我的这册《诗之叶》刚好是他所提的第三期，1935年10月出版，仅26页。若以双月刊计算，是如期出版。不过，当年的诗刊经常因财力不继而随时夭折，说不定也可能是终刊号。福州诗之叶社亦未见有人提及，只知道社址在福州东大路，代售此刊的是上海的群众杂志公司。全书刊甘运衡、方玮德、周白鸿、宋琴心、陈揖旗、陈学英……等人诗创作十八首，最值得一记的是方玮德的《十四行》，其时方已故，注明为“遗作”。译日本的诗两首，还有宋衡心的《未来派诗人鸥外鸥》。
1935年鸥外鸥出道未几，宋衡心即已注意到他，《未来派诗人鸥外鸥》文跨五页，分上下篇，上篇《随便谈谈》，谈的是1933年的中国诗坛，褒“意像（象）派”诗人徐迟、莪伽；下篇《言归正传》，说鸥外鸥的诗“都以科学为归。是暴动与机械力的赞美者。……未来派诗的表现方式，恰如立体派”。
上文的说法大体是不错的，只不过，许先生说《诗之叶》“非常罕见，数据仅见于徐瑞岳的《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并不十分准确。
就我所见，《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 1833-1949》（北京图书馆，1961年12月）就收录过《诗之叶》的条目，并注明出版者是“福州诗之叶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诗歌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收录的《诗之叶》辞条明确标明该刊“1935年6月1日创刊于福州”；《福州市志·第7册》（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也如此介绍《诗之叶》：“民国24年6月创刊，福州《诗之叶》社的社刊，负责人宋衡心，它是福州最早的诗刊。该刊出版至民国25年底。”
至于《福州新闻史略1858-1949》（潘群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在“福州新文艺活动的阵地”一章中则对《诗之叶》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指出：
《诗之叶》于民国24年（1935年）6月创刊，是福州“诗之叶社”的社刊。负责人宋衡心，莆田人，协大毕业，善写诗，风格似现代派。以诗刊形式在福州出现的刊物，《诗之叶》是最早。该刊在福州出了两卷计6期，双月刊，半年3期为一卷。第三卷起迁往上海出版发行，至1936年底又出了两期。社址在福州东大路135号（《诗之叶》第2期版权页为35号——笔者注）。陈学英自第二卷起参加编务。曾在该刊发表诗作或译作的有：戴望舒、姚苏风、陈子展、赵景深、林徽音、邵洵美、陈福熙、许曼丽、许美丽、柳无忌、于赓虞、朱维基、钱君匋、徐迟、鸥外鸥、厂民、锡金、吴奔星、路易士、陈雨门、邵冠华等。
该刊专载诗作、诗歌译作、诗歌评论、诗坛消息等，当时号称福州“最权威的”诗刊。
而我所看到的《诗之叶》第2期，虽然版权页破损，但出版者“诗之叶社（福建福州东大x[破损，原缺一字——笔者注]35号）”与“征稿规约”中“来稿请迳寄福州东大路卅五号”是完全一致的。然而，《诗之叶》这么一本曾经号称福州“最权威的”诗刊，无论编者、创刊地还是发行地，甚至是主要作者，都和重庆无关，为什么会在《新编》中成为“创刊于重庆”、“重庆最早的诗歌刊物”，恐怕只有《新编》的编者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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