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尚明轩研究员主编的《宋庆龄年谱长编》（上、下），170万字，是24位作者历经10年耕耘所收获的丰硕成果，是目前国内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宋庆龄年谱。
在此之前，《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上卷已于2003年由北京出版社首次出版，先后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0-2002年科学成果优秀奖等奖项。为纪念宋庆龄逝世28周年，此次将上下卷一并印刷出版。
宋庆龄在中国近现代风云际会的舞台上，总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关键时刻演出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活剧。然而，中国对宋庆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迟至1981年她逝世之后才起步。近30年来，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出版了专著、传记和画册。就整体而言，对于宋庆龄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还有一些空白需要填补，还有一些专题亟待深入探讨，尤其是对于宋庆龄研究资料的搜集、考证，还有不少薄弱环节。而《宋庆龄年谱长编》有很多创新之处。如在编撰体例上，它冲破过去编年史的框架，采用纪事与专题相结合的方法，着力于全面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有助于学者进一步探讨。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该书收集并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包括国内外档案、中外文图书报刊500多种，仅首次刊布的国内外新资料就达160多件，提供了罕见的第一手资料。该书作者对现有国内外各种有关宋庆龄的资料记载进行认真甄别、考证和存疑，进行深入研究，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破解了某些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如1980年11月，她致函中共中央说：“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宋庆龄年谱长编》下，P1404）通过这则史料，我们了解到，在逝世前半年，她还牵挂如何治理政治运动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创伤，思考国家振兴恢复元气。同时，也让我们明了为何宋庆龄与父母安葬在上海，而没有安葬在南京中山陵。可以说，该书带有资料性和学术性的双重特点，代表了国内外宋庆龄研究的最新成果。
该书较为详细准确地记述了宋庆龄的生平活动，尤其是思想发展的脉络。已故著名史学家黎澍在这本书代序中说：“宋庆龄是近代中国最有个人特点的政治家。她在斗争的每个重要关头都以远见卓识做出了独立的判断。”孙中山在世时，她是忠实的助手，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以后，她坚守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1956年3月10日，刘少奇听取宋庆龄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所作《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访问报告》后，发表讲话指出：“宋副委员长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反对殖民主义，主张独立民主，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她到这些国家去，做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宋庆龄年谱长编》下，P923）该书用年谱长编的体裁，客观、完整地记述了宋庆龄的家事、读书、生活、行为和作风，特别是她的思想发展脉络，给世人展现出全貌。
该书弘扬了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请求宋庆龄签署声明，谴责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释放蒋介石。宋庆龄果断地回答：“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会走得更远！”她还邀请胡子婴准备赴西安，劝说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由于何应钦阻挠未能成行。可见，她的想法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不谋而合。1936年11月23日，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在上海被捕，关押在苏州监狱。1937年6月26日，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签名盖章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指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她们坚定地表示：“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在她们的呼吁和正义的震撼下，“七君子”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获释。
该书如实记载了宋庆龄爱憎分明的原则立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由北向南推进。2月2日下午，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偕程思远从南京乘专机到上海宋庆龄的寓所拜访，请她以个人身份到北京，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转达“谋求和平的诚意”。宋庆龄严正地指出：“德邻（李宗仁的字——作者注）先生，我曾经明白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拒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不久前，上海有些报纸谣传，说蒋介石下野，宋庆龄要出山了，我立即发表辟谣声明。二十多年来，我的立场和态度始终一贯，不容有所改变。”（《宋庆龄年谱长编》下，P657）她拒绝为岌岌可危的中华民国政府北上向中共“谋和”，注射强心针，表明她具有敏锐的眼光，顺应历史潮流。
该书展现了宋庆龄与共产党休戚与共的精神风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宋庆龄筹集了大量药品和物质，并设法送到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深情地对她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宋庆龄年谱长编》上，P481）这些药品和物资，解决了抗日根据地的燃眉之急。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邀请宋庆龄经香港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宋庆龄的电报中说：“中国革命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书信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62）1949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颖超、廖梦醒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积极沟通，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至诚邀请之意。宋庆龄于2月20日复函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说明正在就医，不能北上，表示抱歉。同时，真诚地表示：“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完成。”（《宋庆龄年谱长编》下，P663-664）后来，宋庆龄克服重重困难，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大政方针出谋划策，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作出了贡献。
该书概述了新中国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宋庆龄深刻分析了新中国福利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她说：“在中国的福利工作中，并没有一点‘慈善’的气息，也没有资本主义救济活动的‘施舍’心理。”“帮助和被帮助的人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同胞，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生活中进行合作。”这样的福利工作“不仅对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作出了贡献，而且也在人的关系上形成人人做出最大贡献、人人得到尊敬和照顾的社会主义风尚。”（《宋庆龄年谱长编》下，P1107）她敏锐地看到新中国福利工作，与资本主义“慈善”的区别，所建立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主义风尚。
该书注重吸收当前宋庆龄研究的新成果，善于把历史资料与最新学术观点结合起来，反映了当前宋庆龄研究的水平。对于某些重要情节或证据有矛盾记载之处，该书就用“注释”、“按语”的方式加以说明，显示出作者治学的严谨态度。
当然，宋庆龄一生丰富多彩，有关她的生平资料也庞杂，散聚在各种报刊和其他地方，给后人的搜集带来不少困难。因此，即便费尽苦心，也难免有遗漏之处。例如，1975年2月18日，宋庆龄给邓广殷写了一封短信：
亲爱的广殷：
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一次6级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沈海平：《一份曾秘存瑞士银行的宋庆龄遗嘱》，《世纪》2010年第2期）
该书再版时，我想应进一步丰富、完善。
总体来说，尚明轩主编的《宋庆龄年谱长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史料，为宋庆龄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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