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军事体制,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班军就是一项很有特色的新制度。但长期以来,这一问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大大影响了对明代军制的理解。彭勇先生堪称系统研究明代班军制度的第一人,2006年,其所著《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很快就引起明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明史研究》、《博览群书》以及台湾《明代研究》等刊物都曾发表书评,认为是明代军事方面有突破性的学术专著。在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该书荣获二等奖。
在集中精力探究京操班军的同时,彭勇先生对边操班军也很关注,搜集整理了大量相关资料。经过数年的研究和写作,他又完成了《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一书,2009年12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明代边操班军制度的演变为线索,进一步分析了班军这种独特的军事组织管理制度的基本属性及其实际运行状况,并把研究的视角投向新的领域,全方位地考察分析了明代北京城的军事防御战略、北边防御体制的转变,以及其对明帝国尤其是北部边境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影响,既把明代军事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丰富和提高了明代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在宏观思维和微观考证方面,该书皆有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对宏观问题的把握颇有新意。作者在“绪论”部分指出:明朝统治者的民族观、天下观和国家观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边地”、“辖境”的认识。明王朝在制定边地防御政策时,一方面要建立确保统治中心安全稳定的防御体系,即所谓的“居重驭轻”的防御体系;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在“以德至上”的基础上,维护和谐的边疆政治局面,建立“天下大同”的政治格局,在边疆地区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是采取严酷的民族对抗、武力恐吓或弹压措施。这种治边思想的显著特点,决定了明代边地防御的方略。此说有助于加深对明代民族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这本书按照自东向西的顺序,论述了明代“九边”各镇的战略地位、轮班边操制度的实行及其演变,以及防御效果等。对于各镇在九边防御体系中的特点和地位,作者有着透彻深入的把握。如蓟镇防御的研究重点是“蓟镇入卫兵”,保定镇重点研究了颇具特色的“忠顺军”,宣大二镇和陕西三边四镇则集中研究了各自成体系的战略地位、防御体制变化和边镇军民的经济生活等。作者指出,在以京畿为中心的北边防御体系中,各镇的地位和作用颇有差异,如辽东防御“以京畿为中心”,蓟镇在嘉靖“庚戌之变”后逐步成为京师防御的重心,山西和宣大三镇同时担负对边地和京师防御的双重任务,陕西三边四镇由于远离京师,其防御既服务于以京师为中心的北边防御体系,同时又受制于西北边陲自身的防御压力等。这些分析和论述,对准确把握有明一代北边防御体制的特点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者还以精炼的言语,概括了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的构建及其演变对明朝国家命运的影响,反映了作者宽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思考。
其次,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多有创见。如对忠顺营的研究,就填补了一项空白。忠顺营的前身,是明初来降或归附的元朝旧部,初以“达官军”相称,分散于明朝全国各地(主要安插在都司卫所里)。对明初内迁达军的研究,学界一向比较重视,但对于明中期以后这批入迁民族的情况,则研究极少,许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楚。该书详细梳理了保定、河间、定州等地内迁达军的职能演变和历史命运,认为“达官军归附明朝之后,到明清易代止,忠顺军的历史命运大抵可以划分成三个时期,一是明朝建立至忠顺营建立之前,是经济生活优越、政治地位微妙的‘达官军’时期;二是忠顺营建立之后至明朝灭亡,是与华夏诸民族日益融合、社会地位稍高的‘忠顺营’时期;三是明清易代后,是社会地位与明帝国内部的其他民族完全相同的平民时代”。到清代,作为特殊群体的、享受过较为优厚的经济待遇,政治和社会地位较为微妙的忠顺军完成了他们的蜕变,成为中华民族大家族的普通一员。可以说,作者对忠顺营的研究,将军事史和民族史结合起来,很有创新性,加深了对京畿地区民族融合的认识。
始于嘉靖中期的蓟镇入卫兵,是明代班军的一个重要类型,但《明史》记载简略而且有误,后来的研究者亦鲜有关注。《明史·兵志三》记载说:“蓟之称镇,自(嘉靖)二十七年始。时镇兵未练,因诏各边入卫兵往戍。”这本书通过对《明实录》、边关志书、大臣奏议和档案材料中相关记载的梳理考订,发现蓟镇之设并非始于嘉靖二十七年,此年也不是“入卫兵”的开始,认为“到庚戌之变的爆发,有一批入卫兵固定性的承担起了轮流戍守京畿的职责,成为一种班军形式,这就是蓟镇入卫军兵”。作者对入卫军兵的“枝数”和“人数”进行了详实的考证,认为诸史料出现分歧和讹误的原因,或是把旗军和民兵混为一谈,或对军兵两班或三班轮流梳理不清,或对队伍前后调整或归并等未加明辨等。在对入卫兵的职能及演变进行分析之后,作者认为“蓟镇入卫兵的出现,是明代边地防御、亦可以说是京畿(师)防御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入卫兵的出现保证了以蓟镇为中心的京畿防御兵力的迅速增加”,但在“隆庆和议”之后,随着京师防御形势的转变,入卫兵制度也应做相应的调整,但明统治者一味因循旧章,固守旧有的防御思想,不肯废除这项效果差、劳民伤财的制度,沿至明末,生活艰苦的入卫军兵甚至走向仇视社会和官府的道路。通过对蓟镇入卫兵的研究,作者揭示出明代北京城防御战略曾出现重大转换,导致北边防御体系发生了从京师为中心到京畿为中心的转变。这一观点颇有新意,对了解明代中后期北边防御、民族关系、军政局势、财经状况以及明后期国运走势都有积极的意义。
该书的内容,很多都涉及到军事历史地理问题,如果配上班军的来源地及分布地图,将有助于读者直观理解明代防御体系的特点及演变。从该书后记看,作者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因历史地图搜求不易,遂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希望作者继续发扬勤奋、踏实、严谨的治学风格,在明代军事史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行政学院《新视野》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