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维模式看“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自从李约瑟先生在其1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引发了众多的从各种角度的回答。在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角度的众多回答之后，楚渔先生在其近著《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又给出思维模式角度的回答，这就是该书副标题所指出的：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科技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落后于西方，根本原因是思维模式落后。具体说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概念模糊不清，逻辑推理薄弱，抽象思维能力不强，实用理性泛滥，求真精神不立。

    “李约瑟难题”看似是提给历史的，历来人们对于该问题的回答也倾向于从科技史的角度，或者扩展为科技史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的关系的层面给予探讨与回答。但实际上，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提给历史的真问题都有其当代意义。《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正是基于很强的“当代史意识”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作者楚渔不仅引证经典来论证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更列举今天仍然存在于我们思想和行为中的中国式思维模式问题作为评判的对象。在作者看来，我们看先人，会不理解他们在一些事情上的愚蠢和糊涂，但如果我们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后人也会同样看待现在的我们。这种自觉的当代意识，应该说是该书的特点，也提示地回答“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所在。也许主张“专制论”、“文化论”、“体制论”等论点的学者不能完全同意作者对这些论点的否定，但思维模式渗透于制度、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特别是思维模式穿越改变了的制度和体制至今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仅就此而言，对“李约瑟难题”的“思维模式论”回答就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李约瑟难题”看似是提给专业学者的，特别是提给科技史这一类学科的专业学者。这一观念往往使学科专业划分观念森严的专业学者，因该问题的专业性和学术性而对其肃然起敬甚至望而却步。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给所有有志于中国科技及社会发展问题的人们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问题。任何真正的学术问题，都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反过来说，也只有值得人们关注和有兴趣回答的问题，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学术课题。每个人都有仰望星空思考宇宙起源问题的权利，为什么不能思考和回答“李约瑟难题”这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呢？作者在书中坦言自己非专业学者的身份，他是要以自己民间思考者的身份回答自己作为中国人最为关切的问题，并呼吁各相关学科的专业学者更加积极地加入到深入探讨该问题的行列，以促进该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并切实给予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以积极的影响。作者的努力提示了对这一问题做深入学术探讨的民间期待和现实意义，理应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与尊重。从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尚未从思维模式的角度充分展开探讨并取得较大的专业学术成果的现状看，作者的思考和呼吁就显得更加具有针对性。

    从思维模式入手来思考和回答“李约瑟难题”，的确是个独特而富有启发意义的角度。作者不仅从思维模式的缺陷给出了对这个难题的一种解答，而且也启发我们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李约瑟难题”的提问和解答方式。也就是说，从思维模式看“李约瑟难题”的提问与解答可以从两个方面介入。第一是分析对比中西方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研究这种差异导致的对各自行为模式、制度建设、文化传统的影响，并探讨解决中国人思维模式问题的出路。楚渔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大体上是按照这个思路给出了自己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答。第二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和解答从思维模式的角度进行反思，探讨该问题的提出背景、合法性以及回答该问题所涉及的思维模式问题。

    从反思的角度看，“李约瑟难题”看似是从超然的角度、似乎是站在世界历史之外比较东西方的历史境遇而引发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是在西方科技已经在世界历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获得统治地位的历史前提下被提出的。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从现实结果来追溯根源的提问方式。历史是在时间中的延展，具有不可逆的特性。既然结果已经出现，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必然引出对非西方文化的全面反省和否定。从历史价值论的角度看，在这个提问中，西方价值在现代的优先地位是已经被现实的历史结局给定的。也就是说，问题本身已经预设了答案的价值取向，即以西方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衡量和评价非西方文化。在这个价值坐标系中，凡是与西方不同的，不仅被看作是文化的差异，更是被看作是先进与落后的差距。既然问题是从现实历史的前提出发提出的，那么对该问题的解答也应该是现实的。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件和过程，因此历史没有“如果”，从而“如果中国当时如何如何就不会如何如何”的解答方式是不现实的；同时，历史又连接着现在和未来，因此，从现实出发，从现在的历史境遇出发来思考和总结我们的传统、制度、体制和思维模式，以便更好地面向未来，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模式。从《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看，尽管作者痛切地剖陈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种种问题，但没有从“如果”立论来假定历史，而是直指现实和未来，应该说是在认可了这一提问的现实前提下所给出的积极应答。

    从反思的角度看，“李约瑟难题”看似是一个科技史的问题，但实际上，对它的解答必然基于一定的历史观念；不同的解答方案的分歧除了对史实的掌握多寡和准确程度不同之外，更有历史观上的差异甚至对立。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可逆性，各种解答方案其实都具有不可检验的特性，这样，关于这个难题的种种解释就都具有假定的性质，历史观的理论支撑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解释欧洲从近代开始为什么先进的问题上，启蒙思想家看重人类理性的启蒙作用，认为在他们启蒙之下的欧洲人率先按照理性建立了适合普遍人性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自然也是人类普遍理性的必然产物；德国哲学家赫德尔用普遍的优化理论，认为欧洲文化是人类文化不断优化的产物；黑格尔则把理性绝对化，看作是历史发展背后的动力，绝对理性体现为自由意志能动地依次游荡在古代东方、古希腊、古罗马直至日耳曼（现代西方社会），而被绝对理性抛弃的东方则陷入停滞。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对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开启了现代历史哲学的新篇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包括科技的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是基于历史哲学的公式可以不管历史条件如何各民族都必然走同一条道路。但西欧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市场，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使各民族的相互交往空前地加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趋势。这种历史观认为，多样性是统一性的基础，交往是多样性向统一性转变的条件，不能用抽象的普遍性代替现实的统一性。应该说，历史唯物主义为解答这个难题提供了新的历史观支撑，但这一历史观却长期被误解为新的普遍主义，因而也未在反思“李约瑟难题“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是值得深思的。从《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看，尽管作者没有更多论及这一难题背后的历史观念问题，但从全书的行文看，作者是基于西方思维模式在促进西方社会形成世界历史统一性趋势中的现实合理性，而不是基于普遍主义教条的抽象议论，对中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优劣进行比较分析，这种思考这一难题的历史观基础应该说是非常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

    从反思的角度看，“李约瑟难题”看似是一个以近现代西方科技和社会发展作为标准来检讨中国文化、社会和传统的问题。实际上，一方面，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多有吸收借鉴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在讨论类似历史问题时的思维模式也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中演变发展的。因此，我们在检讨中国思维模式的缺陷和问题时，一方面要积极参照西方的思维模式来对比检讨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这既可以在比较中更全面客观地评价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又可以在比较中学习借鉴已经被公认为人类思维成果的先进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西方思维模式不是铁板一块，它是在不断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发展的。例如就探讨一个历史结果原因的思维模式看，西方思维模式经历了“原子论”到“系统论”的转变。原子论的思维模式，是决定论思维模式的极端表现形式，其突出表现是认定产生一个结果的原因是单一的，即认为一个单一的原因可以决定性地产生一个确定的结果。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科技的发展中曾经占据统治地位，并促进了分析方法的发展。但后来，随着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的发展，人们的思维开始向非决定论与复杂原因生成一个结果的思维模式转变。自然科学饶是如此，历史科学则更是如此。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在同类问题上，缺乏“原子论”的基因，而代之以传统“整体论”模式。这种“整体论”虽然具有现代系统论的某些元素，但系统论毕竟更强调分析基础上的综合，而不是笼统的综合。所以在思维模式上，既不能简单地拔高传统“整体论”思维，也不能简单地否定“整体论”思维，而诉诸已经被西方扬弃了的“原子论”思维模式。从《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看，作者是把思维模式这个被人忽视的因素看作影响近代中国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看作是渗透到制度、体制和传统中的内在因素来加以分析，这无疑为综合全面而系统地解答“李约瑟难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本文编辑 陈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