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另一面

    每个人大概都有两种不同的面貌，一面是呈现于公共空间的自我形象，另一面则鲜为人知，通常只呈现于私人空间。比较而言，后者或许更接近于个体的生命本真。本文所讲沈从文的“另一面”，指的就是呈现于其私人空间的鲜为人知的那一面。

苏联卫星上天，想用入党来庆祝

    1959年1月2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1号”探测器。中国作为前苏联的友好盟邦，自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不仅仅是苏联的骄傲，而且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骄傲。1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了题为“响彻宇宙的社会主义凯歌”的社论，表示热烈的祝贺。看了当天的报纸，沈从文也兴奋异常。他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在不懂政治的沈从文看来，“党”是可以一“个”一“个”地“入”的，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参见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2008年）1月7日，他在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曾提到此事：“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事，才足以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这一来，实在太好了，把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加速崩溃的事情，必然将在亚、非及南美各处都有具体的反美行动来证明！我们国内科学文化的进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见出的。”（《沈从文全集》第2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P280）

    其实，他并非真想入党。早在新中国初期，友人丁西林和张奚若曾请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沈说他“没兴趣”。可闻知苏联卫星上天，他太激动了，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或许他那时觉得只有入党之举，才能表现自己对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的欣喜。这一件事，展现了他至真至纯的天性，也反映了他对政治的近乎“无知”。他大哥沈云麓信以为真，随后来信曾专门问及他入党的事。他在该年1月25日的复信中回答说：“请求入党的事，还没有作。因为目下工作重点在解决文物问题，不紧抓业务，不能完成任务。……国家大，需要各种人在不同岗位上来配合，业务上要的是扎扎实实搞文物制度的人，在政治上也似乎得有些真正无党派民主人士，表面无所属，事实上却在帮党来做事的。我或许应当在这种位置上，还可多为国家做几年事情！……我最不中用的，是从社交方式来应付人，……这是我一生极大弱点，无可奈何。这种性情入党，也许只能增加党的负担，因此从客观说来，目前或者不是入党与否问题，倒是怎么样好好使用剩余生命到工作上问题。”（《沈从文全集》第20卷，P289－290）看得出来，沈从文对参与政党并不感兴趣，他最关心的还是工作。 

向江青写信求助始末

    1959年，沈从文将已故三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接到身边，作为女儿抚养。1966年9月沈朝慧被赶回原籍，1967年她曾回到北京，因无户口不容许久住，5月又去长春投奔姑妈……过着流徙生活。他在无法自保的情况下曾致信江青，希望准许沈朝慧回到身边，幻想日后能为自己的文物研究做点辅助小事。沈致江青信的全文，我们无从看到，不过，他在1968年12月写的一份题为《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的申诉材料中有段摘引，其中写道：“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作助手，不要国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沈从文全集》第27卷，P253）文中明确提及是在“前年”，综合沈朝慧遣回的时间推断，沈致江青信应该是在1966年末，而非其子沈虎雏在其所编《沈从文年谱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P62）中认为的1967年。沈从文为什么要向江青求助呢？只因他们曾有一段师生关系。

    1931年至1933年间，沈从文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主要承担“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江青（当时叫李云鹤）在学校做图书管理员，有时也到中文系旁听沈从文的课。“文革”中，身处困境的沈从文心存侥幸，写信给江青，希望其能念及昔日师生的情分出手相助。可结果是，求助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但他后来对江青仍存有一丝希望。1968年10月，他致信大哥沈云麓，其中写道：“社会已完全翻新，旧时代同时熟人多已谢世，我的一点点长处，在廿年同事中即已少有人懂得。因此一切本来极其平常合理的打算，今后恐不能实现，也极其自然。也有可能居然还能成为‘现实’，那就是当我被整的材料送到中央文革时，偶然的偶然名字为总理、康生或江青三人之一看到，承认我仍然‘是个好人’，并未犯过什么大过错，廿年中且老老实实的在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进行学习，一切收获又恰恰能证明《实践论》对文物研究的确能有新发现，我搞的研究工作，对于主席提起过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更有意义，那我一定就得救了。那么尽管可用的生命已有限，或许还可望争取一二年时间作出点点成绩报答党。”（《沈从文全集》第22卷，P146）

    希望总归只是希望而已，沈从文收获的却是一再的失望。作为毛夫人的江青那时正青云直上、春风得意，哪里会在意他这个落难的老师。因此，1975年时，一友人看到他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后，曾要去找自称沈从文学生的江青寻求帮助，沈曾当着自己的两个助手的面坚决予以拒绝。令沈从文感到气愤的是，江青后来却与人大谈他们的师生情谊。1972年，江青在会见美国记者威克特时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并大谈沈当年对自己的关心。1976年12月17日沈从文的外甥田纪伦来信摘录了《红都女皇》中一段文字寄给他，并写道：“……我把这段话的记录另页转抄寄上。江青因知道二舅在国内外有名望，所以向威克特自吹时，说她跟二舅是学过文学等。而实际我们知悉二舅是根本看不上这个‘大弟子’[的]。去年和前几年我来北京时，我已听得二舅说起看不上这个‘大弟子’，说此话时还做了她穿着那个大裙子‘国服’的势态，和指出过江青有野心，想当总理、主席等。当时我还不太相信。”（《沈从文全集》第14卷，P493）沈从文在收到外甥田纪伦来信后，随手用笔在《红都女皇》摘录文字下写道：“这个摘录如是从译稿取下的，内中倒似乎还怀了些好感，想我会像古代俗语，以为我这个‘石码头’会靠近这只‘破贼船’的。甚至于在过去四十多年前，曾经赏识过这个‘天才’，不仅要她每天写一篇小说，还要九妹送她编毛线的钱。她还拒绝了。”沈从文认为，那位美国记者可能事先读过斯诺前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及近人在美出版的相关著作，从中了解到有关自己的一些情况，“所以问及关系，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沈从文全集》第14卷，P492）

 第三次改业的尝试

    1960年代初至1970代年间，沈从文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旧体诗。《沈从文全集》第15卷中就收有他的10辑旧体诗作。旧体诗创作可以说是沈从文晚年最主要的文学活动。他一度还曾把旧体诗创作看作是自己第三次改业的尝试。

    1961年12月23日，在王震的安排下，沈从文一行九人赴江西井冈山参观访问，在同行诗人华山的鼓励下，他尝试写了一些旧体诗，并寄给夫人张兆和，征求意见。他在信中说道：“较长的《井冈山之晨》，是只有到了此地才写得出的。其中除了三五句用时事，不免近于打油，其他似乎还有气势、感情，文字也足相副”。（《沈从文全集》第21卷，P117）该诗先后在《星火》和《人民文学》上发表，沈对此颇感欣慰和自豪。1968年10月，他致信大哥沈云麓，曾谈到这首诗发表后，许多人都认为不错，认为该首诗是他“一生写作最最值得记忆的一次事件，和人民革命有关最有意义一回工作”。（《沈从文全集》第22卷，P145）在整个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下，沈从文不可能不具有当时人们习见的一些心理定式。他真诚地向党靠拢，尝试着紧跟，写一些歌颂毛泽东、歌颂党的作品，来迎合时代的规范要求。《井冈山之晨》一诗中就有“多难兴邦国，毛选实圣经”（《沈从文全集》第15卷，P255）等直接讴歌领袖之句。

    1969年末至1971年间，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文物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在极端艰苦和寂寞之中，他重新捡起一度中断的旧体诗写作，聊以慰藉。他兴致颇高，曾一度试图把旧诗创作看作是自己的第三次改业。1969年他致信张兆和：“直到目下为止，我总还那么预感到或妄想到，写小说已成过去事了，不提它好。搞文物易和‘破四旧’发生矛盾。……此后若还可以用笔，或有必要受鼓励再用笔，可起点点对外宣传作用，写百把首好诗，大致还来的及。……六八年曾经写了首《巴黎红五月》，就很好。有思想，有感情，文字十分活泼。若当时有机会在对外什么刊物上发表，一定和《边城》译文一样，得到好评，且可给更多方面产生好印象的。”（《沈从文全集》第22卷，P183－184）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尝试很自信，认为翻译到国际上，定会取得较大反响。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其诗作得不到鼓励而感到失望。特别是他颇为得意的《巴黎红五月》一诗，在一次抄家中被拿走，更是让他异常惋惜。1972年6月4日他致信程应鏐，其中就曾再次说道：“最可惜或许还是在天安门前有大几十万人十分热闹时，我独自在馆中大花园里，还远远可望见大坪中红旗招展，近身有三四丛德国种名贵的秋葵，花透红如碗大，得到启发，写了首《巴黎红五月》五言诗，不下于在井冈山写《井冈山之晨》，又有气魄又有文字，后来却为小将拿去失了踪。大致也为那位廿二岁‘文化水平极高’的同志，胡胡涂涂在‘消毒’名分下处理了。这都是比唐人传奇还有趣的故事，都近于必须如家中小孙女打破我个雍正盘子看待，怎么能怪小孩子？才算是‘通情达理’。才能不受这些小事干扰，继续进行工作，把活下来待尽的责任一一尽去。”（《沈从文全集》第23卷，P119）不能怪小孩，那该怪谁呢？沈从文没有明说。

    1970年9月17日在湖北双溪，他又致信张兆和：“近乎第三次改业准备，写的些带试探性五言诗，如《井冈山之晨》和《红卫星上了天》，对我自己言，也算得是一种纪录，此后即不会为多数理解，却会有一天选到什么新诗歌教材中去代表一格，因为一比较即可知道，不仅近五十年未有人这么来写诗，以后也更不会有人这么准备充分来写诗了。我说可能成为五言诗的最后‘曲终雅奏’，或是事实。即无什么读者也不妨事，因为用的心究竟不如前二事时间久而尽力多，前二者既因时代变化而失去意义。这就更不足数了。可是我倒相信主席等三几人如见到，会点首认可的。因为凡是任何工作一达到一定水平，或有所突破时，总不会在重实际的现代新社会被抹煞的。但自然也只是聊以自慰的说法。如照目前狼狈处境说来，谁能想到？谁能援手？总还得‘自力更生’！”（《沈从文全集》第22卷，P377）

    在沈从文看来，弃武从文是自己第一次改业，由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是第二次改业，而旧体诗创作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第三次改业。他对自己的几首诗作颇为自信，甚至幻想其诗作要是有机会被某某人看到，或谱成曲子，或翻译到国际上，定会取得较大反响。毛泽东和康生曾是他心目中可能的伯乐。大概是因为毛在一次接见中曾当面鼓励他继续从事写作，而康则关注过他的服饰史研究，并曾给其作题过一签。这些都曾给寂寞中的沈从文带来过些许慰藉，于是他一直对毛和康抱有好感。据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讲，当年沈从文听到康生死去的消息后还留下了眼泪，他问及缘由，沈从文答曰：“中国古代服饰史方面，他关心过啊！”

    1970年9月10日，沈从文致信张兆和，还曾说道：“至于像《红卫星上了天》，可能有偶然机会，有作曲的什么大人物看懂了，或康老什么发生了兴趣，转成为一首带音乐的朗诵诗，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可能性也许倒多些。因为这内中还真像有点什么新意思、新格调、新内容，可不是什么新诗人、旧诗人能写得出的！我或许在试探中还能走一段路，写出十几首各不相同的习题，而在另外一时算近一世纪诗的总账时，会作为举例用的。正如《井冈山之晨》，过去有些熟人觉得好，也极自然。因为用它作题材的，有成百上千的中外作家，要那么热情充沛而文字事件又处理得十分自然，无丝毫做作气，不仅是有个五十年前的哼哼唧唧底子，此外还有个卅年搞散文的底子，以及近五十年革命的意义理解，才在机会条件下综合成一个东西。一过去，就不可追寻了。比如说，再写个《红卫星上了天》，已不成了。极可惜，是六八年在情绪困难中还写了个《巴黎红五月》，也有千来字，非常好，可说是一首崭新的政治诗。……若幸而还可在另一时发现，将和《井冈山之晨》、《红卫星上了天》成为三部曲，可以见出我诸方面试探的得失。你能不能设想，这方面的积累，还将盖过我小说和文物研究的记录？也有这个可能，不过要看客观机会去了。”（《沈从文全集》第22卷，P365－366）遗憾的是，“主席”和“康老”他们当时都没有注意到他的旧诗创作。沈从文当时曾结合文物研究写了一组文化史诗，想以此来作为博物馆陈设说明，并还把其中的一些诗抄寄给几位馆长看，希望能引起馆领导注意，进而准许自己回京从事文物研究。（《沈从文全集》第22卷，P334）但也似乎未能奏效。

    在众多的旧体诗作中，沈从文最感满意的是《井冈山之晨》《巴黎红五月》与《红卫星上了天》等三首，并颇为自豪地宣称它们是其旧体诗作中的三部曲，足以代表自己的最高水平。在我们今天看来，沈从文当时的旧体诗创作其实大多并不成功，包括他最为得意的所谓“三部曲”。它们不仅政治化的痕迹太浓，而且诗味严重不足。

    解放后的一段时期，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把许多知识分子本真的心灵给扭曲了，“紧跟靠拢”成了那个时代的大潮流，很少有人不被裹挟其中。沈从文也曾想“紧跟靠拢”，这一点，我们从他留下的为数不太多的政治抒情诗中不难看出。但他最后在时代的大潮中站稳了脚跟，没有在“紧跟靠拢”的路上走下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编辑 王正 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