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与世界性与地区性展览会
随着上海世博会的开幕，与博览会相关的各种事件也广为报道，其中一篇与商务印书馆相关，即《“舒式打字机”发明者后人讲述与世博八十年情缘》。如此，商务历史上的光辉一页也渐渐为人所知。
在商务的各种纪念画册，如《商务印书馆110年大事记》和商务馆史室中，相关照片赫然在其中，虽未特别标明为“舒式打字机”，但有明显的“改良舒式华文打字机”字样。另一题为“中外博览会获奖证书、奖牌”的照片中，包括商务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所获的各种奖牌、证书。不过，这桩事实，即使是商务人，又有几位了解呢？要知道，舒式打字机仅为商务在各种世界性展览会卓越表现之一例。
商务与世博会或者说与世界各种大型展览会的渊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是通过自己麾下的各种杂志对展会进行报道，或出版相关的图书。陈占彪先生编著《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版），就大量选用了商务各种出版物上的资料，如《东方杂志》上有关1905年比利时列日万国博览会、1906年意大利万国博览会、191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的报道，而引用甚详的屠坤华著《1915年万国博览会游记》，即为商务出版物，前有张元济先生序言。另一方面，是商务以自己的产品参加过多届世界性博览会（当时叫“万国博览会”）。本文着重点在后者。鉴于这段历史不怎么为今人所知，我们不妨把商务印书馆参加世界性博览会和获奖情况作一详细罗列：
清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意大利都郎（今译都灵）博览会，参展品有各种书籍、舆图、印刷用品和缮写版，获优等金牌和金牌协助奖凭。
同年，参加在德国柏林博览会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品有铜模、铅字、花边等，获最优先金牌。
同年，参加德国特来斯登万国卫生博览会，参展品为各种书籍，获最优等金牌。
1915年，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品有仪器、标本、儿童玩具、电镀铜版和各种印刷品，获多种奖项：电镀铜版得大奖，玻璃版得名誉优胜奖，灯影片得铜牌奖，五彩信封信笺得奖词（据1916年商务董事会记录）。
1927年，参加伦敦万国印刷出品第七次展览会，获银牌奖和优先奖状。
同年参加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参展品有书籍、印刷品和华文打字机（即舒式华文打字机），获大奖和荣誉奖章。
1930年，参加比利时百年纪念博览会，参展品有书籍和印刷品，获最优等奖。
此外，商务还自清宣统二年（1910年）起参加各种地区性的展览会，如南洋劝业会、南洋新加坡华人制造品展览会、荷属爪哇万隆第四次劝业会、暹罗中华总商会国货陈列所，展品主要为它编辑出版的图书、各种印刷品、各种印刷器械、铅字、油墨、仪器、文具、标本、模型、玩具等，基本上每次均可斩获特等奖和最优等奖，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大大争了光。
首屈一指的编辑出版和印刷制造水平
商务之所以参加如此多的世界性展览会，按当时人的说法，是“承国内外政府社会之不弃，每会必征集出品于本馆”。其所以如此，与商务印书馆在编辑出版和印刷、制造等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有密切关联。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和高凤池等以区区3750元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他们精心经营下，尤其是在1902年张元济入馆、成立编译所，陆续招揽蔡元培、高梦旦、庄俞、蒋维乔、夏曾佑等一批学界名流入馆后，商务有了很大的发展。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论出身高低，均有一颗为中国教育文化发展贡献力量的心。张元济加入商务时，与夏瑞芳等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甚至认为“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正是在这么一批人的协同努力下，商务很快由一家小型印刷企业，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出版企业。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102种，商务版54种入选。20世纪20年代以后，商务一家出版图书的数量，长年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1935-1936年更臻于全国总出书量的一半。“各书出版均经教育行政机关审定，教育研究机关赞许，纸贵洛阳，风行全国”。此时的商务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胡适认为，商务是全国的一个重要教育机关，“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更重要”。五四时期曾对商务提出过严厉批评的罗家伦也在1932年“一·二八”商务遭受日军轰炸后这样写道：“数月以来，辄与人言，商务实系中国文化上之伟业，不可不协助其恢复。设不能促其迅速之恢复，则不但文化损失，且于思想界有莫大之危险。因商务近数年来之努力，已趋向于学术思想界之标准著作也。”
商务既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标杆之一，自然有义务代表中国向世人展示中国的进步和新形象。国人也一再向商务提出这样的要求，最郑重其事的一次，是1913年张謇致电张元济：“密。拟请菊生办巴■马会事。请商后复。”即请张元济参与组织中国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事务。（附注：坊间有关世博会的报导多说此届博览会中国自1914年接到美国邀请后筹办，当误。）
然而，博览会不仅是展现各国文化的场所，更主要是展示各国工业制造品和商务活动的舞台。商务之所以应邀并一再在世界各种展会上获得大奖，是与其高超的印刷水平和制造水平分不开的。实际上，关于这一话题有许多东西可以言说。近年来，谈论商务的人甚多，但所谈多是其编译所、张元济和它出版的各种图书。然而，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印刷和制造业务在商务发展和经营史上起过异常重要的作用，在一些艰难时期，商务甚至主要靠其印刷业得以维持生存。商务股本，由1897年的3750元，至1931年发展到资本额500万元，实际资产近2000万元的规模，其中印刷和制造业贡献良多。仅举下面这些数字也许就能说明问题：1907年，商务创立十年时，总馆中印刷所600余人，发行所100余人，编译所70余人。1935年前后，商务总馆计有员工约3800人，其中3000余人为印刷所职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一·二八”之前，商务是中国实力最强、规模最大、印刷水平最高的一家印刷企业，在整个亚洲也名列前茅。
说商务是印刷企业，商务人自己也许愤愤不平。然而，民国时期的商务人对这一称呼欣然接受。商务编译所元老之一庄俞所撰《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第一句话就是：“吾人欲对于商务印书馆所营之业务得一笼统概念，可称之为印刷工业。”在他看来，商务首先是一实业，它在引进西方先进印刷机械的同时，也仿制开发了大量自有主权的机械设备，创造了中国印刷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兹把商务印刷制造业略陈如下：
1897年2月，购印刷机两部，聊事印刷。
1900年，收购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修文印刷局，获得铸造铅字的能力，从此“自己有浇字机，可以卖铅字”。
1902年，在北福建路（今福建北路）新建印刷所，安装了一批新式印刷机械，使商务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印刷厂。
1903年10月，与日本金港堂合作，日方派技师来沪传授照相石印、图片雕刻、五色印刷技术，使商务成为中国第一家从事五彩石印和运用三色版的印刷厂商。
1904年，设立黄杨木版部，聘日本技师指导。
1907年，始用珂罗版印刷。
1909年，改进铜锌版和试制三色铜版，聘美籍技师指导。
1912年，印刷所附设铁工制造部，制作印刷机器和理化仪器；开始使用电镀铜版。
1913年，首次使用自动铸字机。
1915年，购入海立司胶版印刷机，为中国胶版印刷之始。
1919年起，使用米利印刷机。
1922年，购入德国爱尔白脱公司滚筒印刷机和英国乔治门双色胶版机。
1923年在天通庵路设第五印刷厂，至此有各类印刷机1300余部。
在当时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的记录中，也留下了大量关于发展商务印刷制造业务的内容，使后人从中可以窥见这一出版巨擘之铺砖砌墙的过程，以下略举一二：
民国三年股东常会（1914年5月11日）：“印刷一门为本公司营业之一大部分，每年总有数十万之谱。现在五彩印刷及各种照相制版，本公司较为完备，他家不易追步，而工事忙冗，历年均需增添机器。”
民国四年股东常会（1915年5月29日）：“三年份印机增至五十余座，较二年份加多十分之四”；“电镀铜版从前日出十余版，现经改良制度，日可增出四十余版”；（照相制版部）“添购之全球第二大照相镜计广三十三英寸，长四十四英寸，全幅地图即可原张摄影落石，进可免拼合之烦”；“近又向美国购来胶版印机……可抵向有极速之印机六座，且能以坚硬粗糙之纸印成精美图画，实为东方所创见”； （仪器部）“仿造理化博物以及生理解剖之模型，无不件件逼肖，又仿造各种文具，颇合社会信用”。
民国六年股东常会（1917年5月17日）：“去年印刷所添置印刷洋铁五彩花印机一架……此机能在洋铁上印成五彩花纹，藉以制造各式瓶缸及儿童各种玩具之用。”
民国七年股东常会（1918年4月13日）：“欧美活动影戏于教育有直接之关系。去年因南京某西人有全部摄影机件，并原片数万尺出售，本公司以廉价购入，即归入写真制版部兼办。——将来如将中国教育实业及各处名胜制成影片，用中西文分别说明，定可行销。于我国教育上亦有补助。此亦公司营业中一种之希望也。”
“购橡皮机两部，即将到申。一俟新屋落成，印刷工程又将气象一新矣。”
民国八年股东常会（1919年4月26日）：“制造部各种工艺均有进步。去年仿造溜版印刷机，业已造成两架。又截纸刀机亦能制造，研究数年之中国打字机亦已造成六架，洋铁缸除自制自用外，并可代客制造。”
民国九年股东常会（1920年5月8日）：“历年仿造各种仪器、文具、模型、标本，现在已达一千四百七十种，比上年加增一百零三种。又自制儿童教育品及各种玩具已达二百三十七种，比上年加增六十二种。本公司营业较七年进步，印刷、制造厂工人自足增多……七、八两年比较，八年增加男女工468人。”
以上所引股东常会记录充分说明了商务印刷和制造业发展之速。用庄俞的话，“夏、鲍、高、张诸君经营本馆，即以本国实业前途为总对象，一方面提倡国货之使用与制造，一方于技术上竭力改良，以树立本国之实业，抵制外货。”由此也就与本文开头的舒式华文打字机联系起来。早在1912年，商务即聘留德归国的周厚坤研制出中国第一架铅版打字机，但是这台打字机无法批量投产。后周厚坤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打字机的研制工作由舒震东接手。1919年，舒震东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终于试制成功中文打字机，这是中国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中文打字机，被誉为“舒式打字机”。1922年，舒式中文打字机申请了专利，经农商部批准，特许专卖。此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以商务品牌生产制造发售舒震东发明的中文打字机。可以说，这款中文打字机的技术原理，具有完全独立的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1920年，商务印书馆为了推销中文打字机，让美工万籁鸣兄弟为其制作广告片。万氏兄弟反复摸索，制作出了电影广告《舒震东华文打字机》，供电影院于放映正片前播放，成了中国第一部广告动画片。同时，随着批量生产运用，商务中文打字机成为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的打字设备，“官署、学校、公司、工厂不可不备”。这种打字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电脑普及之前，仍在许多机构大量应用。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上，正是这种华文打字机一举夺得乙等荣誉奖章。这也是商务印刷制造技术水平的一种具体表现。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编审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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