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105岁的老人周有光，是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拜访周老先生，虽早有想法，但一直无缘。最近得以拜见，还得益于我编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一书的作者智效民先生和他的朋友的引介。
周老先生是百年民国的见证人，且得益于胡适的教益，至今仍不改五四一代直言敢说、独立思考的传统。因此，智先生和他的朋友与周老先生结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老先生的家离我所在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并不远，干面胡同往北走几条胡同就到了后拐棒胡同。这是一处并不起眼的老旧宿舍楼，在周围错落的平房以及星级宾馆的衬托下，反倒显得几分朴素和幽静。轻按门铃之后，开门的是一个40开外的女人，周家的保姆。此时，身着浅灰色布绒夹克的周老先生正安坐在一张略显斑驳的书桌前，一脸的恬淡与随和。书房面积不大，家居摆放却雅致得当。临窗的书架与暖气片上码放着正在翻阅的新书，墙上多幅他与老伴张允和的合影，均显现出房间主人深厚的学养和曾经的温馨过往。
周老先生近来颇受舆论的关注，与其说是“合肥四姐妹”以及连襟沈从文的传奇增添了他的色彩，倒不如说是周老先生自身的魅力传奇更具吸引力。说来难以置信，身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却没有接受过一天专业教育。他解放前担任的是复旦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的是金融问题。与金融不沾边的语言文字结缘，是受大学时兴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影响。当时周有光觉得好玩，就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语法问题》的文章，投给《语文》杂志，没想到不久后就刊登出来了。此后他便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汉语拼音化的研究，终于成为享誉中外的语言学家。
“我身体还好，中午不怎么休息，就是耳背，你说话的时候大点声，说慢一点。”先生一边说一边戴上了助听器。
我们的谈话并不困难，交流也没有障碍。当听说我曾是《世界知识》杂志的编辑时，老人笑了起来，“我还给你们写过稿子呢，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据老人的儿子、气象学家周小平电话里介绍，老先生年轻时养成的看书读报的习惯现在每天还坚持，从《世界知识》以及美国寄来的《新闻周刊》，都是经常浏览的刊物，“《世界知识》他每期会看，遇有不错的文章，还推荐我们看呢”。据说，小辈们因此都喜欢与周老交谈，诸如中印关系改善、中东局势剑拔弩张啦……无一不知。
当听说我是想请他为《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补本）一书写几句评语时，他笑了，“他们（指智效民和他的朋友）之前来过。我看完之后就打出来给你。”这时，我才注意到书桌旁，摆放着用花布包裹着的一样东西。先生指着说：“喏，写文章全靠它了。”小心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台陈旧的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那是1988年4月先生83岁时日本夏普公司送来的礼物。从此，先生便用它写文章、写信。
就这样，三天后我拿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从世界知识出版社读到本书的自序和部分稿件。读了之后，暗自惊异！好像在酣睡之夜听到一声呼唤，在鲍鱼之肆闻到一缕清香。这声呼唤，这缕清香，使智效民的这本新书不同凡响！……我国正在悄悄地开始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当代青年们急切需要启蒙思想的营养。本书可能会使当代青年们跟我一样，读了感到惊异。
“这对我是很高的评价，”智效民这样说。作为编者，老先生给予这样的评语，我充满了敬意，但并不意外。
这本书是智效民潜心研究、系统论述胡适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著述。他之所以选择胡适，是因为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的影响之大，朋友之多之广，时人无出其右。然而，上世纪50年代大批判之后，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他的“同道者”也瞬间隐退到重重的迷雾当中。
智效民通过一所大学、一本杂志、一个家庭、一段交往等细微史料对胡适之们的命运进行考察，希望从零散的往事片断中，找寻那一代人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原版本比较零散，这次新版删除原版10万字，增加17万字，以教育、政治、科学、文化四个篇章切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尽可能地依靠史料还原真相。可贵的是，智效民爬梳的是史料，把脉的却是当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通过研究这个群体，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解决了不少疑惑，……希望大家在了解他们的过程中，看一看我们的时代究竟缺少什么，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走这么多弯路。”
胡适、傅斯年、王世杰，还有潘光旦、罗家伦、叶公超、蒋梦麟、丁文江、段锡朋、任鸿隽、陈衡哲、陶孟和、王芸生、贺麟、张慰慈、张奚若等，这本书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大师剪影的同时，触及了当下正被广为关注的师德、独立人格与大学衙门化等实质问题，无怪乎周老先生给予这本书“酣睡之夜”的“呼唤”、“鲍鱼之肆”的“清香”的评价了。
周有光先生深受胡适之们思想的“浸染”，其人格操守与五四学人一脉相承。周有光1906年出生的时候，胡适16岁。也就意味着，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首倡白话文到1920年北洋政府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国语”）课本的时候，周有光正赶上求学的黄金时段。再加上胡适与周有光的岳父张武龄是朋友，与周有光的连襟沈从文是莫逆之交，因此，胡适对周有光的影响是自然的事情了。周有光曾说：“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美国的研究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中国研究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文字改革变成一门学问。”
智效民说，胡适之们都曾是100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因而“他们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和热爱，才在人格上拥有独立性，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再看看“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的周有光，北师大王宁教授曾在先生百岁之际做出这样的评价：“……在这种变幻莫测的风云中，有人坚持己见脱离时代陷于保守，也有人失去理智贸然超前流于偏激，更有一些无耻之徒逐潮附势成为墙头的草。但是，只要顺着时间顺序看周有光先生的书和文，你会觉得，他在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他在风云变幻中赢得了追求真理的真诚。”
“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这就是老人的个性，也是胡适之们的独立个性。不久前，老人将近年来的各类杂文结集出版。这“最后一本书”取名《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取自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先生以他百岁之躯、人生阅历和学养号召我们“回归五四”，重新领悟“德”、“赛”二先生的精髓之道。毕竟，“迷信时代要过去了，盲从时代要过去了……”（周有光语）。可以说，在周老先生身上，胡适之们的人格风范和精神遗产传承下来了。
作者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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