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7年前发表的《借我一生》一样，余秋雨给今年新版回忆录《我等不到了》贴了一个怪标签：“记忆文学”。
回忆录偏不叫回忆录，却冠以“记忆文学”的怪名称。这种标新立异当然不止是商业炒作，更是一个海派文化商人的精明考量。“记忆文学”在回忆录和自传体小说之间骑墙。墙的一边，是真人实事；墙的另一边，是虚构想象。“记忆”可能有误可能遗忘，“文学”允许虚构允许想象。早早立起这两道阻挡批评之火的防火墙，他就可以躲在墙后把回忆录当成幻想小说来操弄了。
“记忆文学”，是余秋雨给自己签发的一张制假许可证。
故事新编“徐家汇”
2009年10月25日，《信息时报》爆出一条新闻，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一位文化名人浮出水面，著名作家余秋雨持股1.5%成为该公司第十大股东，上市后将获利数千万，估计身家过亿。
余秋雨持股“徐家汇”，一时间议论纷起。核心问题是，余秋雨的股份是职工内部股，来自职工持股会。财经评论家叶檀在去年10月28日《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中质疑当年余秋雨缘何能购得职工股，“也许当时徐家汇商城改制时，实在是太需要余秋雨这200多万的现金了，所以求助于当时的余秋雨”、“不过，这个原因显然也说不通，因为徐家汇商城位于核心商圈，这么好的地段，如果要低价招股的话想入股者多如牛毛，我想，不要说两百万，就是两千万也能够招之即来。”
半年以后，余秋雨在《我等不到了》用一个文学传奇来回应叶檀所谓的这个“说不通”的原因。
几年前这家百货商店要从国营“转制”为股份制时，我曾遇到过里边的一位年轻经理。他说：“我们这种国营企业，一无车间，二无品牌，三无技术，四无资金，绝大多数的顾客都到大大小小的‘超市’里去了，转制后很可能倒闭，老职工的情绪一片灰暗。”（《我等不到了》，P235。下引该书只列页码）
谈到后来，经理问我，有没有可能在他们“转制”困难时刻参一点股。他说：“我们商店的职工都是你的忠实读者，如果你能用写书的稿酬参一点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P236）
说到这里，《我等不到了》的又一个传奇故事派上了用场。余秋雨说，1968年下乡前他口袋中只有3元钱，上海第六百货商店的一个女职工同情他，卖给他一包野外工作服（P135）。时隔33年后，那位经理向他求救时，他想起“这家老式百货店曾经挂过油腻腻的黑色棉帘子，一个浑身淋湿的大学生用三元钱买得一包棉衣，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于是，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他“还是决定参股”。（P236）
女职工滴水之恩，余秋雨涌泉相报。美好的原因带来更美好的结果。戏剧文学教授余秋雨编写了一个现代版美国式“百万富翁”的传奇。
我们不知道国企为什么“转制后可能倒闭”，也不知道如果不是余秋雨出手相救，上海第六百货商店会不会倒闭。这些问题姑且不论，我们只谈论它的真实性。
上海第六百货商店改制前是什么状况？商务部在《中国零售业分等定级信息管理系统》中说：上海第六百货商店位于上海市商业中心之一的徐家汇商圈，被誉为上海百货行业的“常青树”。自1993年起，公司连续多年获得“全国用户满意企业”、“全国商业信誉企业”、“全国文明单位”、“全国购物放心街示范店”活动示范店、“上海市质量标兵企业”、“上海市民最喜爱的十佳商店”等国家及市级荣誉称号。上海第六百货商店由此被誉为“商界小巨人”。
既是“常青树”，又是“商界小巨人”，真是人见人爱的摇钱树聚宝盆，这种公司的职工原始股，不买的才叫傻瓜。上海第六百货商店曾经得到过这么多荣誉，居然“老职工的情绪一片灰暗”。余秋雨所谓的那个经理，居然说什么“一无车间，二无品牌，三无技术，四无资金”，难道他想在上海的繁华地段办工厂吗？叶檀和余秋雨，谁说的更符合事实呢？
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也曾经讲过那个三元钱的故事，“得到三元钱，试图买一件能在野外劳动时穿的长棉衣，走了好几家旧货店都没有。终于在八仙桥的一家劳保剩余物资商店看到一件，却要四元，只得空手而归。”（《借我一生》P179）
7年之后，在《我等不到了》中他忽然记起原来并没有“空手而归”，有一个女职工曾经卖给他“一包棉衣”，于是就有了新的故事。拿这个从天而降的女职工说事，分明是余秋雨根据需要与时俱进的记忆。
那个奇怪的经理指定余秋雨“用写书的稿酬来参一点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所以余秋雨的稿酬特别值钱，作家余秋雨在这里解答了经济学家叶檀的那个幼稚的问题：“为什么是余秋雨？”
余秋雨的记忆，确如他自己所言，“比文学还文学”。
如何改写历史为现实服务，余秋雨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恩恩怨怨沙叶新
余秋雨在《我等不到了》沿用当年写作组影射点名的手法，不直接点名地点了许多批评者的名。他照例避开和批评本身正面接触，专拿与批评者的种种过节说事。为的是把读者忽悠进他预设的房间，让读者晕晕乎乎地认为对余秋雨的批评不过是文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最新的一个故事直指戏剧家沙叶新。
余秋雨用几千字的篇幅讲这个故事。他说沙叶新在1970年编过一部戏《边疆新苗》，“这出戏，用一串生动的故事证明学校是害人的，文化是坑人的，教育是骗人的，年轻人应该全部到边疆去，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温暖的地方”。孩子们因这出戏被骗到边疆。“不久之后，孩子们在荒无人烟的窝棚边朝着上海方向哭喊着爸爸、妈妈，再哭骂着那个剧作者的名字”。（P131）
余秋雨继续编排沙叶新，说在下乡20周年的时候，一大群知识青年包围了沙叶新，推挤着要打沙叶新一顿。正是伟大的余秋雨，站在沙的身边保护了他。（P194）
我们不了解余秋雨和沙叶新的恩恩怨怨，但是，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余秋雨编造的这个故事。因为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
1969年，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训华，在一次特大山洪中，为了两根电线杆而送了命。市里点名要求正在干校劳动的沙叶新，以金训华事件为素材创作了话剧《边疆新苗》。
知识青年下乡在先，金训华的事迹在后，《边疆新苗》更在后，余秋雨的怪异故事从何谈起？20年后，他们会把上山下乡归罪于《边疆新苗》的作者之一的沙叶新，要“打他一顿”吗？沙叶新如此“罪大恶极”，为什么“文革”后受清查的不是沙叶新而是余秋雨呢？
余秋雨的两个手指以手枪状瞄向沙叶新时，三个手指却指向了自己。1975年第7期的《朝霞》杂志，领军的首篇文章正是余秋雨的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记一位县委书记》。这是余秋雨和朱永嘉一起“到赣南山区跑了一大圈”回来所写的文章。经过实地考察，他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知识青年踊跃下乡、贫下中农热烈欢迎的美妙图画。文章结尾通过“一个女青年清亮婉转的歌声”，要新一代知青在“山岙万年飘”！
今年4月，沙叶新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地将《边》剧归入“遵命文学”。他这种看法，在“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强烈，以致认为这种作品比帮闲之作还要厉害，是帮凶了。（见《一介书生的“出走”》，2010年4月2日《南风窗》）沙叶新曾对自己发过“帮凶”这种狠话，余秋雨有片言只语提到过他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吗？余秋雨敢于像沙叶新一样直面自己的过去吗？余秋雨搬起一块“历史问题”的大石头砸向沙叶新，结果应了那句著名的俗语，砸中了自己的脚。
余秋雨继续演绎与沙叶新的关系：“后来，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我还推荐他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P199）
沙叶新当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是在1985年，而余秋雨所说的推荐，应在1989年之后。沙叶新当院长在先，余秋雨推荐在后，岂非咄咄怪事。再说，沙氏成名远在余秋雨之前，1985年沙叶新当院长的时候，余秋雨在干什么呢？“我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又开始了苦读，时间长达七年。”（P185）他的所谓“苦读”，是从解脱清查的1978年开始的，“七年”即1978年至1985年，余秋雨正在啃戏剧史理论的冷骨头呢！上海市文化局会到这个小房间来征求余秋雨的意见吗？余秋雨又怎么能够“还推荐他（沙叶新）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读者本来没那么傻，你却拿他当傻瓜，这是很危险的。”（毛姆《巨匠与杰作》）
冷饭再炒“石一歌”
关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以及上海写作组的关系早已真相大白。在新的回忆录《我等不到了》中，他不仅对这个陈年老谎进行冷饭再炒，而且添加了新的作料。
余秋雨告诉读者，当年他在《文汇报》写批判俄罗斯戏剧表演理论家斯坦尼的文章，是因为“说不定能够在报社食堂免费吃饭”。（P132）而他应胡锡涛要求写批判文章，是因为“我‘借’了人家饭票很难拒绝”。（P133）
读了这个故事新编，每个读者都会一万个同情余秋雨。一个被饥饿所迫的青年人，为了吃饭，只好出卖自己，批判斯坦尼。你还能批评他什么呢？当然必须有一个假定：你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看过余秋雨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那些大批判文章！他在《我等不到了》还再次解释参加“石一歌”的由来。“周恩来送走尼克松后，在上海布置了一系列重建文化教育的事。他要求大学复课，先招‘工农兵’学员，好让教师们都借着这个理由从农村回校编教材、编词典。文科教材最容易受到极左派指责，周恩来提议，可以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于是，“这就与我有点关系了”。（P153）在这里他成了周恩来麾下的一员。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记载：1972年2月26日和27日，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一行由周恩来陪同先后到杭州和上海进行访问。28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所谓“周恩来送走美国人后”的种种布置当在2月28日之后，但是“石一歌”写作组却早在1972年1月3日就成立了，余秋雨已经在其中办差两个月！1972年3月出版的余秋雨所谓的“教材”《鲁迅杂文选》的说明中赫然写着，“我们在今年（1972年）1月试编了这本《鲁迅杂文选》”。
余秋雨做事在前，周恩来布置在后。这个时间颠倒告诉我们，即使有周恩来在上海布置了一系列重建文化教育的事，也与“石一歌”的余秋雨没有一点关系了！
余秋雨继续编造故事来讲述自己如何反对“工总司”。他说，“碰巧的是，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余秋雨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P156）
在这里，余秋雨“无限校正”了他曾在《借我一生》中讲到的这个故事。在《借我一生》中他说，在《朝霞》的一篇小说被“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后，“这里就出现了一件对我很不仗义的事情。朱（永嘉）、王（知常）等人为了尽快脱钩，便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糊弄一下，表示已经没有关系，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借我一生》P254）
自己亲身经历的同样一件事，两次讲述的情节完全不一样。《借我一生》确实可以不再印刷了。否则，岂非让七年前的余秋雨出来自打耳光？
余秋雨很会“做”文章，无奈事实真相不是“做”出来的。
旧恨新仇说“诽谤”
在新作中，余秋雨继续把别人的批评一律称为诽谤。“诽谤者”的“诽谤”不仅在数量上是“世界纪录”，而且内容骇人听闻。
据说古远清曾经“诽谤”余秋雨：“可能要篡夺国家的最高权力”。余开伟的“诽谤”更是闻所未闻：“这个评论家说，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可能是你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发动的。”（P218）
古远清、余开伟们会说这种令天下人耻笑的昏话吗？把一种明显弱智的说法强加给对手，然后大加挞伐，是当年写作组的惯用手法，余秋雨至今驾轻就熟。
在判定批评者的批评都是“诽谤”的同时，余秋雨自夸清白：“放心，我调查过，文化界里边，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干净的，至少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有，也绝不会写诽谤文章。”（P224）
被名气自我绑架的余秋雨显然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凭什么资格他有权对全国千百万文化界人士做“文革”调查？他又有什么条件能完成这个课题？最“干净”的余秋雨在“文革”结束后尚且被清查近3年之久，就是说，当年没有被清查的其他文化界人士都是漏网之鱼？
且让我们后退一万步，认同回忆录可以虚构。但是，虚构不等于虚假。虚构是若干可能性之一，虚假是根本不可能。看一看余秋雨上面的故事，或时序颠倒矛盾百出，或因果倒置逻辑混乱，或海上起屋荒唐无稽，就知道什么是虚假了。
理论支撑实践，艺术为说谎破冰。余秋雨的“记忆文学”，由虚构而虚假。有意的虚假就是邪心独具的欺骗。
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作为同代人，我们有责任帮助余秋雨为历史留下真相。
余秋雨曾经说过，“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在想中国知识分子与虚假的关系问题。”（《借我一生》P444）
我也在想，但我想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的余秋雨。
（本文编辑 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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