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人生大戏
■李玉民
加缪文学作品,这两年终于翻译齐全了,我还编写了他的生平与著作年表。写一写加缪的人生大戏,想一想心里就痒痒。这是不是创作欲望的先兆呢?反正是动了个心念。我忽然意识到,顺理成章,真的这么简单吗?
我心里不免产生疑问:四十多年来,一直同法国经典文学打交道,翻译的过程,创作的成分逐渐增加,翻译与创作的差距仿佛缩小:两种语言切换,难说是翻译还是创作,一种顺理成章的定式思维,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
就以戏剧的翻译为例,数量够大的,有莫里哀、博马舍、缪塞、巴尔扎克、梅特林克、科克托这些剧作家的选本,更译全了加缪的原创剧与改编剧。那么顺理成章,能不能驾轻就熟,也可以编剧了呢?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
“一步之遥”,汉语这种四字词组很多,大都为成语谚语,意思精确凝练,很容易构成定式思维,防不胜防。“顺理成章”,“一步之遥”便如此。
“一步之遥”类似“一步登天”,反衬组合,意义更为突出。一步之差,为何遥远,多奇妙,妙就妙在这种反差的戏剧性上。这一步就差在:有戏还是没戏。有戏,登天也不难;没戏,只是一场空喜欢。
汉语“戏剧”组合词有“刀戈”两个字,要动真刀真枪才成“戏”。人年幼时爱玩游戏,战争,也就成为人类之间最常见、最残酷的游戏,成为有别于其他种类的一种标志。加缪酷爱戏剧,莫非与他身历两场世界大战有关?
不管怎样,加缪艺术人生的起步与止步(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始终没有离开戏剧,这就意味他一生没有离开戏剧的实践。
编剧是何等复杂的创作过程,比起构思小说难多了。加缪讲得再清楚不过:
“‘戏剧性’不是谁想做就做得到,而且,这个词,往往被错误地贬低,实则包含一整套美学和一整套伦理。”
加缪的戏剧活动、整个灵魂都进入了角色。
加缪经历的那种戏剧性,比他强调的还要高,达到了命运的高度,进入了精神境界——美学与伦理的契合点。
我虽非编剧,但是在翻译过程中,我游历了加缪的精神家园,参加了他的灵魂与蒂巴萨举行的婚礼大狂欢;二十多年后,又随从他重返蒂巴萨,倾听了他的灵魂喧声与絮语。
无需编排,我就可以直接进入加缪最后十年这幕人生大戏。
前二十年与最后十年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
这种巨大的反差表象,能让人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文化界普遍认为,加缪才尽,风光不再,又不识好歹、自讨苦吃。
好在身边还有三五至交好友,包括米歇尔·伽利玛,坚信他的才华睿智。尤其在大学生中间,加缪的影响继续发酵。这一点在考量时很重要,却往往被人忽略。
加缪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总要保持一定的热度和亮度,这是一位社会活动家的特点。在《鼠疫》中为公益献身的社会活动家塔鲁,就有加缪的身影。
然而,说加缪不是省油的灯,因为事事他都有自己的见解,不是跟风,而是深度参与。他以正义者的纯洁,正派人的心态,深度参与了社会政治活动,及至醒悟自己无能为力时,却难以脱身了。加缪遭遇了热血青年大多陷入的困境。
加缪自述:“得不到爱只是运气不佳,而毫无爱心则是大不幸。如今所有人都要死于这种大大不幸。这是因为血腥仇恨。也害得人心消瘦枯干了。长久呼吁正义,同样耗尽了能产生正义的爱心。我们生活在喧嚣声中,不可能施爱,而正义不足以缓和关系,好端端的鲜橙不要变成干涩中空的水果。我在蒂巴萨倒是重新有所发现:自身一定得保全一种鲜活力、一股欢快的源泉,要热爱逃脱非正义的白昼,胸怀这种赢得光明重新投入战斗。我在这里又找到了从前的美,一片年轻的天空,我也在估量自己的运气,终于明白了。在我们最疯狂糟糕的几年,我始终没有忘记这片天空,才没有陷入绝望,在隆冬时节,我内心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重返蒂巴萨》写于1952年,是加缪的精神之旅。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加缪便来到他认定的精神家园,汲取人生的原动力。二十多年前,加缪经历着战胜了生命的危机,这次年届四十,走完艰难险阻的这段人生之路,在艺术生涯与社会活动中。事业有成,却陷入困境,威胁到了他的初衷与信念。
艺术是他的理想追求,正义是他的人生理念,社会活动则是出自公心的情怀,不管环境多么艰难困苦,加缪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二十年的青春年华投入进去了。始料未及,加缪那颗敏感的灵魂,从二战之后就有所察觉:
“然而,这几年间,我还是隐约感到缺了什么。人一旦有福运,强烈地爱过之后,余生就会用以追寻这种热忱和这种光明。放弃美,放弃与美紧密相关的情感幸福,专一去为不幸效力,这要求我不具备的一种高尚情操。”
说得多么委婉含蓄,可是一针针都刺痛心头。加缪无论面对最好还是最糟的现实,总能保持一种“清醒的陶醉”状态,他隐约感到缺了什么,正是这种状态的反应。
二十年的经历,有美,也有屈辱,加缪什么也不回避。他在美景中长大,一开始生活虽贫困,却很丰满;他认了这家园,青年时期的社会活动,要为建设美好的家园做出贡献,不料陷入狭隘的政治魔圈,即要求他所不具备的一种高尚情操;为政治事业完全放弃个人的追求。
加缪面对两难的选择,就是不选择。按说,不选择,弃权,也是一种态度,无可厚非。然而,社会上就存在一种荒诞的现象,两难中强势一方的逻辑:不接受要求,就是“叛徒”,让你接受叛徒的屈辱。因此,加缪不肯放弃美(艺术精神),不肯放弃与美相关的情感(爱与正义),宁愿忍受屈辱。
加缪作为移殖民的后裔,属于“黑足”(穿黑皮鞋移居北非而得名)族群,他要面对两难的苛求:祖籍法兰西和他生长的家园阿尔及利亚,都要求他绝对忠诚。加缪对这两方而言,始终是弱势一方,好在他一直清醒地认识到:“但凡排斥其他的,都不是真实的。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可能无助于任何人,也无助于他自身,最终加倍为失公不义效力了。”
加缪当然想不到,1951年出版《反抗者》,意味着他进入人生的最后十年。他是迫于难以解脱的困境,才百倍小心翼翼,不能再走错一步路,调整他的人生规划,在他活跃了近二十年的艺术领域、社会活动领域收敛锋芒,另做打算。
加缪这最后十年,已然彻底清醒,不再陶醉,心意已决,做起来不管有多难,也要对他又拉又打的双方“一视同仁,永不背弃任何一方”。
其实,二战之前,加缪就临近了转折点,内心生活逐渐增加比重,到一定时机,就要超越社会生活。但是除了他的三五好友,谁又能看透加缪的心思?
看不透,就按照倾向性的常规常理推测,甚至胡乱评说:加缪才思枯竭。再也写不出另一部《局外人》,还一意孤行。这种舆论在当年似乎很有市场。
上世纪50年代,从出版《反抗者》到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段时间,事过六七十年如今回顾看来,加缪的个人经历仍是一种奇观:急流勇退与急流勇进,交汇成令人目眩的一种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