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1日 Wed

喜剧作为想象香港的方法

《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11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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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版:书评周刊
中华读书报 2026年11月11日 Wed
2026年11月11日

喜剧作为想象香港的方法

  ■侯弋飏

  2000年,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中援引“尽皆过火,尽是癫狂”这句话用作对香港电影那种极度风格化、感官化所发出的巨大活力的赞美。如何重新理解这种曾被视为“过火”与“癫狂”的娱乐活力,事实上也构成了此后研究香港电影需要不断面对和重新阐释的课题。尽管当前市面上有关香港电影的中英文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北京电影学院学者叶航的专著《娱乐映城:重访新艺城喜剧电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9月版)能够在其中独树一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领域:它聚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新艺城电影公司拍摄出品的喜剧电影,首次系统性地梳理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二是研究方法:运用“文化研究”范式,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以点(文本)—线(机构)—面(社会)的形式串联起娱乐与现实这两个维度,为我们理解以新艺城为代表的香港商业电影提供了一个兼具历史纵深与社会学视野的学术脉络。

  立足于这两条主线,叶航把新艺城的发展历程放回八十年代香港的社会现场。整个八十年代是香港电影业的黄金十年,也是电影生产与社会变迁交织最为密切的时期之一。新一代本土导演掀起“新浪潮”、不断开拓既有影片类型之外其他可能性的同时,商业电影也在急速变化的工业格局中推陈出新。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艺城自1982年推出“最佳拍档”系列,模仿“邦德片”的类型元素与桥段,标志着粤语喜剧电影创新的重要路径。《娱乐映城》中相当篇幅讲新艺城的前史与创立——麦嘉、石天、黄百鸣“三巨头”的合作,以及后来金公主院线的介入;讲“喜剧为王”的拍档文化,讲《最佳拍档》如何把好莱坞特技、本地俚语和贺岁档节奏焊接在一起,也讲公司发展后期如何在人事变动、路线实验和家庭娱乐化的多重震荡中陷入困局,最终在影业低潮中谢幕。新艺城的上升曲线与八十年代香港的上升曲线同频,它的疲态也呼应着香港步入九十年代之际的心态。这种兴衰,与新艺城的生产机制密不可分。正如《娱乐映城》所揭示的,新艺城的盈利模式由于与金公主院线深度绑定,逐渐形成了“发行驱动创作”的香港样本:在“档期+话题+群星拼贴”的生产逻辑下,喜剧从生产机制上便天然带有一种贺岁感、都市感和快消感。

  《娱乐映城》的论述将新艺城喜剧制作的这十年置于“文化研究”之下,从电影文本进入电影工业,再由电影工业进入香港社会——这样的研究路径与文化研究本身的问题意识契合。基于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叶航笔下的新艺城电影成为观察八十年代香港社会生活与集体情绪的一扇窗口。在他看来,当时的香港经济一路往上冲,地产、金融、转口贸易迅速发展,制造业加速外移,而回归议题也进入日常生活。新艺城喜剧恰恰把这种张力转译成观众最容易接受的娱乐元素——飞车、炸弹、鬼怪、发财梦、兄弟情、中产焦虑与身份错位。在一次次追逐与闯关中,现实社会的矛盾被转化为轻快刺激的“游戏化文本”,这也成为新艺城电影能够卖座的重要原因。更进一步说,这套游戏规则本身就暗合了八十年代“香港梦”的底层逻辑:没背景不要紧,鬼马一点、敢闯一点、运气够一点,仿佛就能从旺角一路窜到中环。

  这种乐观、轻快的时代想象,并不只活跃在“最佳拍档”系列的都市冒险故事里,也一路蔓延到了鬼怪出没的灵异世界。在叶航看来,新艺城同样卖座的“开心鬼”系列将“鬼”去恐怖化。当鬼不再意味着阴司审判的时候,它便成为青春片里的帮手、段子里的陪练、成长中的另一面自我。这种“从反斗到互助”的转向,不只是创作者的巧思,更折射出八十年代香港的城市心态:年轻人要升学、要恋爱、要赚钱、要证明自己,于是“人和鬼一起开心”也就成了一种轻量化的和解。如果说灵异喜剧把焦虑化作笑料,那么爱情喜剧则将阶层跃升与两性关系中的欲望直接摆上台面。比如新艺城的“追女仔”故事底层折射出“向上流动”的香港童话——叶航将这些爱情喜剧电影概括为“竞/逐”的元叙事。在“竞/逐”的元叙事体系下,追人如求职,恋爱如投标,婚姻有时甚至像并购。值得注意的是,叶航并未因此将影片中的女性角色简单处理为“被追逐”的对象,而是从《追女仔》《阴阳错》等文本中寻找她们在既定性别框架中的腾挪空间:这些女性角色既不是纯粹的花瓶,但也远未获得真正的解放。由此,无论人鬼、阶层还是男女关系,新艺城的喜剧电影最终映照出的都是一群“正在消费、正在焦虑、正在做梦”的香港人。

  《娱乐映城》开创性地把新艺城电影看作一种想象香港的方法。叶航对新艺城“成就与局限都渗透着鲜明香港性”的判断告诉我们,任何地方的商业喜剧都不是中立的,它是那座城市在某段时间写给自己的自白书,也是它自我投射的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区分历史与艺术时曾说,历史记录“已经发生的事”,诗则表现“可能发生的事”;前者关乎个别,后者通向普遍,因此“诗比历史更哲学化、更严肃”。诚然,新艺城的喜剧电影无法被看作忠实记录八十年代香港的历史文本,但它们见证并封存了那个时代的香港人如何想象自己可能过上的生活——可以发财,可以恋爱,可以跨越阶层,可以人鬼同乐,也可以在历史变革的浪潮中继续插科打诨。从这个角度来说,《娱乐映城》的意义正在于它令我们认识到那些曾经被观众笑声带过的荒诞、鬼马与癫狂同样构成了理解香港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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