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记写作的叙事突破
■简以宁
在传统城市传记的书写谱系中,我们习惯于看到一种“方志式”的严谨:按年代铺陈建置沿革,依纲目罗列风物人情。然而,《青岛传》作者高建刚却以一种近乎“离经叛道”的叙事策略,打破了这种平铺直叙的沉闷。它不再满足于做一座城市的“书记员”,而是化身为其“精神分析师”,通过一系列大胆的叙事实验,将青岛从地理坐标转化为一个充满隐喻、痛感与诗性的文学生命体。
诗学考古
本书最显著的叙事实验,是对“考古诗学”的娴熟运用。传统写法通常是罗列考古数据,高建刚则将冰冷的考古报告转化为“通感”的文学现场,他采用“器物自述”与“场景还原”的技法,赋予文物以生命感和疼痛感。
如第一章中有节标题《大珠山下象牙的呻吟》便是一记重锤。这里的“呻吟”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声音,而是一种通感修辞,暗示象牙及雕器在地下埋藏数千年所承受的压抑,以及被挖掘出土时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痛感。
同样,《石头梦见青铜》则采用超现实主义的笔法,将“梦见”这一充满主体性生命感的动词,赋予沉默的史前遗物,让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在意识空间里完成跨时空相遇。它消解了考古学惯常断代的机械感,构建出一套文明演进的潜意识逻辑:历史从不是非此即彼的断裂式替代,石器以及陶器从未在青铜诞生后退场,二者在千万年的实践中互为基底、彼此嵌套,最终推动文明在“积淀—觉醒—再生长”的螺旋中向前进发。
不写之写
当代非虚构写作面临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在触及历史暗面与个体悲剧时,既保持叙事的诚实,又规避直抒胸臆的风险。高建刚在书写束星北与赵太侔的命运时,展现了一种极具先锋意味的“冷抒情”策略,堪称“不写之写”的典范。
尤为特殊的是,作者的岳父岳母当年曾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与束星北共事——束星北1978年受聘于此,直至1983年辞世。这种家族记忆的亲历性,让冰冷的历史档案拥有了可触可感的体温,束星北不再仅是史料中那个“拆仪器、扫厕所”的悲情符号,而是一个曾在作者家族叙事中真实呼吸过的、带着海雾与烟草味的鲜活存在。这种“身边人”的视角,为后续的“深海叙事”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地基——历史不是远处的风暴,而是近在眼前的背影。
在书写赵太侔1968年沉身栈桥海底的悲剧时,高建刚没有采用报告文学式的直接陈述,而是铺展起极具电影质感的“栈桥夜色”长镜头,并且引述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米拉波桥》中的诗句:“塞纳河在米拉波桥下流淌,我们的爱情是否必须被遗忘……”只此一句,便引人联想起,阿波利奈尔徘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与现代文明撕裂的夹缝之间,诗中“逝水寄思、流水悼逝”的现代性母题,与赵太侔在时代风暴中投海赴死的命运,形成跨越时空的沉痛呼应。阿波利奈尔凭一江流水,追念消散的情愫与战前破碎的欧洲理想;赵太侔则将暮年积压的困顿与屈辱交付青岛近海。两处水岸,两段乱世,遥遥互证:宏大历史奔涌不息,个体的悲欢、理想与生命,每每如同桥下逝波,转瞬便要承受被岁月湮没的宿命。一位是被战火碾碎理想的法国现代主义诗人,一位是被时代巨浪吞噬的中国戏剧教育家,二人相隔万里经纬,却背负着同一种名为“时代重压”的冰冷重力。这场中欧知识分子跨越时空的命运对望,令赵太侔之死不再是一桩孤立的地方性往事,而是升华为人类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阴影之下共通的悲怆。
而小青岛灯塔往复明灭的红光、橘色灯影里依偎的情侣、垂钓人竹筐中漾动的月光,这些鲜活温热的当下意象,与历史深处那具冰冷僵硬的躯体构成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读者在感受到诗意温暖的同时,突然被抛入历史的冰冷现场。这种强烈的反差,比直接的控诉更能刺痛人心,也巧妙规避了直白叙述可能带来的风险,在文本内部建立起一个安全的“抒情缓冲带”,让沉重的史实得以在诗性语言中隐身潜行。
文中“箩筐里有许多生命闪烁着月光”一句,隐喻冷峻而精准:筐中挣扎求生的游鱼,既是眼前实景,亦是赵太侔,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末句“时光无言,从栈桥下淙淙而过”,借“以物观物”的零度叙事,复刻历史长久的失语,也守住了叙事者克制自持的文字尊严。
高建刚对赵太侔之死的书写,创建了一种独特的“深海叙事”。它没有在表面掀起惊涛骇浪,而是利用灯塔的闪烁、海浪的节拍和诗意的雾霭,在深水区完成对历史记忆的打捞。它不揭示真相,而是呈现“遗忘”与“记忆”并存的现场;它不直接评判,而是让“冰冷僵硬的身体”与“温暖的灯光”自行对话。这种将政治隐痛转化为美学沉思的技法,不仅拓展了城市传记的叙事边界,也为当代文学处理类似题材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先锋样本。
书写束星北时,这种“深海叙事”被推向更具痛感的伦理层面。面对“扫厕所”与“遗体腐烂”这两处历史伤口,作者以极致的冷峻完成静默考古。写束星北修好进口仪器,仅以“雕虫小技”轻描淡写,随即引用其致竺可桢信中“我天天涮洗茅房”一句便戛然而止。这种留白构成了情感黑洞:读者仿佛听见刷子摩擦瓷砖的刺耳声响,与物理学家指尖划过公式的优雅轨迹在文本深处剧烈碰撞。而在束星北遗体被遗忘的段落,笔触更是冷到极点:仅陈述“长达半年之久”“草草掩埋”等事实。
文中束星北那句“想到自己那颗纯粹热爱物理的心、天生为科学而运转的大脑终于又有了安放之处,怎能不老泪纵横”,是少有的情感外露,却更像是一记回荡在空谷中的悲鸣。因为读者深知,这颗大脑最终的“安放之处”是那片被遗忘的荒凉。这种前后呼应所制造的巨大反讽与落差,比任何直接的呐喊都更具力量。高建刚在此完成了一次更高阶的“深海叙事”:他不仅打捞记忆,更展示了记忆如何被时间侵蚀最终沉入永恒的黑暗。束星北的悲剧不在于死亡,而在于死亡后漫长的被遗忘——这正是“不写之写”所能抵达的最刺痛人心的深渊。
记得当时读稿至此时,想起当年托马斯·哈维未经授权也要偷走爱因斯坦的大脑,奉若神明般切片研究;而束星北主动无偿捐献,渴望死后再为科学燃烧一次,却被医学院遗忘在角落,直到草草掩埋。这简直是对人类良知的嘲讽!高建刚用这种“冷抒情”将悲剧推向了极致:他不直接写愤怒,却让读者在沉默中隐察到怒火焚心后的无语;他不去笼统评判历史,而是白描一位天才科学家身后遭遇的悲剧,留下沉甸甸的警示。这种“深海叙事”的痛感,不是惊涛骇浪,而是深海高压——它让你在无声中,感到五脏六腑都被碾碎。或许这正是文本“不写之写”所试图唤醒的、属于后来者的良知共振。
而第十三章《大师云集》的收束,更将“不写之写”推向巅峰。作者没有让程开甲对束星北“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评价沦为廉价定论,而是将其悬置于“大师已去,世界等待大师再度降临”的神性祈望之后,随即让叙事陡然沉降,坠入童年记忆中那只“眼神凶恶的巨蜥”。
这是一种极具先锋意味的“降神”与“拟物”。程开甲的评价是“光”,是理性与成就铸就的丰碑;而那只与大学同龄、蛰伏于防空洞墙洞中的“巨蜥”,则是“影”,是历史幽暗深处未被驯服的野性、创伤与沉默的见证。作者不写历史的伤痛,写在与巨蜥“四目对视”的瞬间“魂飞魄散”——这不仅是童年的惊吓,更是历史幽灵对后来者的突然造访。巨蜥不再是生物,它成了这所大学所有被压抑、被遗忘、被扭曲的记忆的肉身化隐喻,它与束星北那颗腐烂的大脑,与赵太侔冰冷的遗体,构成了同一部“深海叙事”中互为表里的暗面。
紧接着,黄鼠狼与“有剧毒的罕见黑壁虎”相继出现,这些阴翳角落里的生灵,与老舍笔下“脱不了营房严肃气象”的德国兵营旧影形成互文。作者在此完成了一次精妙的“以物观史”:他不评判历史的荒诞与严酷,只呈现那些爬行动物般在墙壁上、在记忆裂缝中无声蠕动的细节。这些“不寻常的经历”,恰恰是对“大师云集”这一光鲜叙事冷静的祛魅与深刻的补充。
结尾处,从“私立青岛大学”到“中国海洋大学”、从“山大”到“海大”的百年更名史,被作者归于“青岛大海的吸附力”。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自然化”处理,将人为的、充满动荡的校史,悄然编织进海洋地理的永恒律动中。
高建刚在此构建了“生态史学”的先锋笔法:让巨蜥、黄鼠狼、黑壁虎与蔡元培、闻一多、束星北们共享叙事空间。所谓“不写之写”,在此已臻化境:不直接写苦难,却让一只巨蜥的眼神道尽百年学府的沉默与惊雷;不直接写辉煌,却写百年流转中,山海俱在所赋予的惊人韧性与博大胸怀。
阿波利奈尔的诗句,像一道横贯中欧的幽蓝闪电,照亮了赵太侔沉没前最后一刻的孤独;而闻一多的《奇迹》则把遗忘本身煅为火种,照亮了所有在时代重压下未曾弯曲的高贵脊梁。
时空蒙太奇
《青岛传》的结构编排运用“时空蒙太奇”的混剪手法将不同时代的意象并置,形成深有意味的互文张力,同样极具电影质感。
第七章《板桥镇“清明上河图”》直接借用宋代名画的意象来重构古代港口的繁华。这是一种“跨媒介叙事”,用绘画的空间感来弥补文字在描绘宏大场景时的不足,让读者瞬间建立起对宋代青岛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的视觉想象;
这种蒙太奇叙事手法,不仅用于重构宏大的历史图景,更巧妙渗透于微观空间的诗意转译之中。在第十二章《昔年墓园土,今养百花魂》中,作者聚焦同一地理空间,将殖民时期外侨墓园的萧瑟遗存与当下百花苑的盎然生机双线交织、一体叙写。文本跳出了简单的历史背景铺陈,让墓园与花园所喻示的“沉重”与“绚烂”两种迥异的生命质感,在一方水土中深度交融、根系共生。这种叙事笔法,既精准呼应了青岛“于殖民伤痕之上重构人间烟火”的独特城市特质,也深度契合全书“不美化过往、不割裂记忆”的核心叙事立场,具有细腻的情感张力与深刻的思辨厚度。
而在第十五章《时间与空间的游戏》中,作者进一步将蒙太奇的并置叙事逻辑推向极致。章节巧妙撷取三组跨越时代、属性迥异的城市意象——承载现代体育精神的《奥林匹克的基因》、镌刻近代殖民美学的《“万国建筑”别墅区》、象征永恒宗教意蕴的《圣弥厄尔大教堂的钟声》,完成异质时空的多维并置。这种非线性、缠绕式的叙事策略,彻底打破了“建置—发展—繁荣”的单一线性进化叙事范式,深刻揭示出青岛的城市性格本质:它并非单一时序递进演化的结果,而是多层历史时序、多元文明形态在同一空间内不断积淀、碰撞、共振,最终交融成型的复合城市肌理。
感官叙事与哲学拟人化
除了视觉的重构,本书还大量调用听觉、触觉和味觉,它们彼此渗透,交织出各种细味,构建出沉浸式的历史氛围。如《啤酒的灵感》《“暗”自通向大海的路》《海下的雪》等。
“啤酒”带来了味觉和嗅觉的联想,将德国殖民历史本土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记忆;“暗”字则凿开地表,让里院的幽深与地下管道的沉默脉动在触觉与视觉的交叠中彼此显影;而《海下的雪》则用视觉与触觉的联觉将盐的结晶拆解为一场微观的暴雪——以“雪”的视觉轻盈与触觉粗粝,刺破线性史观,让夙沙氏陶罐中逃逸的远古卤水,在文本中重新析出,成为胶州湾底从未停歇的自我沉积与重写。
更令人称道的是“哲学拟人化”的手法。
历史不再以“经济繁荣”“军事防御”等静态概念存在,而被赋予行动的人格与意志。如第六章《骑在河流的脊背上》,“河流”不再是自然背景,而是文明流动的具身主体;“骑”这一动作,将先民对自然的征服与协作,转化为一种充满张力的身体叙事,让抽象的历史动能获得了可感的生命姿态。
在第八章中,《灵山卫之锁》与《鳌山卫之锁》将冰冷的军事设施转化为具有意志力的“守护者”,锁住了海疆,也锁住了历史的密码。让历史中的“他者”发出声音。
传统写法多以“史官”视角全知全能地叙述。本书则尝试引入“物”的视角、“神”的视角或“边缘人”的视角。如第九章标题《海神保佑了谁》,这是一个极具思辨性的提问。作者没有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只写“人们如何祭祀海神”,也站在海神的视角(或一种超验视角)去反问。这种写法引入“神性”或“自然意志”的声音,与人类的欲望(第十章《欲望的海港》等)形成对话,构成文本内的多重声部。这种多调性叙事让历史不再是人类的独角戏,而是一场万物有灵的宏大交响。
城市传记写作的突破
《青岛传》的叙事实验,本质上是一场从“地理志”向“精神史”的升维探索,更是一次在敏感历史水域中从容潜行的“深海叙事”示范。它显现了一种极具魄力的书写可能:记录一座城,不仅是测绘它的街道与建筑,更要倾听石头里的梦、象牙里的痛,以及海风中日夜回荡的、穿越古今的钟声。
高建刚成功地让青岛挣脱了“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单一地理标签,在《青岛传》中,这座城市不再仅是观光客镜头下的背景,而是蜕变为一座可供大众深度凝望、反复解读、持续共情的精神坐标。它证明了在非虚构写作的边界处,文学依然拥有以诗性智慧化解叙事困境、以审美距离重构历史重量的能力。
这既是城市传记写作在方法论上的一次突破性突围,更是当代非虚构写作中一次极具价值的创新性文学实践——它告诉我们,最深邃的理性星光,往往藏匿于最温柔的浪涌与最克制的笔触之中,正如那些被时代潮流裹挟的灵魂,终将在文字的地质层中,完成属于他们的玉化与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