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AI一起写书,作者算谁?
■杨晓民
我并没有把它当成可以替我完成写作的人。恰恰相反,回答越迅速、越周全,我越需要停下来辨认:这里有哪些真正值得继续想的问题,哪些只是语言上的顺畅?它能够帮助我看见思路的岔口,却不能替我决定应该走向哪里。
写作《双基时代的文学:算法、创作与文明的交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6年9月出版,新大众文艺书系)之初,我常常被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拦住:如果一段文字由人提出构想,由人工智能生成初稿,再由人反复删改,它究竟是谁的作品?
这个问题并不只关乎署名。顺着它往下追问,作者是谁,创作发生在何处,文学价值如何形成,我们熟悉的许多判断都开始松动。2024年,我看到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共视野,也看到写作者对它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把它当作更便捷的工具,有人忧虑它将取代人的写作。我无法安心地站在其中任何一边。于是,我决定把这种不安保留下来,以它作为全书的起点。
碳基与硅基,是我为这场讨论选择的两个词。它们不是要宣告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拥有与人相同的生命和意识,而是提醒我:写作现场已经出现了另一种不可忽略的认知力量。它能够参与语言的组织,回应人的提问,改变构思与修改的过程。若仍把它视为一支更快的笔,许多变化便无从解释;若断言它必然终结人类写作,又太早关闭了思考的空间。我试图寻找的,是这两种判断之间更难走、也更值得走的一条路。
这种寻找并不顺利。全书十二篇文章逐渐成形时,我发现最容易写出来的,往往是响亮的结论;最需要耐心的,却是为结论划定边界。比如,我提出文学可以成为连接碳基与硅基的“认知界面”。这个说法能帮助我理解人机协作,却也随时可能变得空泛:一篇作品怎样连接两种认知?读者面对生成文本时,究竟在回应什么?人的经验又在哪些地方无法被流畅的语言替代?每当一个概念显得过于圆满,我便要回到具体的写作问题中,看看它是否经得起推敲。
我也在写书的过程中与人工智能反复对话。我请它提供不同的分析路径,指出论证中可能存在的跳跃,有时还让它从反面质疑我的判断。我并没有把它当成可以替我完成写作的人。恰恰相反,回答越迅速、越周全,我越需要停下来辨认:这里有哪些真正值得继续想的问题,哪些只是语言上的顺畅?它能够帮助我看见思路的岔口,却不能替我决定应该走向哪里。材料的取舍、判断的承担,以及一个观点可能带来的后果,仍要由我面对。
这段经历也让我重新理解作者。在人工智能参与创作后,作者未必总是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的人。他可能需要像策展人那样选择、排列、判断,也需要像雕塑家那样,从大量可能的表达中不断剔除、打磨,直到作品呈现出自己愿意负责的形状。但这些比喻并不是为人的退场寻找体面的说法。选择什么,删去什么,为什么偏爱这一句而拒绝另一句,正体现着写作者的审美、经验和伦理立场。创作中的劳动改变了形态,却并没有因此变得无关紧要。
写到美学与叙事部分时,我尤其警惕一种诱惑:把生成得像误认成感受得深。人工智能可以组织关于离别、疼痛、乡愁的句子,其中有些甚至令人动容。但写作者和读者仍有理由追问,这些语言与亲历的生活是什么关系。文学并非只有经验真实才有价值,虚构本来就是文学的重要能力;然而,人的肉身处境,对衰老和死亡的意识,在具体历史中承受的重量,也不能因机器能够模拟情感的表面,就被轻易判为过时。我想守住的,不是只有人能写的优越感,而是人对自身处境保持敏感的能力。
越向后写,问题越不只属于书房。训练数据从哪里来,创作者的劳动如何得到尊重,算法的偏见会不会在一次次生成中被放大,掌握技术与平台的一方是否会决定什么样的文字更容易被看见,这些都影响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因此,我不愿让全书停留在对新奇作品的赞叹上。批评需要学习理解技术,也需要继续追问技术背后的权力和利益。文学教育同样如此:教年轻人使用新工具固然重要,培养他们辨认文本、提出质疑、作出有责任的选择,更为重要。
我曾试着把目光放得更远,从口头传述、印刷传播,一直看到今天的算法生成。这段历史给了我一点定力:技术从来没有完全站在文学之外,它不断改变文学的载体、速度和读者。不过,历史不会替我们回答当下的所有难题。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有其独特之处,尤其当语言的生成也成为可以大规模自动完成的工作时,关于创作的旧认识必须接受检验。带着这份定力与警觉,我写下了全书有关文学史、伦理、批评和教育的篇章。
这本书最终形成了从理论问题到创作现场,再到文明反思与未来前瞻的四卷结构。结构看上去是递进的,写作却常常是往返的。一个关于未来的设想,会迫使我重写前面的定义;一个关于版权或偏见的疑问,又会让我重新审视自己赞许过的创作方式。我渐渐明白,所谓建立理论,未必是把所有问题安置妥当,也可能是让不同的问题彼此照亮,同时承认它们尚未获得一致的答案。
这种未完成感,在书稿交出时仍然强烈。技术变化太快,文学实践也远比一本书能够覆盖得丰富。我的观察主要立足汉语文学现场,难以代替其他语言和文化中的经验;我以人的立场讨论双基,也无法假装自己已经获得另一种智能的内部视角。因此,我更愿意把书中的概念看作暂时搭起的脚手架:它可以帮助我们走近正在变化的文学,却不该妨碍后来者修改它,甚至拆掉它。
当这本书送到读者手中时,我期待的不是某个概念被迅速接受,而是它能引出认真而具体的争论。或许有人会反对我对作者身份的理解,有人会发现我尚未注意到的创作经验;若是如此,写作便真正开始了它的下一段旅程。
碳硅交响不是一支已经写完的乐曲。置身其中,我能做的,是尽力听清那些被速度和喧哗遮蔽的声音:人为何要写,如何与新的技术共同写,又有哪些感受与责任,不能在追求高效时被悄悄交出去。写下这本书,是我对这些问题的一次回答,也是继续倾听它们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