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如灯，照亮世界与时代

　　从2000年发表第一篇相关论文，到2025年春天补写完《孔门私学》一章，整整25年。“动笔时正值不惑之年，壮岁论议，心雄万丈；而书稿完成时，已经年逾花甲，秋霜两鬓。”在《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一书的后记中，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傅道彬如此感慨。

　　亚里士多德认为，安闲优渥的岁月是学术的前提。这25年，却是傅道彬最繁忙紧张的时光。除了纷杂的教学科研任务，他还先后担任了哈尔滨师大副校长、黑龙江省文联主席等行政职务，常常要应付庞杂的行政事务。然而，学术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最终还是长成了繁茂的大树。他一直怀念导师石声淮，课堂上先生吟唱《诗经·王风》中的《黍离》，苍凉悲壮的声音时常萦绕在耳边，是石先生引领他走进了先秦那片广阔的境地，春秋时代因此成为傅道彬学术生命的原乡。

　　以一部书命名一个时代，春秋时代因此而极具有书卷气。郭沫若曾将春秋战国比作“第一次五四运动”，傅道彬深受启发，将目光聚焦于春秋，系统论证了新体文言的成熟如何为中国文学开辟了新天地。《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贯通经典文本，深入解读《周易》《诗经》《尚书》《左传》《论语》等多部原典，全面剖析“变风变雅”的精神转向、“春秋笔法”的艺术超越与“兴于诗”的理论突破，既为古典文学、先秦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与学术视角，也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深入理解中国文学的源头变革，把握古典人文精神的形成脉络与文化底色。

　　傅道彬的客厅就是书房，没有电视，也没有多余的装饰，各种古典文献整齐排列，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印证着他学术研究道路的艰辛。当然，也有学术发现的喜悦和兴奋。写作中，他被春秋时代那些精彩的人物感动着，被宴饮聘会的歌唱感动，被孔子课堂上的思想讨论感动。这些感动化为笔下澎湃的文字，让学术著作有了诗意的温度。他欣赏有思想的学术，反对让思想淹没在材料里。在他看来，学术如灯，文学照亮生活，学术也是一种照亮，学术是一道光，照亮世界，也照亮时代。他说：“马克思用‘光’来形容古希腊哲学的朴素而客观，其实，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光芒，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达到的历史高度。”

　　谈新书，春秋时代伟大的经典

　　形成了历史的河床

　　中华读书报：这部书从最初一篇论文到最终成稿，用了二十五年。后记里“壮岁论议，心雄万丈”与“年逾花甲，秋霜两鬓”的对照很动人。您怎么理解“春秋时代”？

　　傅道彬：理解“春秋时代”始于那些经典文献。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先秦文学研究生，师从石声淮先生，他的研究以经典为主，课堂上他讲解的《尚书》、歌唱的《诗经》、演算的《周易》以及对《左传》《论语》等文献的讲解，给了我最初的启蒙，他的研究视野和学术方法对我有很大启发。

　　春秋时代是因一部书而命名的，似乎就决定了这个时代的书卷气。我们对春秋时代一直有一种误解，一是把春秋仅仅作为乱世来描绘，二是人们总把春秋和战国等同起来，其实春秋自春秋，战国自战国。春秋诸侯国对西周王权的挑战，本质上是一种城邦自立，而恰恰是这种自立，为春秋时代的哲学突破开辟了道路。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早就谈到春秋与战国的不同，“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候还有君子之风的风流余绪，在政治上上还保持着对周室的礼貌尊重，对信誉的尊重，到战国的时候一切都没了。我在书里写道，“有一种文化是春秋文化，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春秋时代，士大夫们奔走往来赋诗唱和，列国间来往的时候也是赋诗言志，晚清学者劳孝舆在《春秋诗话》称赞鲁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之会的一次盛大赋诗场面：“垂陇一享，七子赋诗，春秋一大风雅场也。”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次宴会的风雅，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雅。经典的建立意味着一条历史河道的建立，经典成熟了人们只能沿着这条河道行进。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实际上纠正了人们对春秋时代的某些偏见——那么您怎么概括“君子人格”？

　　傅道彬：“君子”一词的出现不是春秋时代的事情，但君子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却是春秋时代完成的。《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由十二章（含导论）组成。我认为春秋诸侯国是典范的城邦社会。城邦是君子人格产生的土壤，也是君子人格活动的舞台，君子人格的本质是城邦人格。君子人格对后来的中国士大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人一生要成就的道德就是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以仁厚为基础的内在精神，以礼仪为气度的外在风范，以诗书为基础的知识修养，以勇敢为基础的英雄气度。《左传》等著作中描写的君子人格，我们常常觉得陌生，而这陌生处就是君子人格的表现。

　　《左传》记载了一个“上下其手”的故事。楚国的穿封戌在攻打郑国时俘虏了郑国的守将皇颉，王子围争功，说是他俘虏的，还请伯州犁裁决，伯州犁有意偏袒王子围，介绍王子围时高举其手，介绍穿封戌时则把手放低，暗示皇颉承认自己为王子围所俘。王子围当了楚国国君，却将陈地分封给了穿封戌，很得意地问他，当时你要知道我当国君，是不是就不和我争俘虏了？穿封戌说，当时若知道你是国君，我会杀了你，让楚国安定下来——这些气象都让现代人意想不到。

　　晋国的将领栾鍼到过楚国，楚国子重问晋国军队有啥特点，他回答“好以暇”。后来楚国和晋国鄢陵之战时，栾鍼与子重在战场上相逢，栾鍼想起昔日“好以暇”的介绍，便让手下送一坛酒给他，子重也毫不顾忌，一饮而尽，喝完酒以后接着作战，直至“见星未已”。这种气象在后来也很难看到了。

　　中华读书报：郭沫若曾把春秋战国比作“第一次五四运动”。您把“文学革命”作为全书核心概念，能不能理解为是对郭沫若观点的引申和拓展？

　　傅道彬：是的，这是郭沫若在《论古代文学》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春秋时候的文化变革不仅发生在政治上，更表现在语言形式上。郭沫若非常敏锐，他把春秋时代称为“第一次五四运动”，说“例如我们现在用“焉哉乎也”作语助词的文字叫文言文，用“呀哪吗”作语助词的文字叫白话文，但在春秋战国时代，“焉哉乎也”的文字就是白话文，而春秋战国以前又是另一种文体。

　　现在有的人用“之乎者也”，我们认为是文言文。其实“之乎者也”是新体文言的表现，作用相当于标点符号。可是到春秋以前，我们现在看到甲骨、青铜铭文、《尚书》，包括《诗经》雅、颂文字，很少用“之乎者也”。我做过统计，《易经》里一个“也”没有，《易传》竟有有九百多“也”字。春秋文学革命以新体文言为表现形式，实现了语言上的文体革命。春秋文言的“焉哉乎也”等文言虚词的广泛运用作为标志，呈现出新体文言明白流畅、自由灵活的审美特征。春秋的文学革命也完成了从古体文言向新体文言的历史转变，开启了中国文学新的天地，春秋文学与五四运动的文学影响一样，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根本的。

　　中华读书报：书中阐述了春秋时代语言变革的意义，认为“新体文言”的成熟是春秋文学革命的根本标志。今天大众常把文言理解为僵化、保守，为什么春秋的“文言”反而是活泼的、革命性的？

　　傅道彬：举个例子。《汤誓》里面说，“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而《秦誓》则是春秋时期的文字，公曰：“嗟，我士，听无哗！”同样是一个意义，在殷商的《汤誓》里是“格尔众庶，悉听朕言”，古雅而典重；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就成了“嗟，我士，听无哗”，自由而晓畅，新旧体文言之间形成鲜明的语言风格差异。

　　《孟子·万章上》记载了两个语言事实。一个故事是舜的弟弟与父母设计谋害舜，其中有一段记载了舜的弟象的话：“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整段话全是实词，一个虚词都没有，这是上古语言。

　　另一个故事，则是春秋时代的语言。有人给子产送来活鱼，子产让校人放在池中畜养，而后来鱼被校人偷吃了，却欺骗子产说：“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也只好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其中句式灵活多变，连用虚词，是典型的春秋新体语言。

　　两者所记都是写圣人君子被人欺骗，两相比较，很明显可以看出，古体文言所记录的口语古奥简括，而春秋时期的新体文言自由灵活，多用叠字状物抒情，多用语尾助词，自由而晓畅，不那么板滞，文言有了新的生机，所以确定书名时，我特别强调用《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并且提出文学的理论成熟更能反映文学的自觉意识，为什么这么说？

　　傅道彬：关于“文学自觉”有许多意见，依据春秋时期文学繁荣的事实，我认为春秋时代已经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一个出现了伟大的文化经典，出现了《诗经》《左传》等文学作品的时代，文学却不自觉是无法理解的。春秋时代的“文学自觉”不仅体现为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体现为文学理论的成熟。从西周早期的“诗言志”，到春秋时期的“诗可以兴”，显示了春秋文学的理论进步，“诗可以兴”意味着文学从集体意志表现到个体兴致抒发的转变。

　　中华读书报：《“〈春秋〉笔法”的文学超越》一章很精彩。您如何看“文史不分”？文学笔法会伤害历史真实吗？

　　傅道彬：《左传》与《春秋》的关系，特别值得关注。所谓“《春秋》笔法”的概念是《左传》提出的，但是《左传》却没有严格遵循“《春秋》笔法”的原则，而突破了“《春秋》笔法”的限制，实现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审美的历史突破。这里特别强调的是：

　　第一，“《春秋》笔法”又称“《春秋》义法”，所谓“义法”本质上是政治笔法，体现出对周代礼乐制度的政治维护。而《左传》则更多的是历史实录的直笔，是文学意味的“笔法”。对周王室及鲁国，《左传》政治上也是回护的，但在具体描述中，又在真实而具体的历史描述中，秉笔直书，有所批判。

　　第二，《春秋》秉持的是“常事不书”的书写原则，即其主要记录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重大事件，而不注意具体历史事实的描写，因此成了一个大事提纲，也有人评价为“断烂朝报”。而《左传》则是社会生活的全面呈现，《左传》也写战争、宫廷、君主等大事件、大人物，更注意具体生活的全面展现。而一些小事件、小人物的描写不仅生动传神，也体现了小事件、小人物推动大事件、大历史的观念，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春秋》是一种“属事比辞”的修辞方法，强调措辞的谨严，有着“以一字为褒贬”的深刻考量。而《左传》则体现了艳丽富赡、浪漫尚奇的审美追求。与《春秋》的平实典正相比，《左传》的笔法给人以灵异奇幻、摇曳多姿的观感。所以有人说，《左传》“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这正道出了《左传》对《春秋》文学超越的历史现实。

　　中华读书报：春秋时代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地方？您多年来对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不断阐释，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历程？

　　傅道彬：写作之初，春秋时代最吸引我的有两点。一是这个时期的文言变革。春秋时代的“新体文言”，走出《尚书》《大雅》《三颂》以及青铜铭文等“古体文言”的庄谨持重，呈现出一种清新晓畅、自由灵活的风格，文学语言有了一种新的生命力。一是君子人格的风采。春秋新君子们以一种自信昂扬的姿态，走向春秋的历史舞台。他们对神圣的天命充满怀疑，围绕着礼乐、仁爱、知识、修养、人格等基本问题积极思考。在面对家国、社稷、正义时，他们不惜生命，敢于赴死，从容不迫，呈现出春秋人特有的人格风范。春秋君子们富有良好的知识修养，对音乐、诗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诗》是他们独特的语言，《风》《雅》不仅是一种知识修养，也是一种人格风范。君子在春秋时代已经实现了从阶层的、阶级的意义，转化成人格的、文化的意义。那一批中国人具有格外的精神魅力，我以为学术研究源于感动，春秋文学研究的过程，也常常是我被那个时代、那些中国人感动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您说过自己对孔子的学术与人格十分敬仰，能否谈谈对孔子及其课堂的特别感受？

　　傅道彬：孔子是平民私学教育的创立者。宗周东迁后，周代官学开始没落，孔子开创私学，以“有教无类”的原则，接受寒微子弟，将“仁”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人文主义精神广泛传播，实现了从官学的“国子之教”向私学的“君子之学”的历史跨越。官学的教育对象是“国子”，而私学的教育对象是“君子”，这是受教育主体的变化。孔子的课堂内容也有了变化，官学的知识教育以《诗》《书》《礼》《乐》“四教”为主，而“君子之学”的蓝本则是“六经”，这种知识变化为春秋新人文主义思想提供了土壤。孔子课堂也十分生动，孔子传授六经，有字句讲解，有篇章分析，也有系统的理论阐发。孔子的课堂也形式多样，有侍坐式的讲习，也有闲居、燕居式的即兴讨论。作为教师，看到这些感到十分亲切。去年我就完成了全书的初稿，只是缺少《孔子私学》一章，而孔子是春秋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缺少孔子，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我又昼夜兼程，完成了《孔子私学》一章。

　　中华读书报：书中大量使用清华简、上博简、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它们为“春秋文学革命”提供了哪些传世文献看不到的证据？

　　傅道彬：文献是学术的基础，出土文献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这一点对早期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中尤为重要。本书引用《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等有关材料，与《左传》有关文献相印证，确定平王东迁的具体时间，恰恰证明了出土文献的意义。

　　谈教育，要培养学术发现的

　　眼光和感知能力

　　中华读书报：对古典文学的选择，是您本人最初的志向吗？

　　傅道彬：我是1978年考入大学的，入学之前我曾下过乡做过知青，当过采煤工人。上山下乡时，我还不到十七周岁，我们的学术起点是很低的。上大学以后，在王安节、李源浦、王凤春等老师影响下，我对先秦文学渐渐有了兴趣。1982年，我考入华中师大先秦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是石声淮先生。石先生是深深浸润于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一次去见石先生，他的桌上就摆着散乱的竹签，一本线装《周易》置于案头。先生讲授先秦文学，自《周易》开始，继而《尚书》《诗经》《左传》《礼记》，这使我的文学观发生了重大变化。每次到先生家，常常听到先生歌咏《诗经》《楚辞》的声音，那些歌声给了我文学的感动，也让我认识到那些古老经典的文学意义。我的《六经文学论》《诗可以观》等几本著作，都是从那时起步的。

　　中华读书报：今昔对比，您认为目前古代文学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傅道彬：总体说，现在的青年学者比我们那一代人起点高，他们受过良好的基础训练，又赶上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尤其是在目前AI技术的影响下，青年学者的成长条件大大进步，电子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过去，我十分佩服查字的学问，即一本书有多少字，一个字在一本书里出现了多少次。而现在这样的工作，只要一秒终就完成了。但是，电子手段并不能替代经典的阅读，没有经典阅读，技术手段再怎么熟练，也还不能有真正的学术关注，也不可能发现问题。

　　材料越丰富，思想越珍贵。学术研究不应是简单的材料堆积，不能让思想淹没在材料里。这是当下研究生教育应该引起关注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取得这样的成就，得益于什么？

　　傅道彬：我个人实在谈不上成就。回首我的学术道路，我最感慨的是时代的托举。也就是说，没有个人的时代，只有时代的个人。我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考入大学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思想解放给我们那一代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上世纪80年代，最让人难忘的就是科学信仰，那个时期学术条件艰苦，但大家都十分努力。从1978年到1988年，十年期间我完成了大学、硕士、博士的完整经历，完成了从采煤工人到历史学博士的转变，没有时代的托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华读书报：能否结合您本人的学术经历，谈谈您多年深耕学术中是如何发现问题，成就学问的？

　　傅道彬：学术研究的核心是培养敏锐的目光。先秦文学中那些经典，已经无数次被研究、被翻阅。但是，从我们的时代出发，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会发现许多问题仍然被遮蔽着。例如对“变风变雅”和“郑卫之音”，经史学家们多有批判，将其看作是乱世之音，是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的表现，是道德沉沦的产物。而我们回到春秋文学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历史并不如此。“变风变雅”的所谓“变”，不是沉沦，而是新变。这种新变，反映着春秋文学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变风变雅有了更广泛的叙述空间。“正风正雅”的盛世长歌，转向了“变风变雅”的“我心哀伤”的情感基调；春秋美学也实现了从庄严夸示到自然写实的转变。“郑卫之音”并不是什么“淫诗”，它表现出情感的自然奔放、语言的灵动活泼，是春秋时代新的美学精神的展现。

　　我们的论文现在有个通病，写得越来越死板，越来越八股。怎样在科学的基础上让表达更有活力，不能仅仅局限于材料，材料之外理论和思想认识很重要。学术论文的写作也应讲求布局谋篇，注意结构的起承转合变化。一个观点在什么场合提出，一则材料在什么地方使用，一个概念在什么语境说明，都应有文章学意义上的整体考量和结构安排。学术论文与其他文章形式一样，也有层次变化、思想意脉、情感波澜，也是具有审美个性的。

　　中华读书报：最后请您概括一下，优秀的学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傅道彬：每个学者的追求不一样。我对有思想的学术比较感兴趣，哪怕是文献整理，应该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追求和理论高度。

　　没有思想的文明是不被记载的，是难以流传的。过去我们讲文学，文学是反映生活。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以镜和灯作比，“镜”代表艺术像镜子一样反映外部世界，而“灯”的比喻则象征心灵。现实生活一直都在，但是没有文学照亮，它就不出场；学术也是一种照亮。把我们对时代的思考、在学术上对历史的认识表现出来，学术如灯，照亮世界，也照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