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里的热血与初心

　　“五四”时期是一个群情飞扬的大时代。品味彼时的时代与人，不但可见激变的风采，更可体味人生在在为难的坚忍和从容。瞿秋白正是一个典型，漫读他的人与文，是景仰前贤的方式，也是一扇回望初心的的思想之门。

　　群与诗

　　现代传媒的发展不仅带动读者群落的成熟和分化，也导致作者群落的现代生长和迅速变迁。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反映了近现代变革之世的力量寻找焦虑，但若考虑到梁启超是在现代报刊上露布此文，而且还迅速卷起文艺变革思潮的事实，那么文艺在现代社会的群治力量之大的确发人深思。

　　等级并不分明的群言现象能够合理而合法地出现，无疑是现代传媒对传统文艺生态的一次革命。诗多少可成“群”，但“群”则未必都能诗，也不一定都为了诗，多数时候更不凭借诗。“五四”时大量的口号之争，在对待古典的立场、方式和目标上其实都一致，大多属于话语霸权之争。作为现代传媒，正是因为有了刊物、报纸、出版社，才能形成许许多多的文学生存群落，构成大小不一的话语权力场。激变之世情，力量重组是常态，文艺群落分化和组合同样如此。瞿秋白和他的朋友们正是那个时代里的一个群，而他则是所在群里独特的“那个”。

　　少年老成的瞿秋白迅速成为“五四”弄潮儿，首先是因为其政治才华。郑振铎分别在1949年7月和10月写过两篇忆文，前者强调瞿秋白老成持重的心境，后者突出瞿秋白的革命战斗素质，两次回忆都承认瞿秋白对社会政治思考的早熟。实际上，正是瞿秋白早熟冷静的心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现代政治才干，才令他在风起云涌的那拨热血青年中脱颖而出。

　　社会运动需要激情，但作为群体运动的领导者却需要冷静。“五四”运动的启蒙性质，使得革命呼告成为重要手段。这需要辩才，也需要口才和文采。于是涌现出一批瞿秋白式的学生（书生）型政治家，这群运动者虽号为现代学生，但本质上更像古代书生或儒生。他们有着报国情怀，又有现代社会政治视野。文人而为政治家的“书生革命家”，是后人对其独特身份转型与历史面目的概括。

　　“五四”落潮后，学生群体迅速分化，但因此而激起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却渐渐展开。鲁迅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五四”显示出青年学生的力量，他们不再仅仅作为青灯黄卷旁的文化传承者，也不再仅仅是现代新知的接受传播者，而是凭借知识和思想显示历史动力即时转化的群体。他们开始投入社会运动，与军人、农民共同成为时代变革的力量。

　　街头运动与传媒群落

　　读了许多新杂志的瞿秋白，首选办同人刊物来实现思想主张，包括文艺主张。瞿秋白深知文艺不再是个人私趣，而是必须要他人也能受到影响和感动。人多力量大是群体形态的动员机制，群与诗，在现代社会运动中自然地拧成一股绳。

　　“五四”发生时瞿秋白已得过肺病。他本意以学俄语谋生，但喜欢的仍是文艺与哲学。因为“五四”，他第一次走出佛经、走出哀苦的家庭记忆，融入风云激荡的社会现实，并以学生型政治家的形象登上现代社会运动舞台。参加学生运动使瞿秋白知道自己“处于社会生活之中”。

　　勿庸置疑，任何人在知道事物生病的事实和病情严重后，当务之急便是求医问药。“五四”同代人中，鲁迅用小说找寻，陈独秀用思想叩问，胡适以文学史哲学史的写作试图“再造文明”，而瞿秋白在经历现实运动后走上了刊物政治的道路。

　　对一介书生而言，以体力和脑力集合为基础的确不是瞿秋白的首选。而办报办刊则不仅是他力所能及的，而且也是解决思想烦闷的好办法。“五四”落潮，在思想解放和问题讨论的背景下，瞿秋白带着浓厚的社会问题探索热情，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等组织创办《新社会》旬刊，但不久就受到统治军阀注意而被取缔。瞿秋白等又去努力说服青年会出版《人道》。诚然，编刊物是为了传达思想，且主要通过刊物编辑理念和亲自撰稿来体现。瞿秋白作为刊物的主要编辑者，不仅连编辑同人都觉得他思想渐渐激进，他自己也日趋明确社会主义方向。

　　以办刊物来接续政治理想和改革热情，在“五四”落潮后是普遍现象，《新社会》《人道》都是如此。瞿秋白等人的刊物实践，体验到现代媒介宣传的群体动员效应和机制。这种以宣传代文艺、以集体（群体）代个人、以革命动员代文艺感动、以舆论制造代情趣陶冶的文艺入思理路变动，奠定他接受革命意识形态美学的心理模式。

　　俄国文学时尚与身份政治

　　正当瞿秋白办刊物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成为“五四”落潮后中国社会的热点议题。由于当时媒介的发达，群体的关注焦点迅速成为报刊的商机。一时间俄国文学和俄国游记颇受青睐，报刊纷纷开设诸如“俄国研究”专栏或以俄国文学翻译为主的 “新文艺”之类的专栏，如《晨报》便在1919年11月12日开设“俄国研究”专栏，连载英国的蓝姆塞著的《一九一九年旅俄六周见闻记》。开设专栏时，《晨报》还郑重其事地加上两则“叙言”。不仅如此，此专栏随即在年底结集成畅销书出版。

　　报刊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状况的关切，当然首先是出于国内读者对类似信息的大量需求。而需求数量之多和程度紧急，一是因为少，再者也因于信息纷纭复杂和不可靠。因此，无论从信息求真的角度，还是考虑经济利益，新俄国状况都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社会热点议题和媒体商机。而其根本卖点所在，就是消息报道和材料必须客观、真实和可信。而在《晨报》的专栏设计者看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条件起码有“会俄国话”“明白俄国的风俗情状”“材料的可靠”“著者的忠实”“到过俄国亲自考察”等。否则“今日如此，明日如彼；这种靠不住的消息，不但不能考见俄国的真相，并且令阅报的人生厌了”。在这种情形下，不仅新旧俄国方方面面的材料都引人关注，而且在时事新闻有限的前提下，俄国文学也顺带成为时人了解俄国情形的重要信息渠道。

　　瞿秋白虽在办刊物上受阻，但翻译俄国文学著述却一直渠道畅通，反响也不错。1919年9月15日，《新中国》刊载其翻译的《闲谈》。不久杂志社很快就将这些翻译小说编成两集共20本汇刊出版，《闲谈》被列入第1集第9本。短时间内翻译的俄国小说马上就可以编成畅销书发卖，可见其在当时颇受欢迎。正好是约在1919年9月至1920年10月间，瞿秋白共翻译了11部俄国作品。

　　历史如此偶然而必然。瞿秋白阴差阳错地从俄语学习者，转而成为俄国文学专家，进而成为俄国知识前沿观察员，并迅即成为日后《晨报》和《时事新报》派遣赴俄的访事员。

　　搞语言 搞文学

　　瞿秋白对俄国文学翻译的兴趣，首先是因为在俄文专修馆里的俄文学习。里面的俄国文学兴趣群体——郑振铎称之为“集团”——的生成，更是促成瞿秋白从事俄国文学翻译的动因。因为学外语的机缘，瞿秋白得以和同学一起结成文学兴趣的共同体，自然他也认同其“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

　　“搞文学”的说法形象表达了该群体的纯兴趣本质，也表明选择的偶然性。“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因这种偶然性，才会有“偶然翻译出一二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出来，大家都很喜悦它们”的效应。学俄语和以俄文文学作品为教材等因素，导致大家喜欢俄罗斯文学经典，这似乎是必然的。然必然兴趣形成后的对象选择——究竟喜欢俄罗斯文学里的哪些作家，这却是偶然的。瞿秋白等人如何、为何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些俄罗斯文学经典呢？

　　首先是外在的偶然。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居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在铁路学校读书的郑振铎，由于不是学俄文的，所以尽管也和瞿秋白等一样对俄国文学翻译发生很大兴题，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除了转译，郑振铎还曾写信给在日本的田汉，希望他介绍些俄国文学给自己。其次，当时可供翻译的俄文文学作品极有限，基本上看到什么就译什么。

　　再者，出版者的要求也是导向。刊物的编辑趣味、发刊主旨都是选择译文的潜在要求。出版选题策划更是制约着翻译对象选择。郑振铎对此记忆深刻：“我们译的东西，起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发表。达杂志由一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

　　瞿秋白等人的俄国文学翻译对象选择之偶然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那时对俄罗斯文学史并没有认识，因为俄文专修馆“是不教授这些课程的”。

　　可见，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兴趣选择是由于俄语学习群体，而其文艺思想新变也建立在此基础上。由于此选择有许多偶然性和历史现实的限制，所以也导致瞿秋白文艺思想的新变天然存在着一定局限。种种因素，都共同促成瞿秋白选择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也应合他思想的需要。

　　与此同时，由于新俄国、“十月革命”当时恰好成为时论焦点和媒介商机，并促成俄国文学的翻译热潮，而瞿秋白正是个中主角。瞿秋白对俄国文学翻译的喜好和此兴趣的群体性，便促成他对俄国思想资源在潜意识里的深度认同。这驱使着瞿秋白和像他一样的许多“五四”激进青年对俄国文学相关思想文化的自觉拓荒，也强化着其群体诗学的观念，乃至因文学趣味或译介对象的趋同而形成了思想共同体。此外，由于俄国文学译介热潮，也成就了瞿秋白在“五四”后期的自我身份认同——“担一份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但是，俄国文学译介的兴趣共同体反而成为其现实身份转换的跳板，这是瞿秋白始料不及的。

　　在历史急速转换的“五四”时期，个人生涯选择的机会看似丰富，但对于很多青年和学生而言，实际上少得可怜。为了谋一份现代社会中能够独立生存的职业，瞿秋白从古典文人的自我期许，曾一度变为渴望从事俄国文学教员终此一生。这种现代职业意识和专业转型，事实上逐步改变着瞿秋白对现代文艺的基本认同。此外，外语学习的选择、办刊热情的勃发和俄国文学译介热潮的参与，也都在不知不觉地令其获得现代文艺思想的转折因子，即：由个体转为群体、由情趣转而为主义、由趣味体验而为现代专业、由纯粹审美而为日常谋生。

　　回首“五四”时的瞿秋白，他从“搞语言”到“搞文学”，就像个试图浪遏飞舟的舵手。不仅现实身份和生计选择如此，其个人文艺私趣的发展亦如是。一些不由自主的选择和群体裹挟的历史时势，造就了变革时代的群体诗学——初步革命意识形态的美学。在这种美学转折中，在群体与诗学的裹挟和簇拥下，瞿秋白渐渐改变对自己古典文人和“五四”学生的身份想象；另一方面，作为历史时势锻造出来的精神人物典型，瞿秋白也自发而自觉地介入了中国现代历史转折进程。

　　漫读瞿秋白，感慨连连。回望20世纪的中国，每当变动下的世事人生，不仅有国家与时代的抉择，也有个体生存和日常出路，这些都是鲜活真实的历史。瞿秋白的人与文，是热血时代的个人呐喊，也是驳杂岁月的勇敢担当，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