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姆与米勒之间：P. A. 布伦特的罗马社会经济史研究

　　在蒙森（1817—1903）去世后的二十年间，罗马史研究经历了一次重心的转移。《罗马国家法》一书所代表的以制度史、法律史解读罗马国家形成与运作的研究范式逐渐受到质疑。首先是两位德国学界的晚辈格尔策（Matthias Gelzer）和闵策（Friedrich Münzer），他们将目光聚焦于政治制度背后的人际关系上，对罗马贵族之间的亲缘、婚姻和友谊进行了梳理。这引领了一种新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将这种 “人物志”研究推向顶峰的，是新西兰裔史学家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 1903—1989）的成名作《罗马革命》。在塞姆笔下，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并非抽象的法律制度自行运转，少数政治人物及其追随者围绕权力展开的角逐才是政治运作的本质。“革命”意味着旧显贵家族的灭亡和新家族的崛起，并最终导致了君主制的形成。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塞姆已成为罗马史研究领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他引领的 “人物志”研究也成为这一时期罗马共和国及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的主流。

　　然而，这一研究取向虽善于考辨元老、骑士、皇帝家族成员等不同个体和群体间的关系，却很少追问这些上层人物所置身的社会结构，更少关心城市平民、奴隶、士兵和农民的生活。恰在20世纪中叶以后，历史学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展开：社会经济史和人口史研究兴起，年鉴学派的影响越出法国，英国马克思主义学家和1952年创刊的《过去与现在》期刊推动着“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兴起。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在古代史领域，A. H. M. 琼斯对晚期罗马帝国社会与经济结构的研究，摩西·芬利对古代经济、奴隶制与社会形态的持续追问均鼓励人们跳脱传统的政治史框架，观察罗马社会的发展和演进。P. A. 布伦特（1917—2005）正是在这种大的学术气候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布伦特于1917年出生于英格兰萨里郡的小镇库尔斯登，父亲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他在伊普斯维奇中学毕业后，凭历史学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1939年以古典学和古代史专业毕业。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让他不得已放弃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计划，前往英国航运部和战时运输部任职。1946年战争结束后，他重返牛津，在卡姆登古代史讲席教授休·拉斯特（Hugh Last）的指导下开展罗马斯多葛主义方向的研究。此后，他曾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短暂任教，并于1951年返回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担任古代史研究员兼学院导师。1970年，布伦特成为布雷齐诺斯学院的导师，接替塞姆出任卡姆登古代史讲席教授，直至1982年提前退休。

　　布伦特的导师拉斯特与塞姆之间素有龃龉，但作为前者的学生，布伦特并没有继承上一代人的私怨，始终与塞姆保持着体面的交往。不过，布伦特对塞姆所推崇的以罗马贵族精英为核心的政治史研究保持了一定距离。这并非说他不擅长处理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冲突。1988年结集出版的《罗马共和国的衰亡及相关论文》汇集了布伦特所写的多篇论文，至今仍是研究罗马共和政治无法绕开的一部著作。不过，布伦特最具辨识度的学术贡献，是将罗马政治冲突放在社会结构之中，考察战争、土地、财富、奴隶劳动、公民权和军队对罗马国家形成和政制走向所造成的影响。

　　《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正是体现上述路径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初版于1971年，篇幅不长，仅有150余页，却囊括了自共和国早期一直到奥古斯都时代的历史论述。本书探讨的核心议题是，罗马对外扩张如何制造并放大了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以及元老院贵族为何不能适时让步以解决扩张造成的问题。

　　本书前两章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大的知识背景。第一章探讨了罗马扩张及其后果，诸如征服带来土地、战利品、税收和奴隶，一方面使帝国财富向少数人聚拢，另一方面又把沉重的义务压在了罗马和意大利的小农身上。第二章的主题是经济，详细分析了以意大利农业为基础的财富结构、奴隶劳作以及城乡贫困等问题。布伦特指出，罗马异于其他古代社会之处并非存在不平等与剥削，而是二者规模如此悬殊。第三章到第五章按年代顺序，勾勒出罗马共和政制发展的架构。第三章将重点放在公元前509至前287年期间的平民—贵族斗争上，涉及对债务、土地和选举等重要问题的讨论，并解释了平民撤离及保民官制度的形成。布伦特指出，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前，随着罗马平民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权利，不同阶层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反而拉大了。第四章名为“顺从的时代”，涵盖公元前287至前134年间的历史。从标题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罗马社会内部相对平静。但是，随着罗马克服了外部威胁以及不断地扩张，大的危机正在酝酿。第五章以格拉古兄弟改革为起点，写到了马略、同盟战争、苏拉独裁等一系列共和国晚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这一阶段，罗马社会内外矛盾集中显现，如土地短缺与大地产兼并并存、对公民权的诉求加剧、奴隶起义、公民兵体系日趋瓦解，社会内部政治暴力不断等。布伦特认为，格拉古等人的改革之所以越出常轨，并非源于平民天然好斗，而是罗马既有的政治传统和痼习堵塞了和平变法之路。以暴制暴的结局，必然导致内乱不断升级。第六章涵盖公元前78年至前27年的历史。显然，庞培、克拉苏、凯撒等政治强人占据了本章叙述的核心。然而，作者并未像以往的著作那样，将聚光灯投向这些个体及他们组成的帮派身上。作者更加关注的是强人政治背后形成的社会条件，如士兵对土地的诉求、城市平民对粮食和安稳生活的期待，以及外来人口对融入罗马共同体的渴望等。第七章“尾声”总体认同塞姆所提出的“革命”这一概念。布伦特指出，君主制取代了寡头制却未成功改造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平恢复了，但贫富鸿沟和穷人的脆弱处境依然存在。布伦特拒绝用新制度的成功来倒推革命的正义性。

　　从阶层冲突的视角分析数百年来罗马社会治乱兴衰的动因，并将之囊括进150页左右的篇幅之中，并非易事。史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作者对此有清晰的自觉。从第三章到第六章的每一章开头，布伦特均会向读者坦白他所依赖的材料具有的局限性。然而，布伦特信奉，史学家在史料之外别无他法可求。对史料的利用，在同年出版的另一著作——《意大利人力：公元前225年至公元14年》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这部长达七百余页、关于意大利人口的专著，可谓布伦特一生治学的巅峰之作。说它是20世纪中叶以来，罗马共和国社会史与人口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作品之一也不为过。布伦特通过细密的人口考察及统计学分析，对共和中晚期罗马与意大利的人口和军事人力展开了复杂的重建。《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一书中不及详述的一些问题，诸如罗马的家庭结构、兵员规模及战争损耗、农村人口流失及贫困化，意大利同盟者的规模等，都在这部杰作中得到了详尽考察。尽管晚近学者对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口（布伦特是“低人口论”的代表学者之一）和家庭结构、农业生产和土地经营模式等问题又有了新的看法，部分修正了布伦特的观点，但总体而言，这些工作依然在沿着他所开拓的路径上展开。

　　布伦特退休后，卡姆登古代史讲席教授由更年轻的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 1935—2019）接任。与布伦特相比，米勒的视野更加开阔，他将研究范围延展至罗马帝国各地，这包括行省以下的地方城市和边疆区域，关注到在罗马权力辐射下不同出身、形形色色的人群。严格意义上说，米勒并非布伦特的学生，但他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对罗马大众的研究得益于后者的启发。米勒将1998年出版的《共和国晚期罗马的民众》一书题献给布伦特便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尽管两人都对罗马大众阶级抱有兴趣，但在罗马共和国政制性质这一关键议题上，米勒试图挑战布伦特的学说。布伦特在《社会冲突》一书中力申，罗马公民大会的“民主”成分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米勒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将广场上的演说者、被说服的民众以及立法过程和公民投票置于政治图景的中央，强调人民大众作为切实的政治行动者，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投票和演说这一事实，远比寡头的操纵和带有缺陷的制度更为真实地说明了罗马民主的有效性。

　　塞姆、布伦特和米勒同在牛津任教，先后执掌卡姆登讲席逾50年（1949—2002年）。三人对整个学科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堪称20世纪罗马史研究的“三巨头”。三者均重视政治史研究，不过侧重点各有不同。塞姆从法律制度转向以寡头、贵族和皇帝家族成员为代表的精英人物，布伦特则将目光从位居权力金字塔顶层的这一小撮人身上抽离，在罗马社会及经济结构中寻找影响政治进程的关键要素。米勒则更加关注罗马民主政治及权力结构之下，意大利、行省等各地方人群的多样性。位居塞姆与米勒之间的布伦特，在促进后人从关注精英政治家走向普罗大众，从传统政治史迈向社会史、经济史的路径转向中，发挥了枢纽作用。布伦特的学术生涯的顶峰恰逢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然而，作为一名英国史家，他对来自欧陆和北美的各种理论保持警惕。就这一点来说，其和塞姆有相同之处。不过，他自青年时代便受历史学方法的训练，在利用证据进行推理上又多了一份谨慎，更多地体现在其行文的克制与清晰上。

　　对于罗马共和国政治史研究而言，布伦特是构成从塞姆到米勒，再到20世纪末政治文化研究这一学术进路的关键一环。时隔半个世纪，晏绍祥教授将这部初版于1971年的原著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无疑对促进我们更好地认识罗马研究学术史，以及推进国内的罗马史教学，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