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学的民间化和地方性再探

　　福建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了陈支平先生《从礼下庶人到文治南方：朱子学新论》一书。陈先生长期从事社会经济史、家族史和闽台区域史的研究，并积极推动朱子学研究。他在2016年出版的《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就体现出相当鲜明的历史学取向，将朱子学研究从义理、心性等哲学命题转向朱熹及其后学的社会实践、社会关怀、基层社会组织及礼仪制度等问题，广受学界好评。

　　与前作相比，新著沿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历史学向度和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将考察尺度从朱子学涉及的社会、宗族、礼仪和教育等方面进一步推向朱子学进入地方社会之后的继承、调适和地方化实践过程。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以“朱熹的义理道德观探微”为主线，分别从经学诠释、伦理思想、政治立场及学术影响等方面考察朱熹的思想世界。下卷以“朱子学的历史与文化影响”为题，着重聚焦朱子学在社会教化、文化传承、地方建制及民间信仰等领域所留下的历史印迹。上下两卷形成了从朱熹的思想与实践到朱子学的传播与接受、从思想史到社会文化史的内在递进，并和前作贯串终始的问题意识形成呼应，持续追问朱子学实践如何在后世地方基层社会中获得新的文化形态。

　　从上卷来看，作者的方法论是从朱熹的文本出发，辨析和厘清在朱熹理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先入为主的偏见。理学家身份的朱熹往往是作为不近人情又迂阔不实的文化符号为人所认知，并且经常和一些极端的道德论断绑定，甚至在近现代的进步语境下被视为某种传统文化糟粕。作者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误解，乃是由于元明清时期的统治者以巩固皇权为目的将宋代朱子学进行了制度化的实践和推广。全书通过多学科、多层次的分析，指出朱熹本人的真实形象与世俗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把朱子学纳入明清乃至近现代的长时段中加以考察。比如，作者从《孝经》出发，指出《孝经》中针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不同身份而提出的五重孝义观如何在历朝统治者的主导下逐渐降阶到范围最窄、内涵最浅的“庶人之孝”，同时结合朱熹的历史观及其盛赞“天子之孝”的取舍标准，还原其“孝”义观。又比如，程颐曾经倡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也被认为是这一极端道德主张的赞成者和尊崇者。书中分析了《家礼》中女性祭祀仪式和祠堂制度以及朱熹对家庭伦理、夫妻关系等的原始论述，凸显了朱熹对女性的尊重和女性文化教育的重视，并且提出朱熹更多地是在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层面将前述程颐的主张作为君臣间的道德隐喻来看待和接纳。此外，作者还比对了朱熹和明代思想家、阳明后学王艮关于“百姓日用”论说的内涵，认为两者有一脉相承之处，澄清了朱熹“百姓日用”之说的初衷并非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史实。对朱熹战和立场以及其对李纲等主战派的评价进行考察，旨在表彰其在民族关系和夷夏之辨问题上所体现的平等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下卷引入地域研究视角，把核心议题转向台湾、金门、福建沿海以及民间信仰等朱子学传播与接受的历史现场。从“活着的朱子学”出发，抉发朱子学在明清时期一直到近现代持续发挥的文化作用。依托深入的田野调查，作者进一步揭示了朱熹等人设计的宗族制度、乡族组织、基层社会管理和民间礼仪，如何在不同地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被继承、调适与更新，并最终沉淀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台湾宜兰流传的《桃园明圣经》文本之一，载有题为朱熹所作祈请奏议文，从文献真伪角度而言，这显然是明清时期扶乩风气盛行之下后世附会和伪托的产物。然而，从民间信仰和宗教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冠以朱熹之名的劝善书不仅是民间儒释道信仰融合的鲜活载体，而且也折射出朱子学向民俗文化转化的历史过程。朱熹作为历史名人的传说，也构成观察朱子学民间化的另一重要窗口。相传在庆元党禁时期，他曾到访福建多地避祸，并留下诸多亲笔题字，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地方名胜。尽管这些避祸讲学以及题字的地方传说未必符合史实，却并不妨碍其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存在，并为考察朱熹形象如何进入庶民社会以及朱子学如何转化为民间教化与社会规约，提供了颇具价值的研究抓手。清代中后期福建各地以书院为核心开展的朱子崇祀活动，虽然具有功利化和民俗化的特点，同样也不失为朱子学参与基层社会文化构建的鲜活场景。无论是台湾、金门、泉港等地的朱子学，还是台湾民间的朱子神像，亦或是假托三国故事的朱熹奏议文，朱子学和朱子文化已然发生了显著的移位，这也暗扣了书题——从礼下庶人到文治南方，从思想到实践，从传播到改造，朱子学在闽台地区的社会基层渗透中真正呈现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实践，这种“下沉”和在地化正是朱子学新论之“新”的所在。

　　根据书中所论，作者试图把朱子学及其影响置于南方文化发展史的宏大视域中加以考察。不过，这一研究视野的扩大带来了新的问题，当朱子学进入地方社会、民间信仰与地域文化的历史脉络之中，其与后者之间的边界也随之变得复杂而模糊。全书的研究范围颇为广泛，材料横跨经学、思想史、地域史、教育史和民俗史，揭示了朱子学丰富多元的历史层次，勾勒出一幅朱子学文化史的整体图景。与此同时，由于各篇文章的问题意识和材料类型并不完全一致，全书在整体论述的系统性上仍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就此而言，本书既是对前作研究路径的延伸，也可视为对既有研究的补充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