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向何处安放

　　2019年的春天，谢思炜先生为其高足李成晴《唐集体例笺证》一书作序云：“比起其他任何事情，学术事业都更像是积薪，真正是后来者居上。你可以谩言后来者资历尚浅，也可以指责他们积累不足、学问还有欠缺，但却不能否认他们做的工作正在超越你我。与本书讨论相关，成晴正在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对“后来者居上”之说，我深表赞同，近年来不少博士生都有在本专业顶刊发表的经历，确有后浪“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之感；而成晴在攻读博士阶段即能完成“集部之学”的初步建构（他将集部之学分为考证事实、评谈艺文、明其体例三个方面，其中“体例”为本位），并拈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例校法”，解决了一系列集部文献学上的疑难问题，其学术成绩实远超我在那个阶段时的表现。

　　对成晴的“下一步的计划”，虽然我从其《唐集体例笺证·引言》中要“从人、事、例维度走向更广阔的唐集生成的书写现场、历史情境”“将考察范围推广到写卷、版刻、抄本、墓志、诗碑、诗板、瓷器等多重的物质性文本载体”等语中略有猜度，但是当他将这部近500页的书稿《诗与物：中国古典诗歌的物质性背景》示我，并命作序时，我还是非常震撼。“诗板”“诗竹”“诗筒”“诗扇”“诗屏”“诗窗”“试笔”“壁帖”“览记”“寄题”“句图”“藏寺”，每章标题既新颖动人，又紧扣物质性背景的话题，或研究具体物质性载体与诗歌的关联机制，或关注诗歌产生、传播和收藏的历史现场，化平面静态的整理性文本为立体动态的情境式文本，并且致力探究其成因及时代背景，挖掘其背后的物质文明和文化传统，呈现出宏大的学术气象。当然，震撼的不仅是这种气象，还有成晴的精进高效。全书十二章，除《诗竹》一章系新作首刊外，其他也都是近几年写成并发表的，而且每章皆要翻阅大量文献，无法速成，他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我能想到的解释是成晴属于那种既聪明又勤奋，原创能力强又能以道自任的学者，再加上身体足够魁硕，才能在这个越来越卷的时代显得游刃有余吧。

　　让人欣慰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两古（古代文学、古典文献）专业八零后教师队伍中，类于成晴者不止一位。他们都能从文献的原始情境出发，生发出全新的问题意识，甚至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的理念——相信他们皆会成为未来数十年学术界的中流砥柱。

　　于我而言，平生所爱，书和酒为两大宗。书因不断挤占人的物理空间而不得不屡出之，酒亦因年长体衰而困之，每吟放翁“量减愁逢旧酒徒”之句而粲然有所会心。苏东兄曾作《何有于我斋记》，勉我“长安此困中”。今见成晴等学术日新月异，我虽瓠落无成，亦安之若素，不仅安之，且又喜之，油然心生一句“才疏乐看新人杰”，不知放翁和苏东兄以为然否？

　　（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