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国宝，襄进学术——《“敦煌学”与“伤心史”》读后
1930年，陈寅恪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敦煌劫余录序》。虽然全文只有一千余字，但文中提出了“敦煌学”“学术新潮流”等重要概念，提到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社会情绪和“勉作敦煌学预流”的学术期许，因此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和社会关注。
如今，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先生用一本书——《“敦煌学”与“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解读》——对这篇序文做出解读。作者以其四十余年敦煌学研究功底所做的精细解读，提供了观察近百年来敦煌学演进的三个窗口。
窗口之一：
中国学者的近百年心史
陈垣编《敦煌劫余录》著录了8738号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是我国学者编纂并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馆藏敦煌文书目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敦煌汉文文书分类目录，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的陈寅恪受邀为之写序。
陈寅恪写此序之时，国家正在加快建设，文物也在加强保护，国人对敦煌文书流失感到伤心，对文物被劫掠感到痛心。陈垣取书名为《敦煌劫余录》，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敦煌劫余录》篇首，陈垣和陈寅恪各有一序。陈垣在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据说有人劝陈垣不要直接点出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名字，而且“劫余”二字过于“刺激”，是否改一下书名。陈垣回答：“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陈寅恪写道：“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反映了时人的悲愤心情。陈寅恪自己则将重心放在了“敦煌学”这一学术新潮流上，揭示了八千多号劫余文书的价值，强调利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作敦煌学“预流”。
陈寅恪心心念念的，是“预流”，是光大中国学术。在他撰写序文的前几个月，即1929年5月，曾致函其助手浦江清，附诗《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当时，日本汉学研究成就斐然，中国学生纷纷去日本留学研习中国史。陈寅恪认为这实为国人之耻，希望后来者能够昌大中国学术，以洗此耻。
1931年，即《敦煌劫余录》出版当年，陈垣对胡适慨叹：“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日本京都）呢？还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息，“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伤心”派和“预流”派，其实是一体两面，可以归为陈寅恪在序中的结语——“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和“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
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中国敦煌学远远落后于日本及法国，“伤心史”再次涌上中国学者心头。当时敦煌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主旋律是“伤心”中的奋进。
1979年接触敦煌学的荣新江曾经写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句被误读的话（指人们误认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为陈寅恪所说）激励了一代学人。如果没有这句话，说不定我就不做敦煌学研究了，我就是为了改变中国敦煌学的伤心史而冲上前去，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
正如当时另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1981年，日本最负盛名的敦煌学家藤枝晃受邀到南开大学讲学。邀请和主持讲座的中国学者介绍藤枝晃时说出的类似话语，被中国学者传为是藤枝晃“口出狂言”，从而让当时的一些学者愤怒不已。此时，正是中国学术界奋发图强的时候，一些学者借助于这些话给自己以激励。
中国学者在对“伤心史”的释读中，走过了近一个世纪。
今天，就敦煌学而言，中外学者在不同领域各有千秋，整体上中国已经走在前面，不再深陷于“伤心史”，而是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开放心态，平等交流与合作。
窗口之二：
敦煌学的近百年研究史
1900年，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时，洞中堆积如山的文书，曾让他惊喜、困惑。王道士掌管着藏经洞，不时将文书送予当地官员和名流，但流出相当有限，时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文书的真正价值。从1907年开始，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到来后，文书开始大规模外流。斯坦因第一个进洞系统性地挑选。而作为汉学家的伯希和优先挑选有纪年、非佛教、非汉语的文书。因此，他们带走的多是精品和学术价值高的文书。
北平图书馆所藏文书主体，是在北京的学者发现伯希和等人掠走文书精华后，请学部将剩余文书运到北京的，多是被挑剩的佛教典籍，这些“劫余”文书的学术价值自然不及英法所藏。
在陈寅恪撰写此序的1930年，我国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敦煌学的作品不多，陈寅恪说能入列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陈寅恪从《敦煌劫余录》中梳理出18种极富研究价值的北平图书馆藏敦煌文书，阐发其意义，期望这部目录的出版有助于推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
然而，就在《敦煌劫余录》正式出版的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学者在颠沛流离中研究敦煌文书，成果自是有限。所幸的是，一些学者和艺术家前往敦煌莫高窟，开辟出了敦煌艺术与考古研究的新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敦煌学在曲折中发展，直至改革开放后始迎来大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敦煌学在整理、出版、研究等各个方面全面繁荣。
作者在书中通过对陈寅恪所列18种敦煌文书逐一考订编号，结合近百年研究成果作出评述。我们试看书中对陈寅恪提到的第一件文书——摩尼教经的研究述评。
陈寅恪提到的摩尼教经，首尾俱残，存有345行文字，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三种汉译摩尼教经典之一，是今天研究摩尼教不可或缺的基本典籍。
1911年，罗振玉最早刊布此件文书，法国学者沙畹、伯希和随即做出详细的法文翻译和注释，成为学界利用这部摩尼教经典的奠基之作。1912年，日本学者羽田亨发表《波斯教残经考》，判定其摩尼教性质。1923年，陈垣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做了更准确的录文，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依据的对象。
随后，德国学者发挥其语言学所长，利用德国探险队从新疆吐鲁番掠去的伊朗语摩尼教相关文书，开展比对研究，寻找汉文《摩尼教残经》的对应本。从1926年的瓦尔德施密特和楞茨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宗德曼、克林姆凯特、施寒微、茨默，先后发表论文或著作，推进相关研究。
日本学者中，吉田丰于1997年发表《关于汉文摩尼教残卷的新发现》，在德国所藏吐鲁番汉文写本中，找到两件《摩尼教残经》断片，有些字句不完全相同，表明汉语摩尼教《残经》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文本。
改革开放后，中国敦煌学研究焕发新的生机。1987年和2011年，林悟殊两次对《摩尼教残经》重新校录，并于2014年撰写《京藏摩尼经音译词语考察》，对残经中出现的音译词语进行系统考察。此外，芮传明、王媛媛也提供了一个较便于利用的分段标点本。
从作者对摩尼教经这件文书的百年研究史的梳理和评述中，可见敦煌学中外研究历程于一斑。
窗口之三：
敦煌文书图版的近百年出版史
令人欣喜的是，书中刊布了大量陈寅恪序中提到的敦煌文书彩色图版。
在《敦煌劫余录》出版的年代，国内学者多只能零星地看到一些敦煌文书黑白照片。数年后，在北平图书馆任职的敦煌学者向达和王重民虽从伦敦和巴黎摄回大量敦煌文书照片，但因战火烽烟，学者无缘及时看到。
改革开放后，中国敦煌学迎来大发展之时，学者看到原件依然有限，利用的多是缩微胶卷和用缩微胶卷影印出版的《敦煌宝藏》。敦煌学和出版业繁荣后，国内外各大馆藏敦煌文书的黑白图版大量出版，再后来还可利用IDP、敦煌数字藏经洞为代表的网络彩色图片，最新的则是以《法藏敦煌文献》为代表的彩色高清版。
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目前所见出版物仍然是黑白版图片，彩色出版尚待推进。
本书对陈寅恪序中提及的文书，除了第18种“诸纸背题记”因没有实指某件文书而没有配图外，其他17种文书均配了首尾彩色图版，而且是国家图书馆此前从未发表过的高清彩色图版。
从书中所配各类图片，同样可见敦煌文书出版历程之一斑。
不负国宝，襄进学术
陈寅恪在序中最后一段写道：“今后斯录（《敦煌劫余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
值得一提的是，从踏进敦煌学之门，荣新江便是以陈寅恪先生序中的结语——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作为自己的志向。
三十余年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刊载《不负国宝 襄进学术──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与唐史研究》，对这位北大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进行介绍。作为一门国际学问的中国学者，“伤心”与“预流”，“不负国宝”与“襄进学术”，正是荣新江及其同代学人在敦煌学上秉持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写照。
荣新江在《三升斋随笔》中谈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敦煌学快速发展时，说：“在‘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号召下，在传说日本学者扬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刺激下，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更是把奋起直追，以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为己任，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日以继夜，焚膏继晷，刻苦钻研，努力追赶。”
在肯定爱国主义对中国敦煌学研究起到推动作用的同时，荣新江同样警惕过激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正如他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一文中所说：“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对于当前的中国敦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沟通中外，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