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母亲的气节
冯友兰在给母亲的祭文中写道：“维人杰之挺生，皆造化之钟灵，但多伤于偏至，鲜能合乎中行：或仁爱而优柔，或刚断而寡情；或方正而迂阔，或干练而无诚；或豁达而疏略，或谨慎而不宏；或豪施而奢汰，或俭约而吝硁。惟吾母之懿质，集诸德之大成。”冯友兰一生阅人无数，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他都有接触和交往。可直到晚年，冯友兰说自己一生只佩服和敬仰两个人，一个是老师蔡元培，一个是母亲吴清芝。冯友兰是哲学家，他的佩服和敬仰不单是情感的，更多是理智的。在世人眼里，蔡元培是一代完人；在冯友兰眼里，他的母亲和蔡元培一样，“集诸德之大成”，也是一代完人。冯友兰的母亲曾担任过唐河县立女子学校校长，印制名片，取学名吴清芝，进入社会，出入公共场合。虽为时不长，牛刀小试，可锋芒毕露，干才尽展。冯友兰家不仅有地亩，还有作坊和店铺，吴清芝治家有方，富有远见，不仅供子女求学上庠，留学海外，学有所成，跻身学界顶流，而且在儿女们功成名就之后，没有跟着享福，而是独自居家，看护家园，为子孙留好退路——一旦他们在外面不能立足，回到老家还能有房住、有饭吃。当时南阳还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社会比较稳定。冯友兰母亲经营有方，年年有余，发家致富。1942、1943年间，豫北遭遇旱灾，逃荒到唐河的难民络绎于道。冯友兰母亲打开粮仓，开设粥场，每日施粥，救活很多饥民。冯友兰说他母亲：“当女权之已明，作领袖于社会，宜冠冕于群英。值时代之不偶，屈长才于家庭。譬鲲鹏之巨翼，乃水击于池中。谢经国之远略，而造福于诸冯。”培养出冯友兰、冯景兰和冯沅君三位杰出的人才，这些几乎家喻户晓，早为世人所知。本文要讲的是，冯友兰母亲在超出相夫教子以外方面的表现和贡献，就是冯友兰母亲的气节。
冯友兰说：“在旧日对于男子说，忠孝是为人的大节；对于女子说，节孝是为人的大节。对于男子说，最大底道德是忠孝；对于女子说，最大底道德是节孝。最有道德底男子是忠臣孝子；最有道德底女子是节妇孝妇。男子之做忠臣，女子之做节妇，同是一种最道德底行为，而且同是‘一种’道德底行为。所以臣殉君，妇殉夫，皆谓之尽节。我们可以说，忠之与节，其义一也。必须了解忠节之义一，然后可了解旧日所谓忠之意义。”这里讲的是，男人尽节是忠，女人尽节是贞。女人的道德是贞节，高出贞节的是气节。对一个人忠节和气节最大的考验是金钱、荣誉和生命。冯友兰的母亲经受住这些考验。
首先看在金钱方面。1907年，冯友兰的父亲出任湖北崇阳知县，可好景不长，到任仅仅一年时间，就患脑出血去世。按照当时官场的潜规则，死在任上的官员在官印没有上交之前，仍可以搞些钱财，主要办法就是在契税上作假（当时叫“陋规”）。老百姓买卖产业，买主都要把卖主的卖契送到县衙，称为“草契”，户房从布政司那里领来正式契纸，把草契中的买价抄到正式契纸上，县官在草契和正式契纸上盖印，这样买主才算得到政府承认的产权，政府按买价数目抽百分之几的税。有些买主情愿不要布政司正式契纸，只求县官在草契上用印，这样就可以少交一点税，而县官也可以把他所交的税不往上缴，因为没有用上边发下来的契纸，上边也无从查考。县衙里的那些师爷们说，现在老爷不在了，趁官印还没有交出去，可以想法弄一点钱，将来少爷们可以用，省里的布政使梁鼎芬不会追究。冯友兰的母亲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是有负于梁鼎芬。对于此事，冯友兰回忆说：“先考疾终崇阳任所，幕友请报亏空，谓习惯如此，官殁既无可道，家属何苦不自为计，且谓先考素受知于藩司梁公节庵，更不致有追缴事，先妣愤然曰：‘是卖死者，使其负梁公也。’执以为不可。”“藩司梁公节庵”，即当时的湖北布政使梁鼎芬。
这里有必要对梁鼎芬及其与冯友兰父亲的关系做简单介绍。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1859年出生，1880年考中进士，擢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中法战争期间因弹劾李鸿章，被慈禧太后连降五级。1885年辞官回乡。梁鼎芬的才学与风骨得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聘请他出任丰湖书院山长，后又出任端溪书院和广雅书院山长。1890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聘请梁鼎芬出任岳州书院和两湖书院山长。1900年庚子拳乱，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两宫西狩，困坐西安。梁鼎芬首先倡议各省押解物资、汇兑银票到西安行在，供养两宫，并奏请慈禧太后废除大阿哥溥儁，以釜底抽薪，根除祸端。慈禧太后接受他的建议，后来废除大阿哥，并重新任用梁鼎芬。1901年，梁鼎芬以知府发往湖北，遇缺补用。不久任武昌知府，历署盐道、授安（陆）襄（阳）郧（阳）荆（州）道。1906年，出任湖北布政使兼按察使。在鄂期间，梁鼎芬长期襄助张之洞主办新政。梁还担任湖北学务处总提调，湖北新学都由他负责兴办。著名的《劝学篇》就是他具体负责撰写的。梁鼎芬是张之洞的心腹幕僚，在紧要关头，多次给张之洞出谋划策，化险为夷，在官场上稳若磐石。1912年清朝灭亡后，梁鼎芬以遗老自居，并出任溥仪老师。1913年光绪皇帝下葬时，梁鼎芬送灵柩进地宫。地宫关闭时，梁鼎芬执意不出，要给光绪殉葬，被强行拉出。后来在光绪陵园建庐居住，一边为光绪守陵，一边到处化缘，绿化陵园。他凭一己之力，为崇陵植树四万余株，多为名贵的白皮松。梁鼎芬1919年去世，溥仪赐谥“文忠”，葬于崇陵旁的山坡上。
梁鼎芬在任武昌知府期间，兼任湖北方言学堂学监（校长），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任方言学堂庶务员，负责教学以外的总务与后勤工作。因此缘故，冯台异得以结识梁鼎芬并得到赏识和器重。梁鼎芬在出任湖北布政使后不久，就授冯台异崇阳县知县实缺，出任崇阳知县。这就是说，梁鼎芬不仅是冯台异的顶头上司，也是冯台异的知遇恩人。以冯台异与梁鼎芬的关系和家庭实际情况，冯台异任上去世，官印没上交前，趁机捞点钱财，是有机会的。官场能够接受。可冯友兰的母亲执意不肯，不能有辱丈夫的官声，有负梁鼎芬的清誉与知人之明——梁鼎芬素以廉洁闻名于官场，他是中国第一个用自己私人藏书建立公共图书馆的人。待事情处理完毕，冯友兰的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扶着丈夫的灵柩，千里迢迢，赶赴老家。冯友兰说，他们“扶一柩而北驾，备廉吏之凄凉”，赞扬母亲“临财不苟得”。
其次看名节与荣誉方面。冯友兰是享用河南公费在美国留学的，中州大学刚成立时，聘请冯友兰他们这些河南籍的留学生回来任教。待冯友兰刚走马上任，同学傅佩青就请他去北京教书，那里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河南中州大学好，冯友兰当时也动了心。可他母亲劝他说：“这可不行。中州大学前好久就请你了，你也答应他们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刚回来就变卦，这可不好。”冯友兰于是就谢绝了。最后，因为冯友兰办学理念和学校当局差别太大，他想把中州大学办成综合性研究性大学，这得有能够指挥全局的权力，就是要出任校务主任。学校当局没有答应这一要求，冯友兰就离开了中州大学。后来，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位尊权重，不仅发挥治学之文才，而且施展治事之才干，长期襄助梅贻琦办好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母亲就这样珍惜儿子的承诺。
再次看生死方面。这里更显得冯友兰母亲视气节为生命，置生死于度外。自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春天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冬天这段时间，唐河境内土匪成群，刀客横行。冯友兰的伯父冯云异作为一方乡绅，受乡党邻里的推举，请求县里发兵剿匪，并带领乡勇族人守寨卫家。这就被土匪头目王八老虎视为深仇，他扬言要踏平祁仪、血洗冯府。土匪经常骚扰，致使冯家一夕数惊。为避免发生意外，冯云异带领全家人逃到山中避难。可当时冯台异还没有下葬，灵柩还停在家里。冯友兰的母亲执意不肯离开，誓与夫君灵柩共存亡。她独自一人，白天看护着家院，夜晚在夫君的灵柩旁，正襟危坐，袖揣匕首，以防不测。一个深夜，月黑风高，王八老虎带着几个喽啰潜入冯府。让他意外的是，冯家大院素灯高挂，大门洞开，只见正对着大门停放着一口棺材，一盏灯在棺材前面摇曳不定，忽明忽暗。他知道这是冯台异的灵柩停在家里没有出殡，开始并不害怕。可定眼仔细一看，只见棺材的旁边端坐着一个人，是男是女也看不清楚。王八老虎被吓呆了，还以为是冯台异显灵啦。吓退匪人后，人们对吴清芝更加肃然起敬。王八老虎知道后，也为之折服，从此再也不敢觊觎冯府，并警告其他匪首不要骚扰冯家。冯友兰回忆此事时说他母亲“临难不苟免之志亦昭昭也”。冯友兰母亲晚年在家主持修建祠堂，自己出资一万银元，并亲自到场监工。老人家当时已经83岁，三寸金莲，走路困难，可拄着手杖，常常是早出晚归。到祠堂正堂完工，老人放心撒手而去。入殓时面容和悦。她为冯家承前启后完备周全、无以复加。生死之际，人之所难，冯友兰母亲从容对待。冯友兰说他母亲，在“承先启后这方面应该做的事都已经做了，责任已经尽了，多活几年也没有什么意义。用中国哲学家的话说，这是‘明于死生之道’，是很难有的一种觉悟，很难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如同张载在《西铭》里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是超越了生死的关卡，进入不朽的境界。
就这样，冯友兰母亲的伟大不单在于她相夫教子，培养出冯友兰、冯景兰和冯沅君三位名重士林的专家学者，也不仅“凛劲节于冬雪，存冰心于玉壶”，而是她经受金钱、荣誉乃至生死的考验，呵护高出道德的价值，超越传统所定义的贞节，张扬宝贵的气节。她不仅是节女，而且是义妇，是巾帼英雄，是女中豪杰。在冯友兰讲的人生四层境界中，她摆脱了功利境界，超越了道德境界，进入了天地境界，养成一股浩然正气，弥漫于天地、存在于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