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悼梅维恒教授

　　六月底获悉美国汉学泰斗、敦煌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于6月28日仙逝，我感到既悲伤又震惊。2024年5月，梅先生与我联合主编的英汉对照本《中国古典悼亡诗与哀祭文选集》（Classic Chinese Poems of Mourning and Texts of Lament: An Anthology）在伦敦与纽约同时出版发行。我怎么也没料到，刚刚两年过去竟然就要为他写悼文了！

　　梅维恒先生1943年生于俄亥俄州一个叫East Canton的小镇，本科毕业于美国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毕业后曾加入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前往尼泊尔服役两年；1967年秋入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研习佛经，同时高强度修读了中文、日文、藏文和梵文；后来获得著名的马歇尔奖学金（Marshall Scholarship），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深造，先后于1972年和1974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与哲学硕士学位；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留校担任助理教授。1979年，他离开哈佛，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任教，此后四十七年一直在那里工作，年逾八旬仍为本科生上课，直到生命的终点。梅先生耕耘杏坛五十年，桃李满天下；他学术研究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更以跨领域、跨学科的开创性研究享誉世界。

　　在北美，梅维恒先生投身敦煌学研究最早，造诣也最深，先后出版三部专著，被学界称为“北美敦煌学第一人”。他1983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敦煌通俗叙事》（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通过精准且流畅的英文翻译，使变文首次进入西方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视野；1988 年出版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细致说明了印度图像说唱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如何经由中亚传入中国；1989年出版的《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和戏剧兴起之贡献研究》（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则开创性地澄清了变文的形式特征、表演语境，以及它在中国通俗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位置，论证了佛教说唱艺术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影响。

　　显然，跨文化交流及其影响一开始就是梅维恒著作中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也完美诠释了其后来在相关领域取得的成果。例如，2000年他与马洛里（J. P. Mallory）合作出版的《塔里木木乃伊：古代中国与来自西方的最早民族之谜》（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揭示了东西方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早就已经有了深度的文化交融；2009年他与瑞典考古学者郝也麟（Erling Hoh）合著的《茶的真实历史》（The True History of Tea）， 则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全面描述了茶的传播史。

　　在“敦煌学”及跨文化交流研究之外，梅维恒的重要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他不仅是《道德经》《庄子》和《孙子兵法》等重要典籍的英文译者，还出版了多部关于道教文本的研究，包括他主编的论文集《庄子论稿》（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 1983）。他还是《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1996）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1）的主编。《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摒弃传统朝代分期，按文体和主题分类编排，除诗词、小说、戏曲外，还收录了甲骨卜辞、佛教咒语（dhāranī）、民歌、通俗文学、书信、笑话、游记等多元文本，全面展现了三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学概貌。该书突破以文言精英文学为核心的经典范式，将长期受忽视的白话作品纳入其中。《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则以按体裁为线索梳理文学流变，并特设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女性文学及周边地区与海外华人文学专章；同时，它立足世界文明史与文学史视野，探讨了儒家、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通俗文化的冲击。该书导言“文人文化的起源与影响”提出：正是不同社会群体（汉人—非汉人、男性—女性）与不同语域（白话—文言）之间的对话，赋予了中国文学长久的生命力。随后的五十四章宏阔地展现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异质性，其全面程度确立了它在未来多年作为中国文学研究重要参考著作的地位。两部著作互为补充，为各类主题、体裁和文本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社会与宗教维度阐释。

　　对于语言学，梅先生同样怀着浓厚兴趣进行了深入探索。他1986年创办了学术期刊《汉学—柏拉图研究论集》（Sino-Platonic Papers），致力于考察中国、东亚和中亚的语言学与文学，并作为主笔一直坚持发表文章。在一篇开创性论文《近体诗格律的梵文起源》（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中，他与梅祖麟将形成于六世纪的“近体诗”复杂的声律与随佛教赞颂传入的梵文韵律联系起来，细致探讨了韵律原则如何在两种类型学上高度不同的语言之间传递，并具体展示了佛教与印度美学对中国文学形式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梅维恒先生还担任夏威夷大学出版社“ABC中文词典系列”总编辑，他以词典为载体，践行其学术主张：帮助大众认识、理解中文——中文不只是书面语言，同样也是鲜活的口头语言。

　　对于梅先生的治学风格，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曾这样描述：

　　梅维恒的思维堪称“敦煌式”的：精通多种语言，兼收并蓄，融合多种媒介与流派，既有通俗的底色，又有从所谓“边缘” 流向“中心”、再由“中心”回流至“边缘”的强劲脉动。他的思维中既有一个井然有序的“印—中”（Indo-Chinese）板块，也容纳了来自其他语言区域、以独特方式排列组合的各类素材。这是一种 “丝绸之路”式的思维，是一个互动、交流与交融汇聚的场域。

　　梅先生不仅学术成就超凡，为人也温文如玉、虚怀若谷，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令人敬仰。我与他初识于1997—2004年我在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读博期间，当时我在倪豪士教授（William H. Nienhauser）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佛教与中古早期志怪：刘义庆幽明录研究》，久闻梅先生是敦煌学大家，对佛教和中国文学也深有研究，因而遇到相关疑难，我便冒昧致信求教。而他总是回复迅速、有问必答，完全不摆大学者的架子。2014年，我的博士论文收入荷兰布雷尔（Brill）出版社《中国研究》系列丛书（China Studies）出版，在书中我诚挚地向他表达了谢意。2011年，我在圣·劳伦斯大学任教的第三年，我又冒昧邀请梅教授到校访问演讲。起初，对于能否请得动他我并无把握，没想到他欣然应允，不辞奔波前来做了一个有关茶史的讲座，并走进课堂与我的学生交流、共餐、答疑。后来我才知道，彼时他正深陷丧妻之痛。

　　2018年，我译注的刘义庆《幽明录》英译本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得到伊维德 (Wilt Idema)、杜志豪（Kenneth DeWoskin）等多位著名汉学家的赞许，梅先生亦在其中。彼时我跟梅先生提及，鲁迅纂辑的《唐宋传奇集》自1927年问世以来，屡经重印，风行华人世界近百年，但遗憾的是迄今没有英译本；我虽早有编译的想法，但因其卷帙浩繁，多达45篇，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料梅先生说这也是他长久的愿望，提议与我联合主编此书，令我大喜过望。梅先生早已是汉学界泰斗，而我仅有博士论文和两本译著（含与师妹王静合著合译的《宋代传奇导读》），我何德何能与梅先生联合主编？大概是察觉到我的顾虑，梅先生热情鼓励我说，只要是我对照原文审订过的译文，他都放心。这无疑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唐宋传奇集》英译本出版后，获得中西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顾钧在其《<唐宋传奇集>英文版管窥》一文中评价，该译本的出版，“无疑是国际鲁迅研究界以及整个汉学界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体现了英语世界几代学者的集体智慧”，“使鲁迅编选的唐宋传奇第一次有了完整的呈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何谷理（Robert E. Hegel）也指出：“这部集原文、译文和注释于一体的《唐宋传奇集》必将如鲁迅所愿，向世界各地的新一代学生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介绍唐宋时期作家们所进行的丰富多样的叙事实验。”

　　此后，我又有幸与梅先生合作主编了三本书。除本文开头提及的《中国古典悼亡诗与哀祭文选集》外，另两本分别是《明代传奇导读》（Ming Dynasty Tales: A Guided Reader, 2022）和由欧美中50多位学者撰稿的《Routledge 中国传统文学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2025）。原本我和梅先生计划在这四本书出版以后，再编写一部英文本《中国小说史》，如今这个合作是永远不可能了，但与他合作这些年的经历，让我终身受益。

　　梅维恒先生不仅是一位虚怀若谷的学者，更是一位备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他的三位学生曾在《学人》（Scholar）上这样写道：

　　梅老师的热情经常洋溢到课堂之中。……无需多言，课堂讨论既广泛又有趣（即便有时并不直接关涉研讨课主题）。

　　然而，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突出的，是我们在宾大求学岁月里所感受到的梅老师那令人难以置信、似乎永无止境的慷慨。除了把文章带到课堂上分给学生，他还会撰写长篇推荐信，帮助学生获得经费以完成学业或开展田野工作。而他对学生的关心并不会随着学生取得学位而终止。除了帮助我们找到好工作，梅老师还持续关注我们的研究，提供参考文献，并与我们分享他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无比庆幸，曾拥有这样一位无私的导师和宽厚的朋友。

　　在家里，梅维恒先生还是一位孝子、受人尊敬的兄长和长辈。他去世后，他的胞弟、曾与他合译《聊斋志异》节译本（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的梅丹理（Denis Mair）在脸书（Facebook）上写下如下这段深情的文字：

　　维克多（Victor）非常重视家庭。多年来，他几乎每年圣诞假期都会去西雅图探望那里的兄弟姐妹（他也同样频繁地去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探望那里的兄弟姐妹及侄辈亲属）。如果在参加会议的途中经过西雅图，即便不在节假日，他也会停留几晚。在这些探访期间，我们常一起研读并探讨《易经》的篇章，有时就在我姐姐家的苹果树下进行。我从小就很崇拜这位哥哥……作为同一家族中的亚洲研究学者，虽然我在诗歌和宗教思想领域并非专家，但我们探讨彼此研究方法的差异时，总能碰撞出有趣的火花。对于我的信件和电子邮件，他总是给予深思熟虑且见解独到的回复。我非常钦佩他那些雄心勃勃的长距离跑步计划——他在所谓的“跑步假期”中将全程分段完成，其中包括沿着“老30号公路”（Old Route 30）进行的横贯大陆的长跑。即便到了八十多岁，他依然坚持跑步。他生前曾计划进行一次长途徒步穿越山脉的旅行，路线是从瑞士的茨韦西门（Zweiswimmen，我们外曾祖父的出生地）到奥地利的普法芬霍芬（Pfaffenhoffen，我们父亲的出生地）。我曾梦想与他同行，如今我只希望能独自完成这段旅程，以此来纪念他。

　　2020年3月，我曾以新韵作七绝《赠梅维恒教授》一首，姑抄录于此以结束此文：

　　语谂法英华日梵，业精释道史诗文。

　　学通欧亚孰能比？八斗高才集一身。

　　哲人已逝，典型犹存。

　　梅先生安息吧！

　　2026年7月20日完稿于纽约波茨坦临河轩

　　（作者为美国圣·劳伦斯大学世界语言文化传媒系终身教授、亚洲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