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9月30日 Wed

三部现象级电影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论、认识论与方法论

——在202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中华读书报》(2026年09月30日 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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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版:国际文化
中华读书报 2026年09月30日 Wed
2026年09月30日

三部现象级电影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论、认识论与方法论

——在202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亲爱的2026级新同学们,各位同事:

  大家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向74名硕士和博士新生致以最诚挚、最热烈的欢迎!恭喜你们经过层层选拔,成为这所“以理性为底色、以在地为课堂、以世界为考卷、以服务为宗旨、以为国为使命”的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进入新角色,我想从暑期档的三部现象级电影谈起——《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以及《牛来》。在我看来,这三部作品所提供的启示恰好对应了区域国别学人精神世界的三重底座。

  先来说说《欢迎来龙餐馆》。我特意把《欢迎来龙餐馆》放在第一个来讲,是因为这个“为了谁”的问题,是我们做一切学问之前必须首先回答的根本问题。

  这部口碑票房双丰收的电影,讲了一个看似朴素的故事:一位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在战火纷飞中经营一家“龙餐馆”,面对生存与道义,最终用一碗热饭温暖了乱世中的人心。片中那句反复出现的叮嘱“好好吃饭”四个字,在我看来,道尽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终极归宿。

  我们研究他国,研究异文化,研究全球治理的宏大命题,最终不就是要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好好吃饭”,让他国的百姓在国际失序中感受到来自东方的温暖与善意吗?

  我们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全球南方的社会发展,研究大国博弈中的小国生存智慧,其核心逻辑与“龙餐馆”如出一辙——要在尊重差异、理解异质文明的基础上,寻找共通的人性价值,搭建中国与世界彼此联通的知识桥梁。

  我们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句空洞的外交辞令。在区域国别学的语境下,它要求我们在做研究时,要把对象国的人民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而不是当作书中的“案例”或“变量”。我们要关注他们的生计、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梦想。正如美食之所以能跨越国界,是因为它抵达了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共性;我们生产的区域国别知识,也要能够抵达这种共情。以人为中心,是区域国别学人首先要确立的价值坐标,是把学问做在世界大地上的最终旨归。

  龙餐馆最珍贵的品质,是它始终开着,始终有人值守。区域国别学者最独特的精神气质,就是“驻在”——不是被动停留,而是通过长期、具体的行动,在一个本不属于你的地方建立起可以被持续验证的存在和贡献。

  确定了“为了谁”之后,紧接着的问题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诺兰导演的《奥德赛》给了我们一个反面警示。

  不可否认,这是一部杰作。诺兰用IMAX实拍手法,将三千年的荷马史诗重塑为一场视听盛宴。但作为一个区域国别研究者,我从这部宏大叙事中读出了一丝需要警惕的意味。因为诺兰镜头下的奥德修斯,是一个在技术奇观中被无限放大个体意志的“现代英雄”。大海被他转化为征服的对象,异乡被他简化为返乡途中的关卡,整个地中海世界沦为英雄主体性展开的背景板。

  巧合的是,就在近日,我在《上海书评》上读到古典学领域著名学者高峰枫教授的一篇妙文。他以一个极具想象力的设定——让荷马本人穿越到当代,就诺兰的电影接受“原作者审片”——展开了一场充满智性愉悦的虚构对话。高峰枫教授的这篇文字,其精妙之处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复杂性的绝妙示范——连原作者荷马对本人的作品改编都抱持着如此矛盾、开放而自嘲的态度。这恰恰揭示了区域国别研究最根本的逻辑起点:承认复杂性。

  我们很多时候也像诺兰版的奥德修斯一样,怀揣着自带优越感的“文明行囊”进入异域,急于用熟悉的理论框架去征服陌生的田野,急于将复杂的在地经验抽象为几组变量或几个模型,然后心满意足地“返乡”——发表一篇看似漂亮的论文、提交一份貌似周全的报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恰恰忽视了区域国别研究最核心、最珍贵的品质,那就是对复杂性的承认和敬畏。

  真正的区域国别学,需要我们承认每一个被我们凝视的区域、每一个被我们书写的国度,都是一个独立、自洽、充满内在张力且拒绝被简单归类的生命体。如果我们把某个国家简单地定义为“民主样板”或“失败国家”,将某种文化粗暴地贴上“激进”或“保守”的标签,将某段历史生硬地塞进“现代化”或“依附”的单线叙事,那么我们生产的就不是知识,而是偏见;我们做的就不是学术,而是推广。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搁置那种“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的傲慢,转而进入一种“我倾听,我理解,我共情”的谦卑姿态。细节是魔鬼,也是神明。只有在对无数个细节的耐心爬梳中,我们才能逼近那个永远无法被完全把握的“真实”。

  承认复杂性,是在明确“为了谁”之后,进入区域国别研究真实场景之前必须完成的认识论转向。没有这个转向,我们就会把活生生的研究对象简化为冰冷的变量,从而背离以人为中心的初心,一切努力都可能南辕北辙。

  有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论坐标,有了“承认复杂性”的认识论起点,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牛来》给出了回答。

  《牛来》的创作者没有算计市场,没有迎合主流,只是凭借一腔近乎偏执的热情,用五年时间,一帧一帧地“手搓”出了这部作品。整部影片十二万三千四百八十帧,平均每天完成三秒。在AI可以一键生成六十帧超高清画面的时代,这种工作方式近乎一种自我惩罚。有评论说得好:正是这种“近乎宗教仪式般的、平庸的、重复的、不问结果的奉献”,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这不是创作,这是修行。”

  这句话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中国从来不缺聪明人。但聪明人太多的地方,往往也意味着走捷径的人太多。而走捷径的本质,就是回避真正的困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说过:在信息丰富的世界里,唯一稀缺的资源就是人类的注意力。2026年的今天,这句话的含义已被推向极致。能够将注意力持续、稳定、深入地投注在一个问题上——哪怕那个问题在旁人看来无关紧要、无法快速产出——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能力。

  这就是坚守长期主义的含义——它不仅是态度,更是方法论,是在数智时代更值得遵循的基本路径,也是建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选择。《牛来》的创作者用五年时间锁定在一帧一帧的画面之上,不问结果,只是做。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知识积累还不足以支撑起一座巍峨的理论大厦,我们的田野往往遥远而陌生。面对外部的喧嚣和内部的焦虑,我们要有坐冷板凳的觉悟,要像那只小牛一样,在看似荒芜的学术田野里,一头扎下去,哪怕动作笨拙,哪怕进展缓慢,也要扎扎实实地进行国别知识的深描,一点一滴地积累“地方性知识”。

  以上三部分,我分别以“以人为中心”“承认复杂性”“坚守长期”逐层展开。它们不是三个并列的品质,而是构成区域国别学人完整精神世界的三个哲学维度:

  以人为中心是价值论。我们为什么要在遥远的田野中忍受寂寞?为什么要在一堆档案中逐字爬梳?最终是为了让学问回到人——回到那些被我们研究的、活生生的人,回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回到“好好吃饭”这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愿望。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我们的研究可能最终会沦为精致的学术游戏。

  承认复杂性是认识论。没有这个起点,后面的长期主义可能是在错误方向上的固执,以人为中心也可能沦为另一种简化论的标签。正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每个社会都是充满内在张力的生命体,我们才需要谦卑地进入、耐心地倾听。

  坚守长期主义是方法论。长期主义不是盲目的固执,而是在正确价值论和认识论指引下的持续投入。如果缺乏长期主义的定力,你就会在复杂性面前退缩,转而去寻找那些简单快捷的“学术捷径”。正是因为复杂的东西无法速成,长期主义的坚守才成为唯一可靠的路径,以人为中心的学问更需要长期的田野积累才能兑现。

  三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没有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论,承认复杂性会沦为虚无的观望,坚守长期会变成盲目的固执;没有承认复杂的认识论,以人为中心会退化为空洞的口号,坚守长期会变成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坚守长期的方法论,以人为中心和承认复杂都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永远无法兑现为真实的知识贡献。

  研究院提出“多语种+”“AHG+”,强调“跨、通、融”,本质上都是在训练这三种能力的统一——以人为中心帮你确立价值方向,跨学科视野帮你承认复杂性,田野行动让你坚守长期。

  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要坚守,但不要等待“牛来”。时间不会自动替你读书、做田野、学语言、写论文。你必须亲自进入时间。研究院把课程、田野、智库作为育人的三个课堂。希望大家从一个具体问题做起,把课堂上学到的方法带到田野,再把发现写成回应国家和上海发展需要的研究成果。

  同学们,你们不必急着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真实的成长常常来自缓慢、重复、协作与承担。愿你们在生命的奥德赛时期,以以人为中心为归宿,以承认复杂性为起点,以坚守长期为路径,“把学问做在世界的大地上”——这是我们的院训,也是我们毕生的修行。

  谢谢大家!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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