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为何不再归乡

　　今天的读者很容易把奥德修斯看成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探索者。但荷马的《奥德赛》真正朝向的却是漂泊的结束。奥德修斯在第十三卷便已返回伊塔卡，此后近一半篇幅写他归家后如何重新成为丈夫、父亲、儿子和国王。一个以归乡（nostos）为目的的英雄，为什么在后世文学中逐渐变成了不断驶向未知世界的人？其中有两个转折特别关键。其一，但丁在《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歌中改写了奥德修斯的结局，让求知和阅历世界的热情压倒了归乡；其二，十九世纪英国诗人丁尼生又让已经回到伊塔卡的奥德修斯重新出海，把不断探索书写成一种英雄的生活方式。由此，奥德修斯逐渐获得了现代面貌：归乡不再被看作人生的完成，不断获得经验、认识世界和塑造自我，开始被赋予更高的价值。

　　荷马的奥德修斯：归乡与身份的恢复

　　如果只看《奥德赛》中最著名的片段，奥德修斯很容易被看成一个天生的冒险者：独眼巨人的洞穴，塞壬的歌声，冥府游历，喀耳刻的海岛。但这些经历并不是一场事先安排的世界探索。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他虽然一再偏离航线，但目标始终是返回伊塔卡。十年的漂泊属于归乡（nostos）的过程，并不以不断增加经验为目的。

　　奥德修斯滞留卡吕普索海岛的一段最能说明这一点。女神许诺给他安逸的生活，甚至长生不死。奥德修斯承认，他的凡人妻子佩涅洛佩的容貌无法与不老的女神相比，但他仍然“每天怀念我的故土，渴望返回家园，见到归返那一天”。他不只是在女神与凡人妻子之间作出选择，也是在两种生活之间作出选择。卡吕普索的海岛使他脱离凡人的时间和社会关系；佩涅洛佩则与婚姻、土地和家园相连。威廉·贝德尔·斯坦福（W. B. Stanford）指出，荷马始终把“对家园的爱”写成奥德修斯“占支配地位的欲望”。佩涅洛佩处在他的情感中心，不仅因为她本人值得被爱，也因为她代表着奥德修斯在伊塔卡“正常生活的整个肌理”。斯坦福因此把《奥德赛》的基本方向概括为“向内的、归家的、朝向正常生活的”。史诗虽然用大部分篇幅写漂泊，决定其方向的仍是归乡。

　　归乡不只是回到伊塔卡。奥德修斯在第十三卷已经踏上故土，此后还有十二卷写他如何恢复因二十年离别而中断的关系。忒勒马科斯要重新确认父亲，老保姆欧律克勒娅通过伤疤认出主人，老犬阿尔戈斯在临死前也认出了他；佩涅洛佩必须决定是否重新接纳眼前这个陌生而衰老的男人，拉厄耳忒斯最后也要重新认出自己的儿子。这些辨认说明，奥德修斯不能只凭自己的宣告恢复原来的身份，还要重新得到社会性关系的确认和接受。

　　第二十三卷中的婚床把这一点写得最为清楚。佩涅洛佩作出最后的试探，故意命人把婚床搬出卧房，奥德修斯立即指出这是不可能的：他当年以一棵仍然扎根地下的橄榄树作为床柱，又在婚床周围建造卧房。布鲁诺·柯里（Bruno Currie）指出，这一场相认的意义不只在于确认眼前的人是不是奥德修斯，也在于佩涅洛佩是否重新接纳他为丈夫，中断二十年的夫妻关系能否恢复。婚床的稳固同时具有实际和象征意义：它固定在土地上，也使奥德修斯作为丈夫的身份与婚姻、家宅和伊塔卡联系在一起。

　　第二十四卷的果园又补上了父子相认这一环。面对拉厄耳忒斯的怀疑，奥德修斯一一说出父亲当年送给自己的果树。这些树木能够成为凭证，不只因为他记得树木的种类和数目，也因为父子二人共同记得赠送果树的往事。婚床确认了奥德修斯与佩涅洛佩共同建立的婚姻，果园则把他重新接回父子关系和家族延续之中。归乡因此有了十分具体的内容：奥德修斯重新成为佩涅洛佩的丈夫、忒勒马科斯的父亲、拉厄耳忒斯的儿子和伊塔卡的国王。在荷马这里，一个人的身份不只取决于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也取决于他与他人已经建立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带来的责任。

　　这不等于荷马的奥德修斯没有好奇心。他进入独眼巨人的洞穴，是想看看洞穴的主人；面对塞壬，他也坚持亲耳听见她们的歌声。这种好奇心使他愿意冒险，探索陌生世界，但没有改变他返回伊塔卡的目标。

　　但丁的奥德修斯：放弃归乡

　　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歌来到地狱第八圈第八沟，这里通常是惩罚“欺诈性劝谏者”的地方。奥德修斯与狄俄墨得斯被包裹在同一团分叉的火焰中，因共同实施木马计等欺诈而受罚。但丁让奥德修斯在火焰中讲述了一段荷马不曾描写过的最后航程。

　　《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离开喀耳刻以后继续返乡，但丁却让他作出另一种选择：奥德修斯说，对儿子的慈爱、对老父的孝心，以及“本应使佩涅洛佩幸福的、所欠的爱”，都不能战胜自己“阅历世界、体验人的罪恶和价值”的热情。当船驶至赫拉克勒斯之柱时，他们来到传说中人类不应越过的界限。奥德修斯劝说已经年老的同伴继续向西：“细想一想你们的来源吧：你们生来不是为了像兽类一般活着，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于是，他们以船桨为翅膀，开始奥德修斯所谓的“疯狂的飞行”。五个月后，远方出现一座高山，旋风随即卷起，船只翻覆，所有人沉入海中。

　　但丁没有凭空创造一个求知的奥德修斯，他改变的是好奇心、求知与归乡之间原有的次序。斯坦福用“向心”与“离心”概括但丁对荷马的改写。荷马的奥德修斯始终朝向家园，但丁的奥德修斯却驶离伊塔卡。斯坦福把但丁的奥德修斯称为“雅努斯式”的人物：一张面孔仍属于拉丁传统中危险而欺诈的希腊人，另一张面孔已经朝向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

　　艾莉森·科尼什（Alison Cornish）特别注意到，但丁把对佩涅洛佩的爱称作“所欠的爱”（debito amore）。“欠”表明爱不只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感情，也包含已经承担的责任。因此奥德修斯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善恶选择：知识和德性值得追求，亲情、婚姻和责任也有各自的价值，而他的选择则是把尚未获得的知识和经验置于已经承担的家庭关系之上。

　　但丁的奥德修斯还想通过“阅历世界”认识“人的罪恶和价值”。科尼什指出，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奥德修斯想要认识人的罪恶和价值，但他的船越向前航行，便越远离有人居住的地方，最后驶向“太阳背后的无人的世界”。何况见过更多地方、知道更多事情，可以增加他对世界的了解，却不能替他决定什么是善、什么值得追求，也不能成为置对家人的“所欠之爱”于一旁的理由。

　　“追求美德和知识”的演说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这句话本身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奥德修斯用它把个人的愿望变成同伴共同的使命，说服同伴接受他的选择，最终与他一同葬身深海。这最后一次航行是否构成奥德修斯受罚的直接原因，研究者仍有争议；但第二十六歌首先列举的是他与狄俄墨得斯共同犯下的欺诈。因此但丁把这段演说安排在欺诈者的火焰中，使它不能只被读作一篇求知宣言。这并不表明但丁反对求知，因为《神曲》本身就是一次超出凡人经验的旅行，诗中的但丁最终也抵达了奥德修斯死前已经望见的炼狱山。

　　因此，但丁对奥德修斯的态度很难归结为赞美或谴责。奥德修斯身处地狱，航行被称为“疯狂的飞行”，最后全体覆没；但他的演说又有难以否认的感召力。但丁没有把他写成现代意义上的正面英雄，也没有抹去求知和远航的吸引力。这个人物仍然受到审判，却已经显露出后世探索英雄的面貌。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航海者开始对这个人物作出新的解释。皮耶罗·博伊塔尼（Piero Boitani）指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描述自己进入南半球的航行时，曾引用《地狱篇》第二十六歌中关于“无人的世界”的诗句，又以自己见到的大陆和居民修正但丁的地理想象。博伊塔尼借用布鲁诺·纳尔迪（Bruno Nardi）的说法，称但丁仿佛已经“发现了发现者”。这不是说但丁预言了地理大发现，而是说明，原来以沉船告终的航行，后来已经可以被理解为发现世界、追求知识和扩大人类活动范围的象征。不过，韦斯普奇到达的地方并非真正“无人”，那里早已有自己的居民、历史和生活。所谓“新世界”，是对欧洲航海者而言的“新”。但丁笔下的奥德修斯既离开家庭，也驶出当时欧洲人所知的世界；文艺复兴时期的接受所放大的，正是他越过已知边界、驶向未知世界的一面。

　　丁尼生的奥德修斯：归乡后再度远航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33年写下《尤利西斯》，1842年发表。诗中的奥德修斯已经回到伊塔卡，重新成为国王；佩涅洛佩仍在身边，忒勒马科斯也已长大。但这一切并不能使他满足。他坐在“寂静的炉火”旁，把佩涅洛佩称为“年老的妻子”，把自己的臣民称为只会“囤积、睡眠和进食”的“野蛮民族”。荷马笔下的归宿，在丁尼生这里却成了停滞的生活。

　　这首诗写于丁尼生最亲密的朋友阿瑟·哈勒姆突然去世之后。丁尼生后来回忆，诗中表达了自己必须继续向前、面对人生斗争的感受。奥德修斯拒绝停息的意志，寄托着诗人抵抗哀伤的愿望。不过，《尤利西斯》虽采用戏剧独白的形式，诗中的奥德修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丁尼生。奥德修斯的言辞表达了他继续生活的勇气，却也带着他对妻子、臣民和日常生活的轻视。

　　斯坦福指出，丁尼生沿用了荷马提供的人物和场景，但这个奥德修斯更接近但丁笔下那个渴望继续远航的人物，只不过但丁的奥德修斯没有回到伊塔卡，而丁尼生的奥德修斯虽已归来，却仍然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应在这里结束。在解释自己为何不能停下时，奥德修斯说自己曾“怀着饥渴的心”漂泊，见过的不同城市、民族、风俗和政府，已成为他“所遇见的一切的一部分；然而全部经验又像一道拱门，尚未游历的世界从那里闪光”。他强调了经验对人的改变，走得越远，看见的未知世界也越大。已有的经验不会使他满足，反而成为继续探索的理由。因此，他把停留比作“生锈”，把行动比作在使用中“发光”，还要“追随知识，如同追随一颗沉落的星，越过人类思想最遥远的边界”。博伊塔尼指出，探索不再只是获得知识的手段，也成为奥德修斯维持生活意志的方式。“尚未游历的世界”吸引他前进，也使他的追求没有终点。

　　忒勒马科斯一段进一步说明奥德修斯如何看待远航与治理。奥德修斯称赞儿子有“谨慎耐心”，能够治理人民，使“粗野的民族”服从于“有用和善”，随后说道：“他做他的工作，我做我的工作。”这似乎承认父子各有适合自己的生活。但奥德修斯把儿子的事务称为“日常职责”，把自己的远航称为“崇高的事业”，两种工作并未得到同等的评价。

　　奥德修斯所说的“我的工作”，在诗的最后一部分被写成斗志昂扬的远航。他转向昔日的水手：“来吧，朋友们，探寻一个更新的世界，现在还不算太晚。”他们将驶向日落的彼方，直到死亡。这一幕重现了《地狱篇》第二十六歌的场景，但在但丁那里，沉船是越界的结局；而在丁尼生这里，死亡成了英雄主动接受的风险。远航的意义不再取决于能否成功，而在于他们仍然选择行动——“在终点前我们还能做一番崇高的事业，使我们配称为与神斗争的人。”全诗最后写道：“我们仍然是我们——具有同样气质的英雄之心，虽被时间和命运削弱，意志依然坚强：奋斗、探索、寻求，而不屈服。”这几行后来广为传诵，常被当作鼓舞人心的格言。

　　斯坦福把这首诗概括为“但丁式的求知欲与英国航海传奇中的冒险勇气的混合”。丁尼生写作《尤利西斯》时，英国已经拥有广大的海外领地，海军、贸易和殖民活动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并仍在扩张。诗中的远航、知识和“更新的世界”，很容易与这一背景联系起来，但把分布各地、制度不同的殖民地统一解释为英国的民族事业和“文明使命”，主要是十九世纪后半叶逐渐形成的观念。因此，马修·罗林森（Matthew Rowlinson）主张把《尤利西斯》放在帝国主义的“前史”中理解。

　　诗中的一些措辞说明它为什么容易被后来的帝国文化接受。奥德修斯称伊塔卡人为“野蛮民族”，忒勒马科斯又要使他们服从于“有用和善”。这些词把人划分为野蛮与文明，并以说话者自己的标准判断和治理他们。奥德修斯向外寻找“更新的世界”，忒勒马科斯则留在伊塔卡治理人民；这组说法把向外远航与内部教化并置在一起。罗林森同时指出，这不能证明丁尼生有意写作一篇帝国主义寓言，诗的帝国意义也是在后来的传播中逐渐形成。十九世纪后期，“奋斗、探索、寻求，而不屈服”进入学校教育、公共纪念和殖民地文化传播，除了表示个人面对逆境的勇气，也被用来表达民族进取和海外开拓的精神。丁尼生改变了但丁式远航的感情色彩：在但丁那里仍受审判的远航，到了丁尼生笔下成为勇气、求知和生命力的表现，不断探索本身获得了英雄色彩，现代奥德修斯的形象由此基本定型。

　　现代奥德修斯的力量与限度

　　十九世纪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回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曾用“个人的发展”和“世界与人的发现”概括带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变化。这种分期今天看来过于整齐，却指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联系：人在旅行、观察和新的经验中重新认识自己，个人意识的增强也可能促使人走出既有生活，寻找更广阔的世界。

　　奥德修斯的现代变形也可以从这里理解。在荷马那里，探索和求知服从于归乡；到了但丁和丁尼生笔下，它们逐渐获得了改变人生方向的力量。这种变化有其积极意义。人不必完全由出身、传统和既有身份决定，可以在知识、行动以及与陌生世界的接触中改变自己；向外探索也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使不同的人群和生活方式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

　　但是，当不断获得新的经验被视为高于已有生活时，问题也随之出现：人可能越来越难承认一段生活已经完成。由于婚姻、家庭、治理和照料并不总能像远航那样提供新奇经验，因此也就容易被看作平庸的日常。人获得了改变自己的自由，却可能把已经作出的承诺和承担的责任看成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人对世界的态度中。欧洲航海者把早已有居民、历史和名称的土地称为“新世界”；后来的殖民和帝国文化，又常常用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划分不同的人群。但尚未被欧洲人认识，并不等于从来不为人所知。

　　一个始终认为自己尚未完成的人，需要世界不断提供新的经验；一个被看作等待发现和改造的世界，又会使向外扩张显得正当。两者相互推动，但这种关系并不必然通向占有和帝国。问题在于，当探索本身被当作最高价值，远方的人和土地便容易成为探索者实现自己的工具。因此，需要反思的不是求知和远航本身，而是当它们被置于已经承担的责任和他人的生活之上时，会带来什么后果。现代奥德修斯的力量在于打开新的可能，他的限度也由此显现：新的可能不能取消已经承担的责任，对世界的认识也不能成为占有和支配世界的理由。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