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读本”与“浅近文言”

　　在清末学制颁布之前的数年间，蒙学用书体式迅速转换，戊戌以前零星识字书、文法书、歌诀韵语萌发的状态，一变而为多种“蒙学读本”竞争的格局。（《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陆胤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当初曾断言“迄今发现唯一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途径是通过认真学习经书”的美国传教士潘慎文，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为王亨统的《绘图蒙学课本》作序，已难掩其夸张的口气：

　　突如其来地，我们发现空气中弥漫着关于教授中文读写新途径的议论。有关学习中文新教法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其数量还在增加。本地报纸上到处都是教授这种新教法的新书广告，教师们亦早已困扰于这个领域丰富芜杂所带来的尴尬。

　　潘慎文作序当时可能寓目的“新教法”课本，至少有《蒙学报》所载“读本书”（1897年以降）、南洋公学《蒙学课本》（1898）及《新订蒙学课本》（1901）、王亨统《绘图蒙学课本》（1901以降）四种；稍后又出现了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1902）及杜亚泉《绘图文学初阶》（1902）两种产生较大影响者。这还不算当时新出的各种字课图说、新学歌诀、尺牍指南、文法教科书等专题教本。

　　清末南洋公学发端于上海，正是新式学堂框架下中文教育兴起的产物。光绪二十二年（1896）沪绅何嗣焜参观天津北洋大学堂，发现该校学生中精通中文者寥寥，回沪后即建议盛宣怀另办南洋公学，总体目的与北洋相同，而附加熟习中文的条件。据南洋公学早期监院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回忆，何嗣焜办公学的理想是：“这所学院应当针对文士阶层的子弟，使其获得近代学科训练，而学生亦能够运用练达的中国文言（a good style of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从而使近代学科成为中国文士生活（literary life）的组成部分。”由此可知，南洋公学始创者强调学生要能运用“练达的中国文言”表达新思想，最终目的还在于使“近代学科”进入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与此同时，亦约束了新式学堂中文教育的文体，要求其必须适应文士大夫既有的书写习惯，即仍以当世读书社会通行的文言为主。

　　南洋公学设立师范的同时，“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之法，别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另设“外院”；针对外院生识字读书的需要，先后编辑了《蒙学课本》和《新订蒙学课本》。关于此二书的版本、编者与印行时间，以往教育史、出版史论述多有混淆，近年经专业研究者梳理，方才渐趋明晰：《蒙学课本》分二卷，出自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入学的头班师范生陈懋治、沈庆鸿等，现有光绪二十五、二十七年的第二、三版存世；《新订蒙学课本》分三编，光绪二十七年间编定出版，编纂者是同为南洋师范生的朱树人。至于众说纷纭的《蒙学课本》初版，则未必如前人著录在光绪二十三年，更多证据显示该书最可能在光绪二十四年问世。其时已在《蒙学报·读本书》行世以后。但南洋公学两种《蒙学课本》均源自教学实践的要求，有可能填充《蒙学报》凭空编纂的缺憾。

　　早出的二卷本《蒙学课本》曾被认为取材过深，不适初学。实则不仅当时南洋公学外院生皆已粗具文字能力，早期《蒙学报》上“读本书”与“识字法”分列的体例更表明：“读本书”本来就对应于初学识字之后的阶段，未必能用后来统合识字、读书、作文的“国文教科书”体式来要求。《蒙学课本》课文采取了与《蒙学报》第9册以后“读本书”类似的生字加文段形式，生字下偶尔附注关于字类、字义、用法的说明，但课文未加断句，亦不附图；至下卷则文段加长，增添课题与设问。全书题材涉及日用杂语、读书生活、人物事迹、格致百科、西法制造等诸多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对近代国族观念、进化学说的阐释。与社会进化论有关的内容，从一开始就渗透在《蒙学课本》的课文中。如第十四、十七、二十二、三十七课便分别从宫室、用具、衣服、文字四方面，反复论证“古今风俗自质而文，盖万事皆然”“天下各国皆然”的道理；第七十三、一百六课更分别阐述“群学”的重要性，与同时期严复、梁启超等人对西方社会学的介绍相呼应。第一百三十课援引严译《天演论》及五大人种区分，更与此前宣扬国家（第三十九课）、爱国（第七十二、一百七课）、国耻（第一百九课）意识的诸课文相表里，突显新学说背后的种族危机意识。

　　相比之下，光绪二十七年重编的《新订蒙学课本》兼具初学识字功能，更注意由浅入深的次第。新订本开卷首列“字类略式”，介绍《马氏文通》九大字类，并按其分类编排课文，其实重在识字：“非欲执童子而语以文规（语法规则）也。”每编卷首都有“编辑大意”，编者朱树人的文体意识在其中多有流露。如初编第一条云：“是编专取习见习闻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似乎主张俗语启蒙；但旋即提到中国言文分离的现状，则不得不退求“文语同次”“文俗同声”的境界：

　　我国文字、语言离为二物，识字之所以难也。其文序与语次相歧者，（原注：如云“以物与人”，此文、语相同者也；若变曰“与人以物”，则文、语不同矣。）童子尤难领悟。是编专取文语同次者。凡倒装句法，及文中所有、语中所无之字，概不阑入。

　　所谓“文语同次”，即排斥倒装等古文独有的句式，尽量采用文白相通的语序句法，在使古文平易化、谈话化的同时，亦含有俗语向书面语靠拢的要求。而在用字层面，时人更有“文俗同声”的意见，主张让儿童先识方言中“文读”“白读”同声通用之字。至二编程度加深，朱树人更注明：“凡近世新物及文俗通用之字，概用俗名，过俗者不录。仍就所知，各注文俗之名于下，然不能悉也。”换句话说，俗名虽然优先成为正文，但“过俗者”却有可能遭到淘汰。如二编第三十九课“什器”（课题下注“杂字”），课文中“几案”“筯”“勺”均可谓“文中所有，语中所无”之字，其下则分别注有“俗曰桌”“俗曰筷”“俗曰汤瓢”等。不过，无论是朱树人的“文语同次”，还是时人主张的“文俗同声”，最终都要引向“文”“语”分离的深文理。《新订蒙学课本》三编“编辑大意”即直接申明：“前编凡文、语异次之字，概不录入，是编不拘斯例。”

　　《新订蒙学课本》在文白、雅俗之间的选择，非但取决于“我国文字、语言离为二物”的现实，更与其取法的范本有关。此前已有《蒙学报》引进日式“读本书”。但对于沪上新式学堂的学子而言，更熟悉的先例还属当时洋场上流行的各种西文读本。戊戌以前，传教士艾约瑟就曾在其所著《西学略述》的“训蒙”卷中，详细介绍泰西“启蒙读本”的体例：

　　凡泰西新出之拆习字母诸书，作者原取便于训蒙，故皆必以一言仅合以二字母即可成一物名为始，继乃读以三字母合一物名之言，而其物之若禽若兽皆即仿图刻印……嗣而一言成为物名之字母，渐由四而五而六，以次递加。其间仿绘物形，即物成章之文，皆同上式。又间有歌诗，或为可信口而吟，或以之称颂上帝，或畅言草木，或详诵禽鱼。至于此书分有五六等第，其所选诗文，类皆名家著述，以是教授幼童，可使于嬉戏之年已多识成人之语也。

　　无论是“仿绘物形”，还是选录“名家著述”，南洋公学外院的前后两种课本都逊色于《蒙学报·读本书》。然而，《新订蒙学课本》主张连字缀句之法：“先联平立之两名字（天地、日月），次联不并立之两名字（人身、牛毛），先两字，次三字、四字，则几乎成句矣，至九字、十字则接句而成文矣，……由十数字至三四十字，则皆成片断矣。”按照学程进展，循序渐进地分布词汇、课文的字数，却是《蒙学报·读本书》未能体现的构思，很可能直接得自泰西启蒙读本。

　　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钟天纬创办的上海三等学堂已编译英国殖民地用《印度读本》（Indian Readers）为《英文初级读本》，介绍“西人课童咸以泼拉买（Primer）并理窦（Readers）五集为首”，并提到近年来《印度读本》“广行中土，学英文者莫不由此入门”的风尚。清末《印度读本》更为畅销的译本，却是同时期谢洪赉编译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系列。光绪二十七年，谢洪赉在《普通学报》发表《论英文读本》一文，不仅揭橥“读本者，文语教育之中枢”为宗旨，更概述包括《印度读本》《东方读本》（New Oriental Readers）、《官学读本》（Royal Readers）等在内的十种英文读本，特别强调这些“读本”分集递进的结构：“初、二、三集皆编者自著，语多浅近；四集略采成书，五集多摘名作，文理颇进；高等则纯集名人诗文，阳刚阴柔，笔力悉备，盖中土诗文选本类也。”此种由浅入深、由实用而“文理”的分编体制，对稍后新式蒙学读本和国文教科书体例的确立，实有深远影响。

　　《新订蒙学课本》初编“编辑大意”明确指出：“泰西之有读本，为科学之管钥，亦笔札之资粮。”大量选录科学短文，不仅是《蒙学报》后期选文的特色，亦体现于早出的二卷本《蒙学课本》，算不得新奇。但书札课程的确立，却是《新订蒙学课本》得自泰西读本的一大创造：“是编于笔札通用之文字，雅俗兼采，惟俚俗不能入文者，则屏不录。”对照同书“文俗同声”“文语同次”等用字、句法层面的规定，不难发现《新订蒙学课本》别择文体的通则，是在沟通文白的同时，排除“过文”或“过俗”者入文。应用性极强的“启告便函”“询问便函”“招游便函”等，往往先示以信函当用何种称谓，次及信函功能，再举其样式。例文不仅通篇文言，采用“福安”“金安”“文祺”等传统书札问候语，更保留了抬头、空格、偏写等示敬格式。至三编课文出现“劝学英语卒业”“求介入青年会书”“谋游学外国书”等涉及新学的尺牍，文体却一仍旧式。书札课程的重点并非书信内容，而是当世通行的尺牍格套。《新订蒙学课本》借鉴泰西读本载录笔札体例的同时，对古已有之的尺牍指南书亦多有承袭。着眼于应世实用的功能定位，反而使其书札文体更为程式化：学生只需依式套用，更换姓名、事由等具体内容，即可成一篇流畅的书信。

　　《新订蒙学课本》课文受“泰西读本”影响的另一侧面，在于设拟虚构的运用：“凡所捃拾，大半译自西书，略加点窜。间有出自臆撰者，远仿凭虚亡是之体，近师西人用稗说体编小学书之例，意主启发，勿疑为私造典故也。”其实，此类模仿小说家言进行设拟的文体，更多体现在新订本三编对旧本《蒙学课本》的改写之中。在《新订蒙学课本》三编总共130篇课文中，取自二卷本《蒙学课本》者至少有58课。从细微的文字润色，到大段的归并、删节、补充，新订本改写旧本课文，有三种方式值得注意：一是照顾本国风俗，如旧本“酿葡萄酒法”变为“酿陈酒略法”，“制萝卜糖法”并入中国人更习见的“制蔗糖略法”之类。第二种方式，即是添加虚构的故事框架，试比较“作茧成蛾”一课：

　　童子在塾中。如蚕之缚于茧中也。不亦苦乎。然蚕不缚于茧。不能成蛾。童子不入塾。不能成人。（《蒙学课本》卷一）

　　某童性不好学。深以在塾为苦。童蓄数蚕为玩具。一日见其作茧。笑而语之曰。尔辈作茧自缚。何自苦也。蚕答曰。我辈岂好作无益耶。所以自缚者。求成蛾尔。未几。蚕生翼出茧。已化为蛾矣。故蚕不自缚。不能成茧。童子不入塾。不能成人。诸生其毋以在塾为苦也。（《新订蒙学课本》三编）

　　原本寥寥数句简单教训，到新订本中已变为童子与蚕对话的生动故事。第三种方式则是在搬用原课文的同时，添加照应、补充其内容的新课文。旧本《蒙学课本》中原不无采用寓言或设拟口气的课文，但多数课题仍保留了与当时格致类书刊类似的陈述口吻。如其卷一关于金、银、铜、铁、锡、土等物质元素的各课，卷二对天文学、全体学、饮食卫生知识的集中介绍等。旧本卷一第五十课内容为“释铁”，述铁的分类与物理属性，被新订本三编第四十八课全文挪用。新订本在原课文后，更插入设拟“张君”携子参观铁政局的两课内容，使相关知识在父子对话中得以巩固扩充。类似的体式变化，仍在“文言”范围之内，但其影响于接受知识的方式，意义并不下于文白雅俗之间的挪移。

　　南洋公学师范生的编书实践，在清末蒙学用书从识字、文法教本向综合教科书转变的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光绪二十七年，王亨统编《绘图蒙学课本》首、二集问世；次年（1902）起，杜亚泉编《绘图文学初阶》亦次第出版。在增添“绘图”等新因素的同时，二者都体现了南洋课本的持续影响力。作为商务印书馆最早编印的中文教科书，杜编采用“初阶”“进阶”递进模式，当亦得自《华英初阶》等英文读本的启发；而其课文内容，则往往直接取自新、旧两版南洋《蒙学课本》。王亨统执教于教会系统的杭州育英书院，所编蒙书亦模仿英文读本，分为“捷径”（primer）与“课本”（readers）两个系列，标榜“采用外国教法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由于王氏已编有配套的《绘图蒙学捷径》作为“披阅新闻纸与各种‘浅文理’之书”的导引，《绘图蒙学课本》的起始程度较深，课文取自“救世圣道”“天文地理”“儒书”“比喻故事”（寓言）等题材，似应与南洋课本有所区别。但细检其书，不仅其首集部分课文直接取自南洋公学旧版《蒙学课本》；每集篇末的“便函”一课，更是照搬《新订蒙学课本》的构思。基于“中土文语两歧”的现状，《新订蒙学课本》认为“背诵之法尚不可废，惟背诵而不识字者，当以默书之法救之；背诵而不明大义者，当以问答之法救之”；王亨统则主张贯彻泰西“新教法”：“不必全课背诵，惟按字解明，记其大旨，又摘录功课中之字句，令学者默书于算板之上，写法宜自左而右，以免楷拭糊涂。”不仅要求废除全篇背诵，更鼓励在课堂上采用汉字的右行书写。

　　尽管《新订蒙学课本》《绘图蒙学课本》《绘图文学初阶》三者均有模仿西洋读本的痕迹，但在它们问世的辛丑（1901）、壬寅（1902）年间，新教育权威已开始向日本转移。《新订蒙学课本》三编课文中，便有“某君留学日本”的情境；三编第一课“入学劝勉语”提到：“诸生往岁在塾，于读书、作文、书法、算术等课，较之前岁，皆有进境……”，所设想的科目安排，亦接近当时日本小学校的学制。光绪二十八年，文明书局发印无锡三等公学堂所出《蒙学读本全书》，正式启用“读本”为题名。身为该书编者之一的俞复，曾撰序述其成书缘起：“同人于戊戌八月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堂中课程，略仿日本寻常小学校，分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读书一科，随编随教，本不足存，近欲录副者颇多，爰图画写稿，付之石印。”二十余年后，俞复又在回忆文章中提及：无锡三等公学堂的创议者为吴稚晖、俞复、丁宝书、杜嗣程四人，俞复常川在堂主事，“每日选编课书一首，令学生钞读，就本课中设问题数条令学生笔答之……积至二十八年壬寅春，而成七编”；同年夏，俞复到沪与廉泉等共办文明书局，遂将其书付印。吴稚晖、杜嗣程均为南洋师范生，自有可能受惠于南洋公学编辑《蒙学课本》的经验。但维系编纂诸人更重要的纽带，则来自早年共同肄业江阴南菁书院的经历：“时流年相若，谈说文史，与南菁诸子上下者……每日夕必聚市间茶舍名春源者，据其一隅之晚红晴翠楼，对九龙山暮霭，杂谈训诂词章至嚣，辄引邻座惊怪。当时隐隐领袖其间者，则为廉泉。”春源茶舍地近无锡崇安寺，吴、廉、俞、丁诸人因而有“春源党”之称；而后来三等公学堂的校舍，正是租在崇安寺内。借助直隶学校司、京师大学堂、学部编译局的先后审定，《蒙学读本全书》在清末风行一时，除了文明书局的石印原版，民间更有各种木版翻刻乃至手抄本流传；无锡三等公学堂将日本“读书科”与“读本书”相结合的理想，亦借此获得推广。

　　《蒙学读本全书》原版内封署“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作为与修身、作文、习字、算术等科并立的“读书科”用书，明确使用了“教科书”这一新概念。其分编结构不仅区隔了文字程度，更有区分学科范围之效：前三编多就儿童游戏浅理，附入启事短笺；四编模仿《弟子规》，以《论语》“弟子”章为纲，“专重德育，补修身书之缺”；五编汇集周秦子史寓言，“专重智育，为论理学（逻辑学）之引”；六编“前半为修词，后半为达理”；七编则类似传统文章选本。较之此前《蒙学报》《蒙学课本》等偏重外洋奇闻或格致新知，《蒙学读本全书》更强调本土资源，反对早期“读本书”食洋不化的“呆译”“强译”，主张“编学级则务合日本，而所演游戏故实，则尽属吾国惯习之事”，题材亦尽取自子史古书。除了吸收以往蒙学课文单列生字、区分字类的经验，《蒙学读本全书》规划学程较长，更有可能在课程中包纳歌谣、歌诗、古文等传统文类。这也是针对当时“坊间蒙书多用短句散语，殊少意趣，儿童诵而思倦”的欠缺。

　　《蒙学读本全书》这种本土化或词章化的倾向，多少反映了戊戌以后教育时论的变化。光绪二十六年，有人撰文提倡“小学书以读本为最紧要”，指出非但中外读本用字难易不同，而且“东、西各国小学课书均以本国为主，必无旁及他国者，此定汉文课本最宜取法者也。约举其取材之法：实物、义训、数学、物理、性理、地理、艺业、言行、伦理、诗歌无不包举其中者，似文义甚浅，体裁甚杂，而非文学极深研几，能握其要，而又能合其序，不能恰合体裁也”。换言之，除了涵纳各科知识，编辑“读本”更需要“文学极深研几”的素养。这里所说的“以本国为主”，已有别于南洋公学一系“蒙学课本”侧重的格致救国路线；原本在危急时势下被看轻（或仅视为工具）的中国文籍，重新恢复了正面价值：“小学课书之编，约而言之，宜以振兴汉学、保立汉族为正旨，其取材一以中国往籍为主，乃枢纽也。”庚子以后，随着国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国粹”话语的萌发，蒙学读本的取材也开始强调“以中国往籍为主”。在此舆论环境中，《蒙学读本全书》在文体上标举“浅近文言”，可以说是毫不突兀：

　　日本《寻常小学读本》，一、二编皆用国音白话。然彼有通国所习之假名，故名物皆可用之。我国无假名，则所谓白话者，不过用这个、那个、我们、他们，助成句语。儿童素未习官音者，与解浅近文言，亦未见有难易之别。况儿童惯习白话，后日试学作文，反多文俗夹杂之病，是编一用浅近文言，不敢羼入白话。

　　同样看过“明治十七年小学新读本、二十年小学新读本、二十七年小学新读本”的教育论者陈荣衮，早就发现日本读本“第一本与第二本之上半卷……全是日本俗语”。与之相比，《蒙学读本全书》编者的文体观念更有进境：并未因为参考日本典范就单纯强调俗语文，而是注意到中日两国有“国音”与“官音”之别。前者是已然统合方言而统一全国语音的“国语”，后者则是尚与方言并立而未尽通行的“官话”。稍后升级为教育论争焦点的“国语统一”问题，在此已初见端倪。读本采用白话文体之前，应先有各地统一的“国音”，当时尚未统一“国音”，方言区学习官话与学习“文言”一样困难，故不如先习作文通用的“浅近文言”。

　　从《蒙学课本》到《蒙学读本全书》，新学制酝酿期间的诸多蒙学读本都倾向于“雅言”和“俗话”之间的折衷文体，且呈现出日益文雅化的趋势。这一趋向并非在20世纪初国族主义思潮鼓动下才突然出现，而是经历了长久的铺垫。传统中国的书写语言固然有文、白之分，但二者之间未必能划出明确界限，不仅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内部又有复杂的层次。将“文言”和“白话”各自视为一体而对峙起来的看法，很可能要到相当晚近才产生。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欲将《圣经》更完整地译为汉语，即不得不面对中国书写语言芜杂的状况。据近年学者研考，正是在西洋修辞学高、中、低三体说的启发下，传教士翻译《圣经》时逐渐分化出“深文理”（high wen-li）、“浅文理”（low/easy wen-li）和“白话”（vernaculars）三条路线。虽然最后取得主导地位的是官话和合本，但作为中间文体的“浅文理”却曾一度被寄予未来中国书面通行文体的希望。“浅文理”的弹性非常之大，关于其文体规范，传教士在译经时并未取得共识；但他们早就期待达成一种想象中的“中间文体”，既可以克服“深文理”（古雅文言）造成的阶级隔阂，更能避免官话（Mandarin）或其他方言的地域局限。戊戌以后，梁启超等发起“文界革命”，导入明治日本“普通文”风调和大量汉字“新名词”，充实了“浅近文言”的资源。但梁启超式的“新文体”仍介于文、白之间，可以说是在知识典范（从欧美传教士到日文书籍）和媒介（从《圣经》翻译到报章刊载）转移以后，“浅文理”吸收新资源而获得的一种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