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农民命运是我的研究原点”
从1982年至今，赵树凯在农村研究领域已历经45个年头。其间，他从最初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虽然岗位和单位几经变化，但研究关怀始终聚焦在农民和农村问题。“对农民命运的关切，是我一辈子研究的原点。”采访赵树凯那天，几个小时的访谈中，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学科领域，再加上他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我的神经一直绷得很紧，直到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才慢慢放松下来。或许，只有在那一刻，我才真正地理解了眼前这位采访对象，理解这句话背后一位学者的情怀，以及他所有研究的原动力。
回溯赵树凯67年的人生轨迹，出生、成长于集体化时代的胶东农村，无论是个人命运还是后来的学术研究，都身处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时代进程之中。2010年12月，他研究基层政府问题的著作《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以下简称《乡镇治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市后很快再版，并成为国内外很多大学政治学、社会学基层治理方向的专业参考书目。2013年，经商务印书馆推荐，该书入选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荐书目，并由World Scientific出版英文版。2017年，该书入选商务“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此外，书中一些专章英文版曾收入哈佛大学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主编的论文集 《当代中国的基层政治改革》（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我的研究历程充满了‘野蛮生长’的色彩。”赵树凯说，今天回过头来看自己的研究历程，其间的每一步都未经事先设想规划，而是在具体情境中一步步摸索出来的。四十多年来，他沿着两条不同的研究道路不断前进。一是基层治理研究：从村庄研究开始，后来进入乡镇治理，再进一步积累县级治理研究，研究对象不断向上扩展，逐渐进入高层国家治理。二是农村政策史研究：最初关注农村改革，后来不断向前延伸至20世纪60年代和“文革”时期，向后扩展到新世纪农村政策演变。
但对于赵树凯而言，这两条道路背后，还有一条始终不曾中断的暗线，那就是对改革中政策过程的探索，对真实世界的好奇和对政治体制运作的追问。在《乡镇治理》中，他首次清晰地描绘了乡镇政府的内部权力结构和日常运作模式，揭示基层政府的运行逻辑，被学界誉称“填补学术空白”。
理解中国基层政治的重要文献
“打酱油”“走辅路”“爬楼梯”“开天窗”“炼学说”， 这是赵树凯对自己整个研究历程的戏称，更是一种形象的概括。从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九号院（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原国家农委、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地）当秘书开始“打酱油”；到其后“走辅路”研究当时新兴的农民工问题；再“爬楼梯”从村庄治理深入到乡镇，再到县级治理；最后“开天窗”梳理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政策演变，系统展示高层决策的真实过程；“炼学说”对中国农村改革独特经验进行学术提炼，开辟政策政治学研究新方向，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做出贡献。而我本次的采访缘起，即是他“爬楼梯”时期的研究成果《乡镇治理》。
1999年，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的赵树凯，承担了一项政策咨询课题，对乡镇政府的运行状况进行系统调研，藉此了解基层矛盾、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为此，他牵头组建团队，设计统一问卷和访谈提纲，选取四川、山西、山东、安徽等十个省20个不同类型的乡镇开展实地调研。其直接成果，是据此次调研形成的十个不同专题的内部政策报告，涉及农民负担、乡镇机构改革、农民上访、乡镇公共服务等十个议题。这些政策报告，有的获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优秀调研成果，有的获得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2006 年，赵树凯担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主讲内容即为当年的这些基层研究成果。
作为一项大规模的政策研究，赵树凯已经圆满完成任务，但于他个人而言，在做这一课题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深层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展开，需要继续推进思考和研究，需要思想理论的提炼深化。“这些报告比较简短，每篇两三千字，只讲问题、原因、对策。后来，这批课题调研材料成为《乡镇治理》的原始基础。”赵树凯说，这本书既不是坐在书斋里构思出来的，也不是受到哪本西方理论著作的启发，而是从政策咨询报告里“长”出来的。
实际上，当年赵树凯接手这个课题，也是基于自己此前研究的演进逻辑。“走辅路”时期，他在研究农民上访、村庄选举时，发现很多矛盾根源并不在村庄内部。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负担沉重，各类群体性上访事件频发，很多冲突是乡镇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仅仅研究村庄解释不了现实问题。而在这之前，就当时的学术热点，赵树凯聚焦“村级治理”，组织大学生回乡调查，积累了大量一手案例。但他很快发现，村庄并非一个自足的治理单元，其命运牢牢掌握在乡镇手中。沿着这一路径，他的研究重心自然上移至“乡镇治理”。
“在这本书中，我不是在问‘乡镇政府应该怎么办’，而是在问‘乡镇政府为什么是这样’。”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书在评论文章《农村研究要注重提出新问题》中，称该书为“提出新问题的范本”，肯定其“微观—宏观贯通”的方法论取向。在周雪光看来，在国内外农村研究这个群体中，赵树凯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敏锐的观察分析和犀利生动的文笔而独树一帜，认为他“不是孤立地观察讨论乡镇问题，而是把这些现象置放在国家政权结构和治理的宏大视角之中”。
这些年，来自读者的反馈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该书持久的生命力：豆瓣评分8.7分，众多网友跟帖发表评论。2018年，该书与此前他在商务出版的农民三部曲（《农民的政治》《农民的新命》《农民的鼎革》）修订再版时，与《农民的政治》同时入选商务年度畅销书榜单。
“在我看来，一个好的研究并不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是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思路和分析，从而开拓了新的研究和思考空间。”在周雪光看来，赵树凯的相关研究即是如此。同样，国内学界也高度评价《乡镇治理》，认为其将实证调查与学术研究相结合，首次系统揭示了乡镇政府的日常运行机制，是理解中国基层政治的重要文献。
“insider-outsider”与“三个结合”
曾任黑龙江延寿县县委书记、阿城市委书记的李克军，在读过《乡镇治理》后，称赞作者敢于披露问题，使实证资料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认为他揭示了基层政府运行的困境，展现了对改革的责任心与勇气。而同样的认可来自于周雪光，特别称赞该书“提供了宝贵的一手原始资料，特别是基层干部在实际过程中的心态和行为”。采访过程中，我也很好奇地问过他，面对来自中央部委的调研人员，基层干部能讲真话吗？“关键看相处方式。”赵树凯说，你要让对方信任你，和他平等交流，听得懂基层的现实逻辑，他才愿意吐露实情。更多的时候，他获得这些宝贵的一手材料，不是在调研会议上，而是在饭桌上，又或是返程路上的聊天中。
乡镇是理解中国农村、政府与政治的核心枢纽，而基层政府位于国家政权末梢和国家—社会交接处。写作时，赵树凯力图从不同侧面呈现乡镇基层政府在日常工作中的复杂性、多面性、多变性及其面临的挑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爬楼梯”时期，在研究乡镇治理时，他发现许多问题（如农民负担、官民矛盾）的根源在县级政府，因此必须将研究层面提升至县。为了获得“局中人”（insider）的视角，他于2003-2005年主动申请到河北省涿鹿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深入体验县级政权的实际运作。赵树凯说，这两年，是他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浸入式”体验。
这种兼具“insider-outsider”（局内人-局外人）视角，以及中央政策研究者、地方政府挂职者和基层改革实践者的多重身份，成为赵树凯的集大成优势。学者景跃进在光明日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乡镇治理》微观分析与宏观视野的结合、政策分析与学术研究的结合、本土研究与比较视野的结合……基于基层政治而获得的问题意识以及相应的抽象概念，已经超越了基层政治本身而具有宏观层面的意义。所谓“现象是基层的，但问题是整体的”。
在《乡镇治理》中，读者可以看到赵树凯对西方相关理论的熟悉与借鉴。例如，他对杜赞奇“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的创造性转化。同时，他也借鉴了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但不同的是，他所使用的“低制度化”概念，恰恰揭示了中国的基层政权运作与韦伯式理想类型的巨大差异。在赵树凯看来，这种差异不是缺陷，而是特点。他没有为了迎合西方理论而美化或丑化这种差异，而是客观地描述了这种差异背后的生成逻辑。
支撑这些的，是他丰富的海外学术履历。自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赵树凯先后在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家多所高校访学。2001-2002年，他前往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该中心合作研究员；此后还两度担任哈佛燕京研究所合作研究员。那之后，他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裴宜理有了长期的学术合作。前些年，他们还共同研究基层治理历史上的“工作队”现象。在裴宜理看来，工作队是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基层治理机制。“在学术视野、理论分析、研究方法上，我受裴宜理教授的启发很大。”赵树凯说。
赵树凯自称读书不算多，不属于纯粹学院派，但海外访学逼着他读文献、听课，与西方学者交流。当年在哈佛访学期间，他和傅高义开始交往，有时去他家里交谈，一起聚餐。凭借对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熟悉，赵树凯曾撰文《傅高义的“误读”》，指出《邓小平时代》农村部分的若干事实错误。
当年，《乡镇治理》出版后，学者胡必亮盛赞这是本难得的好书，认为其“问题意识强，抓住了问题要害；且研究方法规范，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当然，赞誉之外，也有批评的声音，其中主要是认为他提炼的概念偏多。但赵树凯的回应是：“我不是学院派，没有预设要构建理论，是大量现实问题的困惑倒逼我做理论概括。”
“为苍生说人话”
1959年，赵树凯出生于山东莱西一个村庄。上小学的前一年，高考被废除，直到上高中，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上大学的一天。在一篇回顾早年求学的文章中，赵树凯说自己那时候都算不上真正的读书，只能称“翻书”，而他的“乱翻书”岁月，其实是无书可读，自然，更不能随意读书。
而他最初的课外阅读资源，来源于“蹭”上高中的哥哥从学校带回来的《红旗飘飘》《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等。另外，因为村庄落后混乱，上级派来了县委工作队，碰巧驻扎在赵树凯家里。因为这一难得的机缘，赵树凯得以接触鲁迅杂文、《中华活页文选》、小说、唐诗宋词，此外，工作队的很多学习材料、报纸杂志，也都成了他的读物。2023年9月，作为优秀校友，赵树凯应邀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开学典礼上致辞，他回忆起对山大中文系的最初了解，即来自于当年县委工作队一位队员和他的闲聊。而其时，赵树凯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位木匠，因为在他心目中，当木匠比种地轻松体面。等到再长大一些，少年赵树凯开始为公社和县广播站写稿件，他的职业理想发生改变，从当木匠变成了当通讯员。
1978年，赵树凯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因为早年的生活经历，毕业时系里对学生进行工作意向摸底时，两个班99名学生中，只有赵树凯一人坚定地选择去农村基层。其时正值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激荡的年代，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希望招收对农村有兴趣、有基层意愿的年轻人，并将相关会议纪要转发到教育部、国家计委等单位。他至今还记得班主任凌南申对他说的那句话：“你申请到农村去，今年没有名额安排。你去北京吧，北京有个单位适合你。”而具体是什么单位，则要等分配方案公布时才能知道。1982年7月，赵树凯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
但进入政策研究机关的前十年，赵树凯主要从事秘书工作。他将这十年的秘书生涯戏称为“打酱油”。这一时期，他接触的主要是农村经济研究，涉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土地经营、粮食问题、农业机械化、生态农业，并撰写相关文章。今天回看这段“打酱油”的经历，他无比珍视：参加的活动多，接触面比较广，经常置身那些中央领导与部长们座谈讨论的场合，经历文件出台前后的争论，也有机会目睹政策如何在争论中成形。“这些场景，不是教科书上的抽象叙述，而是活生生的政治过程。构成了我日后研究的基础直觉，积累了农村改革政策过程的现场感和经验基础。”赵树凯说，如果没有这段“体制内阅历”，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就很容易悬在半空中。
赵树凯研究道路的真正起点，是在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主任时开始的。那几年，他的研究集中在“农民问题”，但他研究的不是主体农民，而是边缘化、新兴的农民群体。这意味着他脱离了当时农村研究的主体领域，走上了一条研究的“辅路”。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转型加速，民工潮汹涌而至，主流学界和政策部门多将其视为“社会问题”或“治安隐患”。赵树凯受到美国社会学家怀特《街角社会》的启发，认为要理解这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须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为此，他清晨与农民工一起在街头卖菜，夜晚清点他们微薄的收入；深入运河码头的帮派组织，理解他们的生存逻辑；带领团队为打工子弟学校奔走，相关报告甚至被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带领校长们进中南海汇报。这些研究，后来发表在《管理世界》《社会学研究》以及英文国际期刊《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上。
2012年到2014年，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了他三本农民研究专著《农民的政治》《农民的新命》《农民的鼎革》。2014年8月，在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商务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商务印书馆授权施普林格出版“农民三部曲”，成为商务首批“走出去”的图书。
大学毕业时，因为对农民问题的浓厚兴趣，赵树凯的毕业论文选择写当代文学中的农民命运。给自己的毕业寄语中，他立志要“为苍生说人话”。“那时我就意识到，我的工作，不仅是世俗意义上的谋生，更有超越谋生本身的意义。”
“心目中最重要的研究”
在学界评价中，《乡镇治理》可谓赵树凯的“集大成之作”。这不仅仅在于他身份与经验的集大成，也体现在其研究主题的核心地位。但赵树凯本人却并不这么认为：“这是我已经出版著作中的代表作，是我学术道路的转折点——从农民、村庄研究转向政府运行、政策过程研究，此前更关注政策执行，此后更关注政策形成。”赵树凯心目中最重要的研究，是正在推进中的农村改革史与政策政治学研究。2010年前后，他开始系统研究农村改革决策史，并从农村改革时期延伸至“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农村政策史。
据赵树凯介绍，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还没有系统、集中展示中国农村改革历史进程的“史料汇编”，也没有相应的“农村改革编年史”“农村改革通史”。“我认为我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而他也的确具备这样的条件和优势：过往40年的研究工作中，他积累了大量农村政策决策的原始资料，包括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内部简报、领导批示、调研报告，等等。2023年6月，他主持的“中国农村改革史丛书（40卷）”成功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同时，他还创办了系列出版物《中国农政》，作为农村改革高层决策史研究阶段性成果的发表平台，由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出版。目前，三部新著（《政策叙事——中国农村改革观察》《村庄与国家——新世纪的乡村治理》《九号院往事——中国农村改革的中枢记忆》）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出版。
谈到当下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工作，赵树凯一脸兴奋。于他而言，投身于这项研究，主要不是因为研究项目任务，更重要的是被一种内在的使命感所推动。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政策演变，他希望能系统地展示农村政策高层形成决策的真实过程，打破外界对农村改革和中国政治的模糊认知。这是他开始转向农村改革决策史研究的初衷。而这一研究，也让他从基层治理的“地面”，跃升至高层决策的“云端”。
为什么国家形成这样的政策？为什么不同制度最后会作出不同选择？为什么同样一个基层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政策安排？对赵树凯来说，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基层治理本身。在政策形成过程的研究中，他将此前在“打酱油”阶段获得的现场感、“走辅路”阶段获得的底层视角、“爬楼梯”阶段获得的结构洞察，全部融会贯通，凝聚提炼新的理论，形成关于农村改革和中国政治的系统理解。
赵树凯认为，农村改革主要表现为政策演进过程，或者说，改革主要是政策变迁，是依靠政策推动发展，而法律制度的变化确认在后。这在中国来讲顺理成章，但放到国际比较上独具特色，国际上一般途径是法律制度变动推进。“对中国改革经验这个特点的关注研究，在学界还不够。”赵树凯说。
而赵树凯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在农村政策领域长期的经验积累和问题沉淀。他研究乡村治理时期，更多关注政策怎样执行；后来研究农村改革史，则更多关注政策如何形成。当前的中国政治学界，对农村改革政策过程的政治学价值缺乏充分关注，甚少理论突破。在赵树凯看来，从农村改革经验的学术提炼出发，研究政策过程中的政治因素，聚集政策权在政策过程中的配置运行，开辟政策政治学的新方向，是中国政治学自主体系建设的重要生长点。对于政策政治学而言，政策本身就是政治运行的重要方式，不仅要研究“政策怎样形成”，而且要解释“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政策”，应该立足中国改革经验建立新的政治理解。由此，赵树凯将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改革史的研究过程，也归结为提炼理论学说的过程。